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攻击韦瑞斯的全部演说的意图是要在美好的伦理热情的掩盖下使法官相信把被告判罪是合乎他们那一阶层的利益的。在古典社会，人们通常认为，法庭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私人的和政党的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雅典民主派的原告在发言结束时往往提醒人民所推选的陪审官，说如果他们把富有的被告放免，他们就将丧失应得的酬费。罗马元老院之所以具有惊人的权力，主要在于他们占有把每一个公民的命运掌握在手中的全部司法的（陪审官的）席位；革拉古在公元前122年颁布的法律，把司法权交给骑士团，把贵族——即官吏阶级——交给金融界，因此是有深远意义的。公元前83年，苏拉在剥夺金融巨头的权利的同时又把司法权还给了元老院，当然是作为政治武器还给它的，于是掌权者之间的最后决斗在选出的法官的不断更替中找到了另一种表现形式。
古典的公会场，特别是罗马的公会场，把群众当作一种有形的实体聚拢起来，为的是强迫群众根据要求来使用它的权利，而“同时代的”英美政治则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报栏创造了一个智性的和财力的张力的势力范围，在这种范围内，每个个体都不知不觉地各就各位，因此不得不按照一个不在身边的主宰人物所认为合适的去想，去判断，去行动。这是动力学与静力学的对照，是浮士德式的与阿波罗式的世界感情的对照，是第三度空间的热情与纯粹可感知的现在的对照。人并不对人直接说话；报纸和它的伙伴新闻电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整个整个的民族和大陆的醒觉意识都置于由论点、口号、观点、情景、情感所组成的一种震耳欲聋的猛烈炮火下面，以致每个自我都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智性之物的一种纯粹机能。从政治上看，金钱并不是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金钱本身并不变成请帖和美酒。金钱变成了力量，它的数量决定它能发生影响的强度。
火药和印刷术都是在哥特时代的顶盛时期发明的，都来自日耳曼人的技术思想；它们是浮士德式远距离战术的两种伟大手段。晚期开始时的宗教改革目睹了最早的传单和最早的野炮，文明初期的法国大革命目睹了1788年秋的最早的小册子风暴（番恩的《人权》和西哀士的《第三等级是什么》）和华尔美战役的最早的密集炮战。但与此同时，大量生产和广泛传播的印刷文字，在知道如何利用印刷文字的人的手里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武器。在法国，直到1788年，这仍然只是一个表达私人信仰的问题，但在英国则已超越了那个阶段，深思熟虑地谋求对读者产生影响。那次从伦敦发动的、在法国土地上进行的、以拿破仑为攻击对象的论文、传单、假回忆录之战，就是最早的伟大例证。启蒙运动时的零散页片变成了“报纸”——这是一个意义极其深远的匿名的字眼。报纸上的战斗变成了采用其他手段的战争的延续或准备，并且在十九世纪的年代里，前哨战、佯攻、突袭、猛攻等战略已发展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一次战争可能在打响第一枪之前就失败了，因为当时报纸已经看到了胜利。
今天我们在这种才智性的炮火下非常胆怯地生活着，以致很少有人能够发自内心地超然物外，而这是清晰地观看一幕怪诞的戏剧所必须的，在纯粹的民主伪装下起作用的权力欲已经很好地完成了它的杰作，以致客体的自由感实际上由于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奴役行为而感到自鸣得意。自由资产阶级认为废除了最后一种束缚，即出版检查，是值得自豪的，可是报纸的独裁者——北岩爵士（英国报业巨头，《每日邮报》、《每日镜报》的创始人）——却把读者奴隶群放在他的社论、电讯和图画的支配之下。民主政治凭借它的新闻纸已经完全把书本从人民的精神生活中排除掉。书的世界及其使人不能不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真正占有了。人民读一种报纸，读“他们的”报纸，这种报纸每天成千上万地从住户的前门塞进去，从早到晚煽惑理智，凭借更为动人的布置使书籍湮没无闻，假如有某种书籍竟然出现，就用“评论”它的手法阻塞和排除它可能产生的影响。
什么是真理呢？对于群众来说，经常读到和听到的就是真理。一滴孤独的小水珠可能滴落在某个地方，在那里收集可以判定“真理”的根据，但它所得到的就是它的真理。另一种真理，只关心事实世界的效果和成就的当前的公众真理，今天是报纸的一种产物。报纸所希望的就是真的。报纸的指挥者唤来真理、改变真理、更迭真理。报纸只要做三个星期的工作，真理就会被每一个人所承认，报纸的根据只在有钱使之不可动摇时才是无法驳倒的。古典的雄辩术旨在效果，不在内容——莎士比亚在安东尼的葬礼演说中出色地表现了这一点——可是雄辩术仅限于具体的听众和当场的效果。我们的报纸的动力所需要的是永久有效。它必须把人们的心境经常地置于它的影响之下。当财力有利于相反的议论并使这些议论日益频繁地接触人们的耳目时，它的论证就立即被推翻了。那时，舆论的指针就指向了较强的一极。人人立即相信那新的真理，并认为自己是从误信中清醒过来了。
与政治性的报纸密切联系着的是普及学校教育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古典世界是完全没有的。在这种需要中有一种很不自觉的因素，就是想把作为政党政治的目标的群众赶进报纸的势力范围。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把民众教育毫无保留地看成一种纯粹的单纯的启蒙工作，甚至今天人们也能到处发见醉心出版自由的愚人——这种情形恰好为世界性报纸的即将到来的皇帝们铺平道路。已经学会阅读的人们屈服在这些皇帝们的权力之下，并且指挥报纸的权威对人民的最终决定产生了晚期民主政治中虚幻的自决权。
在当今的斗争中，战术取决于剥夺对方的这一武器。报纸在它得势的真正的幼年时期被传统的拥护者用以自卫的官方检查所苦，于是资产阶级就发出呼声，说精神的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现在群众平静地在走自己的路；群众已经确切地取得了这种自由。然而，在看不见的幕后，新兴的势力正以收买报纸的手段彼此在争斗。不等读报的人觉察到，报纸连同他本人都换了主人。在这里，也是金钱取得了胜利，金钱强迫自由精神为它自己服务。任何驯兽者控制他的动物也不过如此。作为读报群众的人民一旦失去了控制，他们就会冲过街衢，向指定的目标冲击，令人惊惧，打破窗户；可是，只要给报纸编辑部一个暗示，群众就会镇静下来，走回家去。报纸在今天是一支具有几个严密组成的兵种、以新闻记者为军官、以读者为士兵的队伍。但是跟任何队伍一样，士兵在这里也盲目地服从，而且战争目的和作战计划的改变是不让士兵知道的。读者既不知道也不容许知道他是因为何种目的而被利用的，甚至不知道他要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们想象不出对思想自由的讽刺有比这种情形更为骇人听闻的。从前一个人不敢自由思考。现在，他敢思考了，但他不能思考；他的思考意志只是心甘情愿地按照指示去思考。他认为这就是他的自由。
这种过时的自由的另一方面是，允许每个人随意说话，可是报纸却有注意或不注意他所说的话的自由。只要不向世界通报，报纸就能宣判任何“真理”的死刑——这是一种缄默的可怕的检查，由于新闻纸的读者群绝对不知道有这种检查存在，所以它就更有力量。这里，就像在凯撒主义的临盆痛苦中所出现的，出现了一种被埋没的青春时期的特征。事变的真相和目的将自行隐退。正如早期哥特型的表现意志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中再度迸发，但迸发得很冷静、有节制、很文明一样，哥特教会控制人们心灵的那种铁的意志又以“民主政治的自由”的形式再一次出现了。“书本”的时代受到传道的时代和报纸的时代的夹击。书籍是一种个人的表现，传道和新闻纸则服从一种非个人的目的。
经院哲学的年代在世界史中为智性训练提供了唯一的例证，这种训练是普遍施行的，是不允许与被愿望的统一相抵触的著作、言论、思想出现的。这是精神上的动力学。古典人、印度人或中国人看到这种景象一定会感到可怕。但是同样的事情重复发生，这是欧美自由主义——即罗伯斯庇尔所说的“自由对暴政的专政”——的一种必然的结果。代替火刑的是巨大的沉默。政党领袖们的独占通过对报纸的独占来获得支持，竞争者努力用金钱的手段来使读者——不，是使民族——一起不再对敌方效忠，归他们自己去进行心理训练。人们在这种心理训练中所学的，都是那些被认为他们应该知道的东西——一个更高级的意志为人们把他们的世界图景综合起来了。现在不像对巴罗克时代的王侯一样，已经没有必要使人民承担服兵役的义务了——一个人可以用论文、电讯和图画来驱策人们的心灵，直到他们嚷着要求获得武器并迫使他们的领袖们进入他们被迫进入的冲突中去。
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结果。假如在真理的世界中是证据决定一切，那么在事实的世界中就是胜利决定一切。胜利意味着某一件事物胜过了其他的事物。生活已经彻底战胜，世界改良家的梦想只是成了有主宰天性的人们的工具。在晚期民主政治中，种族突然出现，种族或者使理想成为它的奴隶，或者轻蔑地抛进深渊。在埃及的底比斯、在罗马、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在其他任何文明中，权力欲没有像在我们的文明中一样用如此无情的形式表现出来。
群众的思想被置于钢铁般的压力之下，因而群众的行动也是一样——由于这个原因，也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被许可成为读者和投票人，也就是处于双重的奴役状态；另一方面，政党则变成了少数人的驯服的奴仆，即将到来的凯撒主义的阴影已经射在人们的身上。英国的王权在十九世纪变成了一种庄严而空洞的装饰品，议会在二十世纪也会这样。从前用来对大众炫耀的是节杖和王冠，今天所用的则是人民的权利，而且越是拘泥细节，它们就越没有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谨慎的奥古斯都就从不放过任何强调古老的、被人尊崇的罗马自由的习俗的机会。但是权力甚至今天也在转移，相应地，对我们说来，选举也正在堕落成为昔日罗马那样的滑稽戏。金钱为握有金钱的人的利益组织选举程序，选举事务变成了一种当作民众自决权来表演的预先商量好了的竞技。如果选举本来是合法形式的革命，那么它已经把那些形式耗尽了，所以当金钱政治令人无法容忍时，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再用血腥残暴的原始手段来“选择”它的命运。
当金钱业已将才智毁灭之后，民主政治通过金钱变成了自己的毁灭者。然而，正因为那种认为现实能凭借任何一个芝诺或马克思的观点来加以改良的幻想已经消失，人们已经懂得，在实际领域中，一种权力意志只能被另一种权力意志所推翻（因为那是战国时期的伟大的人类经验），于是最后就唤起了一种深深地向往一切残存的古老而有价值的传统的心情。人们对货币经济的厌倦已达到厌恶的程度。人们期望从某些地方得到拯救，他们期望得到一些荣誉和豪侠的、本质上是高贵的、不自私和负责任的真实的事物。于是这样一个时代开始了，这就是，被大城市的理性主义所抑制的、充满形式的血统力量，又在内心深处重新觉醒了。
每一项为未来保存下来的王朝传统和旧贵族秩序中的事物，每一件具有轻视金钱的高尚伦理的事物，每一件在本质上很健全，值得按照腓特烈大帝的说法称之为辛勤地工作、勇于自我牺牲、小心谨慎的国家公仆的事物以及我在其他地方用社会主义一词来描写、借以跟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一切事物，所有这一切都突然变成了巨大的生命力的焦点。凯撒主义是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但是凯撒主义的根须却深深地伸进了血统的地下。古典时代凯撒的权力来自保民官的职位，他的尊严及职权的终身性是因为他是元首。在这方面，昔日的哥特型心灵也重新觉醒了。
骑士团体的精神超过了掠夺成性的海盗精神。以后的有力人物可能会把地球当作他们的私有财产——因为文化的伟大政治形式在无可挽回地倾塌——但这并无关系，尽管他们的权力是无形式的和无限的，但他们的权力担负有某种任务。这种任务就是按其本来面目来辛勤地照管这个世界，这是沉溺于金钱权势的时代的反面，它要求高尚的节操和良心。然而正因为这样，现在就发生了民主政治与凯撒主义之间、垄断的货币经济的领导力量与凯撒们的纯粹政治性的发号施令的欲望之间的决战。而且为了理解这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决战——在这场决战中政治收复了它的地盘——我们现在就必须把我们的视线转到经济史的体相方面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