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于公元前471年在阿克拉伽斯（即阿格立真图姆，是西西里最大、最富有的城市）获得了胜利；公元前465年在叙拉古获得了胜利；公元前461年在瑞癸翁和麦撒奴获得了胜利。在斯巴达，国王克利奥米尼（公元前488年）和坡舍尼亚斯（公元前470年）先后徒劳地企图解放希洛特人（按照罗马的说法，就是门客），并企图通过这种手段为王权争取到罗马保民官的重要地位，以反对寡头政治的监察委员。这个事例所缺少而为罗马事例所有（虽然被我们的学者忽略了）的因素，乃是商业城市的居民数量，它赋予此类运动以优势和领导地位；由于这个原因，甚至连公元前464年的希洛特的大暴动都失败了（关于平民离开罗马前往圣山的罗马传说，也许就是由这件事引起的）。
在一个城邦中，乡村贵族与城市贵族开始融合了（这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城乡这一运动的目标），但是市民和农民却没有融合。就他们同寡头政治的斗争而论，他们是一个党派，即民主党，但在其他方面他们是两个党派。这就是在下一次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在这次危机（公元前450年左右）中，罗马贵族图谋重建其作为一个政党的权力——我们必须这样解释十大法典编纂委员的设置和保民官职位的废除；这样解释十二铜表法的制定，新近获得政治存在的平民因此法而未能得到“通婚权”和“经商权”；而且尤其应该这样来解释小型乡村部落的设立，在其中古老家族的势力不是在法律上而是在事实上占了上风，并且此时这些小型乡村部落，在建立于古老的百人团民会旁边的管区民会中，享有16对4的绝对多数。这一点自然意味着城市居民的特权被农民剥夺，而且它无疑是贵族党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企图使地方居民和他们自己对于城市的货币经济的共同反对在共同的一击之下奏效。
反击很快就发生了；这种反击见于取消十大法典编纂委员后出现的十个保民官中，然而还有其他一些不能不同此有关的事件——即斯普里乌斯·美里乌斯建立僭主政治的企图（公元前439年）；军队设立有执政官职权的保民官以便代替民政官吏（公元前438年）；此外还结束了禁止贵族与平民之间通婚的卡努列优斯法（公元前445年）。
自然，毫无疑问的是：在贵族党和平民党内部有这样的派别，它们想通过废除元老院或废除保民官的办法来破坏罗马城邦的这个基本特征，也就是元老院和保民官的对立；然而这种形式已经变得这样适合，以致它从未受到过严重的挑战。由于军队实行了平民适任最高官职的办法（公元前399年），斗争遂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公元前五世纪在内政方面可以总结为争取合法的僭主政治的世纪；从那时以后，政体的两极性得到了承认，诸政党不再为废除重要的官职而斗争，却为夺取重要的官职而斗争。这就是在萨姆尼乌姆战争时期发生的革命的实质。从公元前287年起，平民得担任一切官职，并且保民官的建议，当得到他们的赞同时，即自动地成为法律；在另一方面，元老院自那时以后经常用收买或其他的办法诱使某一保民官运用其否决权并以此来剥夺掉这种机构的权力。罗马人的法律的精巧就是在两个主管当局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其他地方，决定常常是通过拳头和棍棒——术语为“暴力政治”——做出的，但在罗马宪法的这一黄金时期里，即公元前四世纪，习惯上却是使用论文和说明的武器。使用论文和说明的武器是一种论战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法律措词的最细微的论点都可能成为决定性的。
然而在整个古典历史上罗马元老院和保民官的这种均势是独一无二的。在所有其他地方，这不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平衡问题，而是一个相对的二者择一的问题，即寡头政治还是平民政治。纯粹的城邦以及与之等同的民族被当作既定的前提来接受，但二者无一具有内在形式的稳定性。一个党派的胜利意味着另一党派的一切组织的废除，而且人们变得习惯于不把任何事物视为神圣到或有效到足以免除当代战斗的种种危险。斯巴达的“形式”可谓元老院的，雅典的“形式”可谓保民官的，而且到了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关于在两种形式中必须择取其一的观念业已确实不移，以至于后来只能采取根本的解决办法。
这样，罗马的前途就确定了。罗马是一个在其中政治热情只以人而不再以机构为其目标的国家，是唯一牢固地具有“形式”的国家。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即元老院和保民官，是日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捣碎的铜墙铁壁般的形式；而其他任何国家，因为它们在古典国家世界中的权力范围十分狭窄，只能再一次证明这个事实：对内政治只是为了对外政治才能存在，并且才存在着。
在此关键时刻，当文化开始转变为文明时，非等级者第一次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对事情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预。在僭主政治和福隆德党时代，国家曾求援于非等级者去反对等级本身，亦等级者第一次懂得了自己是一种力量。现在，它以向其他方面争取自身自由的阶级身份，为了自己而运用它的力量。它发现：专制的国家、皇室、根深蒂固的制度是古老的各个等级的天然同盟，是象征性传统的真正的和最后的代表。这就是第一次僭主政治和第二次僭主政治、福隆德党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之间的差别。
国家对于国内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有繁重的需求，城市理性感到它是一个包袱。所以，在同一局面下，巴罗克艺术的伟大形式开始被认为是有束缚性的，变成了古典主义者或浪漫主义者——也就是，病态的和没有成形的；从1770年起，德国文学就是强有力的个别人物对有束缚性的诗歌的长期反抗。关于整个民族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受到“良好训练”或“合乎形式”的观念变成不可容忍的，因为个人的内心已不再处于良好状态中了。道德、艺术、思维方式方面都是这样，政治方面尤其是这样。每一次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以大城市为舞台，以不理解古老的象征为标志的；它用实实在在的利益，用热情思想家与世界改良家希望其概念得到实现的渴望（甚至只是其愿望）去代替那些古老的象征。现在，除了理性所能证实的以外，什么都没有价值了。
但是，这样被剥夺了一种在本质上是有象征性的、在作为上是形而上学的形式的崇高地位之后，民族生活在历史的存在之流中就失去了仰首自如的力量。在法国政府——愚笨的路易十六手下的一小撮能干而又有远见的人——绝望地试图保持他们的国家的“现状”之后，在1787年味真兹逝世以后，外部情况的整个重心就变得很明显了。从这位外交家逝世时起，法国就在欧洲的政治结合中消失多年，不见踪影了；同时，皇室不顾一切阻力所进行的巨大改革——尤其是那一年根据最自由的自治原则所进行的一般性行政改革——仍还是完全无效的，因为鉴于国家的软弱无力，诸等级当时所面临的问题突然变成了一个权力问题。正与一世纪以前和一世纪以后一样，欧战已经带着坚定的必然性日益迫近，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外部的情势。作为一个等级的贵族很少从外交政策和世界历史来考虑间题，而作为一个等级的资产阶级则从未这样考虑过。新形式的国家是否能在其他国家中站得住脚，谁也不过问。关心的只是它能否获得人的“权利”。
资产阶级是一个代表城市“自由”的阶级，它的强烈的阶级感情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在西欧，甚至持续到了1848年以后），但是它从来没有完全成为自己行动的主人。首先是因为，在每一危急的情境中都可以看出，它的统一是一种消极性的统一，只在反对某种别的事物时才真正存在——“第三等级”和“反对党”几乎是同义的——并且一旦他自己有什么建设性的事要做，不同集团的利益就一直拉扯不清了。从某方面得到自由——这正是大家所需要的。但是才智之士要求国家反抗历史事实的压力，实现“正义”；或实现“人权”；或实现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的自由批评。金钱则要求一个自由的途径，去取得买卖上的成功。有许多人要求停止或抛弃历史的伟大性，或希望割断这种或那种传统及其体现，而这却是他们本来在物质上或精神上赖以为生的。
但是此时以及以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因素，那是在福隆德党（包括英国的内战）或第一次僭主政治的冲突中所不曾存在过而此时代表一种力量出现的——就是在一切文明中以各种不同的被蔑视的名目出现的——社会渣滓、群氓、暴民、贱民——但都具有同样可怕的含义。现在只有大城市说话才具有决定性的分量，城市以外最多能够接受或拒绝既成的事实，一如我们的十八世纪所证明的；在大城市中，人口中一部分没有根基的人置身在一切社会联系之外。他们并不感到自己属于某一等级或某一职业的阶级，甚至并不感到属于真正的工人阶级，虽然他们不得不作工。从一切阶级和身份中抽出的成分都本能地归属于它——这些成分包括连根拔起的农民、受过教育的人、破产的商人、特别是（就像喀提林时期异常清晰地表现的）脱轨的贵族。
他们的权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数，因为他们永远处于现场，永远参与重大决策，随时准备行动，一概不尊重秩序，甚至根本不尊重一个革命党派的秩序。事件之所以具有那种使法国革命区别于英国革命、使第二次僭主政治区别于第一次僭主政治的破坏力，就是从他们得来的。资产阶级对于这类群众真正感到不安，必须自卫，并设法使自己跟他们区别开来——葡月（法国共和历的第一个月）十三号（1795年10月5日）拿破仑的勃兴就是基于这一范畴的自卫行动。但在事实的压力下，区别的疆界是划不出来的；资产阶级因为人数相对的少，内部的团结随时有破裂的危险，它的进攻的力量是微弱的，每逢它用这种微弱的进攻力量向旧秩序进攻时，这类人就打进他们的队伍，涌上前线，带来赢得胜利的绝大部分动力，并经常设法为自己巩固赢得的地位，而且他们通常还会得到那些在精神上被俘虏的受过教育的人从理想方面给予的不断支持，或得到那些为了使自己脱离危险而转到贵族和牧师身上去的金钱力量从物质方面给予的支持。
在这一时期，事情还表现出另一方面的重要性——在这里抽象的真理首次试图参与事实的世界，主要城市已变得很大了，城里人在整个文化的醒觉意识中变得很优越、很有影响力了（这种影响我们称之为舆论），以致那一直无懈可击的血统权力及血统所固有的传统被动摇了。因为我们要记得，在形式的终极发展中，巴罗克国家和绝对的城邦彻头彻尾地是一个种族的活生生的表现，要记得，历史在这些形式下的自我完成具有这种种族的充分脉息。这里，任何能被形成的国家学说都是从事实中引伸出来的，都是俯首在事实的伟大面前的。国家观念最终控制了第一等级的血统，使它完全地、无保留地为国家服务。“绝对的”意味着伟大的存在之流在形式上是一个单位，它具有一种节奏和本能，不管那节奏的表现是外交的还是战略的眼光，是道德和礼法的尊严，还是在艺术和思想上严格而挑剔的爱好。
现在，作为这一伟大事实的对立面，理性主义出现并开始传播了，在前面我们把它称为受过教育者中的共有的醒觉意识，他们的宗教是批评，他们的神力不是神而是概念。现在，书本和一般理论对政治开始发生了影响——在老子的中国，就像是在诡辩派的雅典和孟德斯鸠的欧洲——并且他们所形成的舆论作为一种十分新式的政治的量插入外交的道路上。如果说庇士特拉图或黎塞留甚至说克伦威尔决定他们的行动时是受了抽象学说的影响，那是荒谬的，然而自从“启蒙运动”取得胜利以后，实际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的。
但文明中伟大概念的历史作用跟理想家心目中所设想的有很大不同。一种真理的效果永远和它的倾向是大有区别的。在事实的世界中，真理只是手段，它只有主宰精神从而主宰行动时才是有效果的。它们的历史地位并不取决于它们是不是深刻的、正确的、或仅是合乎逻辑的，而是取决于它们发不发生作用。我们从“口号”这一措词中看到这一点。两三个鼓舞人心的字音对于每一次文明化革命的作用，同某些被活生生地经验的象征对于青春时期的宗教的作用（例如圣冢之于十字军，基督的实体之于尼西亚宗教会议时代）是一样的。只有口号才是事实，至于它们所由来的哲学和社会学体系的残余，跟历史是没有关系的。然而，作为口号，它们在大约两个世纪中是第一等的权力，甚至比血统的节奏更强有力，这种血统的节奏在向外扩充的城市的僵化世界中正开始变得黯然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