事实上，古典贵族开始于特洛那时代，而非开始于迈锡尼时代，西方的贵族开始于哥特时代，而非开始于法兰克人和哥特人——在英国，贵族开始于诺曼人，而非开始于萨克逊人。只有从这些真正的起点出发才有历史，因之，只有从那时起，才能有一个不同于望族和英雄的原始贵族等级。在这一卷的第一章里，我称为宇宙节奏的东西在这个原始贵族等级里完成了。因为我们称之为外交的和社会的“机智”的较成熟时期的一切东西——包括战略上的和商业上的敏感度、收藏家对于贵重物品的鉴赏力以及人物品评者的敏锐洞察力——大体说来，还有一切为人们所具备而不是被人们学习的东西、唤起其他无法参加者的无力的猜忌的东西、作为一种“形式”指导事件进程的东西：都不过是明显表现在群鸟的翱翔或一匹纯种马匹有控制的动作中，那同一宇宙的和梦一般的稳妥的一种特殊情形罢了。
僧侣通过思考，对于作为自然的世界去加深他对它的描绘。贵族生活在作为历史的世界中，通过改变其图景而加深它。二者都向伟大的传统演进，但是前者的演进是由于塑造，而后者的演进则是因为训练。这是两个等级之间的根本差别，所以，它们之中只有一个是真正的等级，而另一个则只是为了便于完成对比，才显得像一个等级。培养和训练的有效领域是血统，因此，它们从父亲传到子孙。相反，塑造首先必须有才能，所以，一种真正强有力的僧侣等级始终是个人天资的综合——一种醒觉意识的团体——跟种族意义的根源没有关系；因此，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它是对时间和历史的一种否定。智性上的类同和血统上的类同——对这些对比表现的深处考虑和探查一下吧！可遗传的僧侣制度在用辞上是矛盾的。
在某种意义上，在吠陀时期的印度，它的确是存在的，但那种存在的基础是那里有一个第二贵族的事实，那第二贵族为它自己团体中天颖资聪的成员保留着僧侣的特权。在其他地方，独身生活甚至结束了这种异常违反原则的情况。“人间的僧侣”——不管这个人是否高贵——代表世界中的神圣因果律的一个中心。僧侣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因果性的东西，它是由更高的原因产生的，它本身反过来又是一个有效的原因。僧侣是在醒觉意识和终极秘密之间，紧张伸展着的无时间性外扩之中的中间人；因此，在每一种文化里面，僧侣的重要性是由它的原始象征来决定的。古典的心灵否定空间，因此它不需要中间人和它打交道，所以，古典的僧侣在其刚刚开端时就消失了。浮士德式的人面对着无限，天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抗拒这方面的毁灭性的力量，因此哥特时代的僧侣把它提高到了教皇观念的高度。
作为两种世界观，血管中的血液循环和日常存在及行动中的思想，这两种方式是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在每一种文化里面）出现了两种道德，它们相互轻视——即贵族的风尚和僧侣的禁欲主义，它们互相被指责为庸俗的和奴性的。前面已经指出，如何一个来自城堡，另一个来自寺院和教堂，一个来自历史洪流中的丰满存在，另一个与历史无缘，来自充满天神性质的环境中的纯粹醒觉意识。这些原始印象借以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力量甚至是晚期所想象不到的。世俗和宗教的阶级感情正走上它们向上的途程，并在为它们自己准备一种伦理的阶级理想，这种理想只有适当的人才能接近，甚至他们也必须经过长期的和严格的训练才能接近。伟大的存在之流感到自己是一个与那愚钝的、无节奏的和无目的的血族的渣滓相对立的单位。伟大的精神团体认为自己是一个跟那个尚未入教的渣滓相对立的单位。这类单位就是英雄们的团体和圣徒们的团体。
尼采伟大而永恒的功绩在于他是第一个承认一切道德都具有二重性的人。他关于“主人的”和“奴隶的”道德说法并不确切，他对“基督教”的提法过于肯定地把它放在分界线的一边了，然而，他全部见解的基础却是有力的和清楚的，就是好与坏是贵族性的区别，而善与恶则是僧侣性的区别。好与坏在原始人群和部落中间是图腾性质的区别，形容的不是气质，而是人们，而且是就他们的活生生的存在，对他们综合地加以描述的。好的是有势力的人、富有的人、幸运的人。在每一种青春时期的惯用语中，好都意味着强大、勇敢、纯种；坏意味着贱、鄙劣、平庸，其本来的含义是无势力、无财产、没运气、怯懦、微不足道——就像古埃及所说的“无名者的子嗣”。善与恶是禁忌方面的概念，它们根据一个人的知觉和理性——即他醒觉的气质和有意识的动作，给予他以评价。违背种族意义爱的伦理是不善良的，违犯教会关于仁爱的法令是邪恶的。高尚的习惯完全是长期和不知不觉的、不断训练的结果。它是在交往中学会的，而不是从书本里学到的。它是一种被感知的节奏，而不是一种观念。但另一种道德则是被宣布的，是在因果基础上被整理出来的，因而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并且表现出一种信念。
一种道德完全是历史的，承认品级区别和特权是符合实际和理所当然的，荣誉永远是阶级的荣誉——没有什么“人类的荣誉”。决斗不是不自由人的本分。每个人，不管他是比杜因人（阿拉伯人中的一支游牧民族）、日本武士还是科西嘉人，是农民还是工人，是法官还是土匪，都具有他自己的、不适用于其他生活的荣誉、忠诚、勇敢和报仇的有约束力的观念。每一种生活都有其习俗伦理——没有它是不可思议的。孩子们早在他们的游戏中就有了这种习俗伦理；他们自己立刻懂得什么是合适的。谁也没有制定这些规则，但它们是存在的。它们是不知不觉地从“我们”产生出来的，而“我们”则是自行从群的统一脉息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每个存在也是“合乎形式”的。
每一群由于这一种或另一种刺激而聚集在街衢上的人，当时都有自己的伦理，任何不接受这种伦理、不认为这种伦理是理所当然而予以拥护的人——如说“遵守它”，便是认为行动具有多于实际所有的理性了——就是一个可怜的、卑贵的人，一个外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民和孩子们对这一点具有一种惊人而敏锐的反应能力。不过，孩子们也必须学习教理问答，聆听其中所说的善与恶——它们根本不是不言而喻的。习俗伦理不是真正的伦理，而是实际存在的伦理；它是一种生成的和长成的东西，是感情和有机的逻辑。与此相比，道德从来不是现实的（因为，假如它是现实的，整个世界就会变成圣人般的世界了），而是高悬于意识之上的一种永恒的要求——而且，根据假设，不拘于现实生活和历史的任何差别，高悬在所有人的意识之上。因此，一切道德都是否定性的，一切习俗伦理都是肯定性的。对于后者，“没有荣誉”是最坏的，对于前者，那么“无罪”是最高尚的，对任何人都可以这么说。
所有现存习俗伦理的基本概念都是荣誉。其他一切——忠诚、谦逊、勇敢、侠义、克己以及果断都包括在它里面。荣誉是一个血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理智问题。一个人并不考虑荣誉问题——去考虑它就己经是非荣誉的了。就生活、时间和历史而论，失掉荣誉意味着被废弃。一个人的阶级荣誉，一个人的家族荣誉，男人的和女人的荣誉，一个人的民族荣誉和一个人的国家荣誉，农民、战士甚至盗匪的荣誉——荣誉意味着：生活在一个人身上是一种有价值的、有历史尊严的、优美、高贵的东西。它属于定向的时间，如同罪恶属于无时间的空间一样。大体说来，使一个人身上有荣誉就等于使他具有种族性。与之相反，具有忒赛提天性的人是心灵混浊的人，是流氓，是那种“你尽管踢我但却是求得让我活下去的人”。甘受侮蔑、忘掉屈辱、在敌人前畏缩不前——这一切都表示生活已经变得没有价值，变成多余的了。然而这跟僧侣道德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僧侣道德决不会以降低标准为代价而去执着地迷恋生活，而是拒绝生活、远离生活，因而和荣誉并无附带关系。如前所述，每一项道德行为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苦行，是一种对存在的无视。事实上，它是处于生活和历史世界范围之外的。
在这里，有必要大体预测一下世界历史（特别是伟大文化的晚期和文明初期），去思考一下世界历史是从哪里得到它千变万化的色彩及其事件深奥的象征性的。原始的等级，贵族和僧侣，是生活的两个方面最纯粹的表现，但它们不是唯一的表现。在远古时期——事实上，原始时代本身就经常有这种预兆——还有其他存在之流和觉醒的结合出现，在其中，时间和空间的象征性得到了生活的表现，它们一旦与这二者结合起来，就构成我们称之为社会组织或社会的那种非常完整的东西。
假如说僧侣是小宇宙的和动物性的，那么贵族就是宇宙的和植物性的（因此它与土地具有深厚的关系）。贵族本身就是一种植物，牢固地植根于土壤中，建立在土壤之上——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贵族是一种超级的农民。财产观念就是从这种宇宙性约束之中产生的，它对在空间自由运动的小宇宙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财产是一种原始的感情，而不是一个概念；它属于时周、历史、命运，而不属于空间和因果律。它无法以逻辑为根据，但它是存在的。“占有”起源于植物，它在高级人类的历史中自行增殖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致历史含有植物特性和种族性。因此，最真实意义的财产始终是土地财产，想把其他获得物变成土地的冲动便是族系健全的一种证明。植物占有它深植其中的土地。那块土地就是它的财产，它竭尽它整个存在的力量来保卫它，抵抗异类种子，抵抗那些遮盖它的毗邻植物，抵抗万物。一只鸟儿也同样保卫它在其中孵雏的鸟巢。争夺财产的激烈斗争不是在伟大文化的晚期，不是在贫富之间、围绕动产进行的，而是在植物界起始时出现的。
当一个人在树林中感受到他周围那默默地、无情地为了土壤而日以继夜地进行斗争的情况时，他就会因为那种几乎跟生活本身一模一样的冲动深度而大吃一惊。这是一场长期的、顽强的、酷烈的角斗，是弱者对强者的一种毫无希望的抵抗，它使胜利者也受到损失——这种情况，只有在最原始的人类中，当一个古老的农民家族从土地、从其巢穴被排挤出来，或者一个贵族世家被金钱势力连根铲除，更确切地说，连根斩断时，才可以相比。
晚期城市中的远为显著的冲突具有另一种大不相同的意义，因为，在这里——在各种共产主义里面所争的并不是占有的经验，而是纯粹作为物质手段的财产观念。否认财产的决不是种族冲动，而是圣徒、哲学家和理想主义者的纯粹智性的、都市的、失去了根底的、反植物的醒觉意识的空想抗议。同一理性促使隐居的出家人和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不管他叫做墨翟、芝诺或马克思否认植物性；同一感情迫使具有种族性的人们来保护它。在这里，事实和真理又是对立的。“财产是赃物”这句话是旧思想的一种极端唯物主义的表现形式。那种思想是：“假使一个人能认识整个世界但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对他又有什么用呢？”当僧侣放弃财产时，他是在放弃某种危险的身外之物；当一个贵族这样做时，他就是在放弃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