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不论是什么政治目的，各种力量都是不可缺少的。但这个事实被“邪不压正”或“邪不久矣”的口号掩盖住了。即便正义的一方获胜，也是因为力量占优。众所周知，力量依靠舆论，舆论凭借宣传，在宣传上比敌人显得更有道德是表面上的优势，显得有道德的方法是真的有道德。因此，胜利其实往往掌握在公众认为最有道德的一方。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不仅是宗教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十一至十三世纪教会权力不断增强的重要原因。然而，有些时代很混乱，赤裸裸的无赖行径屡屡得手。这种时代人们往往受“人性为己观”支配，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觉得划算就能接受。于是，马基雅维利说，生活在这种时代，要时刻摆出一副很有道德的姿态。
马基雅维利还有这样一个观点：大多数的文明人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他说，如果有人打算建立一个共和国，那么，他会发现，把共和国建立在农民中间，要比建立在城市容易得多，因为城市可能已经变质了。即使是利己主义者，他的最明智的方针也要随他统治的民众来决定。因此，相比于依靠没有道德观念的民众，政治家在依靠有道德的民众时，行为要好得多。尽管伪善之心总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适当的制度可以缩小这种成功的程度。
和大部分古代人一样，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在某个方面显得肤浅。他脑子里都是莱库格斯和梭伦这些人的主张，他们不考虑社会的实情，就想创立一个完整的社会。把社会视为有机生长体，而且政治家仅能起有限影响是近代的社会概念，这不见于柏拉图的思想，也不见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
不过，我们不妨这样主张：即使在过去的一段时期，进化论的社会观是合于实情的，但至少今天它已经不能适用。我们必须为现在和未来另换一个可以称为“机械论”的概念。现在，俄国和德国创造出的新的社会就好像神话人物莱库格斯创造斯巴达一样。古代的统治者是仁慈的神话，而现代的统治者却是恐怖的现实。与过去的世界相比，现在的世界更接近于马基雅维利的世界了，谁企图驳倒马基雅维利的哲学思想，就必须进行一场超过十九世纪也必须要进行的深思。
伊拉斯谟和莫尔
文艺复兴在西欧其他国家开始的比意大利晚，后来还和宗教改革纠缠在了一起。与意大利相比，这些国家的文艺复兴有很多不同之处，它不仅井然有序，而且还与道德紧密相连，尽管它不如意大利的先驱们那般辉煌，但也比较坚固。
这一时期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应该算是伊拉斯谟（1466—1536年）和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他们两人私交很好，都有渊博的学问，都瞧不起经院哲学，都主张教会的变革应从内部开始（可是当变革真正发生时，又都悲痛不已）。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新世界和旧世界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他们也变得不合时宜了。结果，伊拉斯谟生活潦倒，而莫尔却死了。
伊拉斯谟是个出生在鹿特丹的私生子，在他尚未成年时，他的父母就先后死去了，他的监护人诱骗他在修道院做了修士。1493年，伊拉斯谟做了康布雷地方主教的秘书，这使他得到了游历各地的机会。
1499年，伊拉斯谟第一次访问英国，在那里认识了莫尔和约翰·柯列特两位，他接受莫尔和柯列特的建议，开始着手研究实际的工作。伊拉斯谟还从柯列特讲授《圣经》课程的经历，认识到学习希腊语的重要，于是，在离开英国后，他就开始自学希腊语，两年后便熟练掌握了希腊语。1506年，他到了意大利，很快他发现，这里没有值得学习的东西，于是便开始选编圣杰罗姆的著作，还计划编著一本希腊文（附有新拉丁译文）圣经新约。10年后，他终于完成了这些工作。1509年，伊拉斯谟从意大利前往英国，这是他第二次访问英国，他在那儿停留了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激发英国的人文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现在还有人读的唯一一本伊拉斯谟的著作是《愚人颂》。在这本书里，“愚人”兴致勃勃地发表自白，这些自白涉及人生的各个领域、职业和阶级：如果没有她，人类就会灭亡；最幸福的人是抛弃理性的近乎畜类的人，因为建立在幻想上的幸福的代价最低，因此是最高的幸福，的确如此，想象当国王比实际当国王要容易得多。
之后，伊拉斯谟又嘲讽民族骄傲和职业自负，他指责教授们太过自负，因为他们要从自负里获得幸福。有时，这样的嘲讽又变成了谩骂，借“愚人”之口，伊拉斯谟批评了教会的各种弊端。批评了教会，伊拉斯谟也没有忘记指责教皇，他认为，教皇应当效法主谦逊的品质和清贫的生活。
既然伊拉斯谟对教会和教皇有如此多的不满，那么他应该是支持宗教改革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伊拉斯谟认为，真信仰是一种愚痴——关于愚痴，通篇只有受到嘲讽的颂扬和受到真心的颂扬两种。其中，后者的那类愚痴是从基督徒淳朴的性格中显露出来的。伊拉斯谟厌恶这种颂扬。它还有更深刻的一面：这是卢梭《萨瓦牧师》中的见解的第一次出现。根据这一见解，神学全部是多余的，真正的宗教信仰发于情。在本质上，这种看法是北方重情主义排斥希腊尚知主义，目前已被新教徒普遍接受。
伊拉斯谟的文字怪僻生硬且不知廉耻。他写过一本名叫《基督教骑士手册》的书，在那本书里，他奉劝没受过教育的军人读读《圣经》和柏拉图、安布罗斯、杰罗姆、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为了普及拉丁语的用法和习惯，他编著了一部内容丰富的拉丁语格言书。除此之外，他还编著了一本名叫《对话》的书，教导人们用拉丁语谈论日常生活和事物。那时候，拉丁语是唯一的国际语言，因此，伊拉斯谟普及拉丁语的作用比现在我们认为的大得多。
宗教改革以后，伊拉斯谟先是居住在充满旧教正统的卢凡，后来又移居已经信仰新教的巴塞尔，旧教和新教两派都极力拉拢他，但他都不为所动。众所周知，他曾猛烈抨击教会的弊端和教皇的罪恶，在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1518年，他创作并发表了讽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进天国未果的作品《吃闭门羹的尤利乌斯》。由于讨厌马丁·路德蛮横的作风和憎恨斗争，伊拉斯谟最终还是投进了旧教的怀抱。
1524年，伊拉斯谟发表了一部旨在维护自由意识的著作，与否定自由意识的马丁·路德展开了辩论。结果，马丁·路德凶狠的答辩迫使伊拉斯谟进一步走向反动，地位也日渐衰落，最终脱离了时代。面对这种局面，如果不能获胜，正人君子只能选择殉教，比如他的朋友莫尔就选择了殉教。伊拉斯谟继续活着，后来又进入了英雄骨气和不容异己的时代，可是，这两样本领里，他一样也没有学会。
尽管托马斯·莫尔要比伊拉斯谟更值得人们敬佩，但地位和影响却比伊拉斯谟差很多。
莫尔是一个虚心而真诚的人文主义者。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对希腊语很感兴趣，这被认为是对意大利的“不信者”表示好感。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开除了。之后，莫尔迷上了卡尔图斯教团，并打算加入这个教团。就在此时，他认识了伊拉斯谟，在伊拉斯谟的影响下，他放弃了这个打算。由于父亲是法律家，因此，莫尔又决定从事法律这个行业。1504年，身为国会下院议员的莫尔带头反对亨利七世增税的决定。虽然莫尔取得了胜利，但愤怒的亨利七世却把他的父亲关进伦敦塔，囚禁了一段时间。
1509年，亨利八世即位，莫尔不仅得以重操旧业，而且还被亨利八世重用，五年后被封为爵士。尽管亨利八世对莫尔宠信有加，但莫尔却并不对这位国王抱有幻想，他认为，亨利八世很可能会因为一座城池的好处而牺牲他。果然，不久之后，由于反对亨利八世为迎娶安·布琳而与凯萨林离婚，莫尔失宠了。失宠之后的莫尔于1532年辞去公职，但他与亨利八世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最终，莫尔被亨利八世判处死刑。
人们记得莫尔是因为他写了《乌托邦》。《乌托邦》跟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所有东西都归公有，没有共产制度就没有平等。但莫尔还是反对说，共产制度会让人变得懒散，还会破坏对长官的尊敬。
乌托邦中的54个城市，除了首都外，格局都一样：街道都是20英尺宽，住宅也都一模一样，乡下有年老贤明的夫妻管辖的不少于四十个人和两个奴隶的农场。奴隶都是因为犯罪而被判刑的人，或者是收容的在其他国家犯了死罪的外国人。
乌托邦的所有居民衣着统一而一成不变，但却区分男人、女人、已婚者和未婚者。人们每天只在午饭前和午饭后各工作三小时，晚饭后娱乐一小时，晚上八点准时上床睡觉。如果长官发现生产出的物品还有剩余，就可以暂时缩短工作时间。
学者是从所有人中选举出来的，他们可以被免除其他的工作。承担政治工作的人又是从学者中选举出来的。乌托邦的政体是采用间接选举制的代议民主制，最高领袖是终身制的，但人民有权废黜他。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只有尊荣而没有实权的祭司。
乌托邦的福利设施非常完善，有医院、吃饭的会堂——当然，人们也可以在家里做饭，只是规矩比较烦琐。在婚姻方面的规矩也不比吃饭简单。按照规定，不论男女，如果结婚时不是纯洁之身，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夫妻任何一方犯有通奸或其他不能容忍的罪行，另一方可以提出离婚，有罪一方不能再次结婚；如果夫妻双方愿意，也可以无条件离婚；破坏他人婚姻的人会被贬为奴隶。
尽管乌托邦居民鄙视战功，但不论男女都乐于学习作战，但不强迫任何人作战。他们通常会因为家园受到外敌侵犯、拯救盟邦或解放某个受压迫的民族这三个原因发动战争。不过，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设法让雇佣兵为他们卖命。因此，他们储备了大量金银，用来支付雇佣兵的报酬。除此之外，他们还发明各种巧妙的兵器。总之，在战争的态度上，尽管乌托邦居民也很勇敢，但总体是理智胜过勇武。
乌托邦居民认为快乐即是福，他们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不禁欲，能包容一切宗教，几乎人人都信仰神和永生，无信仰者无权参加政治生活。
《乌托邦》一书的很多观点带有惊人的进步性，这主要体现在它关于战争、宗教自由、反对杀害动物和赞成宽大刑罚方面。不过，乌托邦里的生活好像也很单调和枯燥。这恐怕是一切计划性制度的共同缺陷。
在严格意义上讲，伊拉斯谟和莫尔都不能算是哲学家，我论述他们，是因为他们可以说明革命前的时代的性格；在人们普遍主张温和改良的时代，怯懦之人还没有被吓得倒向反动。此外，他们还体现出了反对经院哲学的特点。
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共同点是，都是较低文明的民族对意大利精神统治的反抗。但这些反抗也有不同之处：宗教改革是政治和神学的反抗，反宗教改革只反抗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和道德自由。笼统地说，宗教改革是德国的运动，而反宗教改革是西班牙的运动。
关于西欧其他国家对待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英国谚语加以概括，即：意大利化的英国人将是魔鬼的化身。的确如此，在莎士比亚的剧作里，恶棍、混蛋大多是意大利佬。亚哥是其中很著名的一位，但《辛白林》里的埃契摩比他更具有代表性。他们对意大利的憎恨，起初仅限于在与宗教改革有关的道德方面，后来又演变成在思想认识方面否定意大利对文明的贡献。
和他们之前的如伊拉斯谟、莫尔这一类人相比，在思想认识方面，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三杰”（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和伊纳爵·罗耀拉）的哲学观是中古式的。也就是说，宗教改革开始的那个世纪是个野蛮的世纪。
路德和加尔文主张的神学是削弱教会权力的神学。这种改革阻碍了新教教会在新教国家的势力发展。在刚开始的时候，国家在宗教事务上有多大权力的问题，就在新教徒中引起了分歧。路德承认所有信奉新教的君主为本国的宗教首脑，但认真对待个人主义的新教徒们不愿如此。于是，再洗礼派被镇压了，而他们的教义却传播到了荷兰和英国。
罗耀拉创立耶稣会使新教徒的成功受挫。耶稣会信仰自由意志，他们认为得到解救依靠的是信仰和功德；除了对待异端外，他们比别的教士更宽厚仁慈；他们重视教育，并因此获得了青年人的心；在政治上，他们团结而有纪律，不怕危险和辛苦；他们尾随着西班牙人的战火，在意大利重建了如异端审判所般的恐怖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