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间论相比，柏格森的空间论比较简单。在他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中，他对空间论有详尽的叙述，因此可以判定，空间论属于他哲学的最早期部分。在第一章中，由于他把较大的看成是包含较小的东西，因此他主张较大和较小暗含着空间的意思。他没有提出支持这种看法的任何好的或者坏的理由。
类似于柏格森哲学的这种反理智哲学有一个恶果，而且还很严重。由于反理智哲学都是借助着理智的错误和混乱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情愿进行坏思考也不喜欢好思考。它还断言，暂时的一切困难都是不可解决的，一切愚蠢的错误都是理智的破产和直觉的胜利。
柏格森的著作中有许多提及数学和科学的言论，在马虎大意的读者看来，这些言论大大巩固了他的哲学，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科学方面，特别是在生物学和生理学方面，我没有资格批评他的言论，但是在数学方面我就有理由好好批评他了。在有关的解释中，他故意采纳了传统中错误的结论，对最近80年来在数学界广为流传的较为新颖的结论却视而不见。不过，这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他只是学习了大多数哲学家的普遍做法。
除了数的问题以外，柏格森接触到数学的主要一点是，他否定它对世界的电影式描述。在数学中，变化、连续变化被认为是由一连串的状态构成的，而柏格森却主张，任何一连串的状态都不能代表连续的东西，因为事物在变化中根本不会处于任何状态。这样一来，他就把“变化是由一连串的状态构成的”这种见解称作电影式的见解，还说，这是理智特有的见解，但根本是有害的。
根据柏格森所说的非“动的宇宙观”，只有真延伸可以解释真变化，过去和现在的相互掺杂就隐藏在真延伸里。和柏格森的记忆理论有密切关系的也是他的延伸论。按照这种理论，残留在记忆里的事情都是记忆到的，和现在的事情掺杂在了一起。这样一来，过去和现在并不都是外在的，而是融合在了意识的整体之中。柏格森还认为，行动构成了存在，数学时间只是一个容器，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因此它什么都不是。他认为，过去的就不会再行动了，而现在是正在行动着的。就这样，柏格森不动声色地否定了普通的数学时间。但是，脱离了数学时间，他的观点就没有任何意义。
柏格森关于延伸和时间的全部理论的依据，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基本混淆。这个混淆，混淆了回忆这个行为和所回忆到的事物。如果我们对时间不是很熟悉，那么他企图把过去当做不再活动的东西推出过去的做法，带有的恶性循环就显而易见了。其实，柏格森叙述的是知觉和回忆（两者都是现在的事实）的差别，但他错以为叙述的是现在和过去的差异。只要认识到这种混淆，便会明白，他的时间理论其实是一个完全忽略了时间的理论。
柏格森时间论的底蕴，似乎是现在的记忆行为和所记忆的过去事件的混淆，这是一个在哲学界普遍存在的混淆。如果我的看法没有出错，那么这个混淆败坏了柏格森的很多思想，也败坏了大部分近代哲学家的思想。就记忆而言，记忆的行为发生在现在，而记忆到的事物都是过去的。因此，如果混淆了记忆的行为和记忆到的事物，过去和现在也就没有区别了。
在柏格森的著作《物质与记忆：身心关系论》里，通篇都贯穿着认识本身和认识到的对象的混淆。主观和客观的混淆是许多唯心论者和唯物论者所共有的，并不是柏格森一人特有的。许多唯心论者认为客观其实就是主观，许多唯物论者认为主观其实就是客观。他们一致认为这两个说法差别很大，但又一致认为主观和客观没有差别。我们应该承认，在这一点上，柏格森是有优点的，因为他既把客观和主观同一化了，也把主观和客观同一化了。只要否定了这种同一化，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就要垮台了。首先垮台的是空间论和时间论，其次是“偶然性是实在的”这一观点，然后是谴责理智的根据，最后垮台的是他解释的精神和物质的关系。
有很大部分的柏格森哲学（或许就是这部分为他赢得了声望）不是依据议论得出的，因此也就不能用议论推翻它们。总之，我们可以把他对世界的富于想象的描绘，看成是富有诗意的东西，不必证明，也不必反驳。
柏格森把所有纯粹的沉思都称之为做梦，并且用一连串贬义词训斥它，说它是静态的、柏拉图式的、数学的、逻辑的和理智的。
柏格森这样告诉那些想要预见行动要达到的目的的人：即使预见到了目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和记忆一样，愿望和它的对象也是同一的。因此，我们在行动上注定是本能的盲目奴隶，任由生命力不停地从后面推着我们前进。
在我们沉思的一瞬间，我们就超脱了动物的生命，并由此进一步认识到了将人从野蛮的生活中解救出来的伟大的目标。然而，在柏格森的哲学里，我们没有这样的沉思瞬间，因为它容不下沉思。在柏格森的著作里，漫无目的的活动就是充分的善良的人会找到对宇宙最美丽动人的描绘。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如果要给行动赋予一种价值，那么这种行动就必须是出自一种梦想或富于想象的预示——预示的是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不同，它没有痛苦，没有不公，也不是充满着斗争的。总而言之，行动建立在沉思之上的人在柏格森哲学中不会发现他所寻找的东西，同样，也不会因为无法证明它的正确而感到遗憾。
威廉·詹姆斯
更准确地说，威廉·詹姆斯（1842—1910年）应该算是心理学家，他之所以在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如下两个原因：一、被他称之为“彻底经验论”的学说是他创立的；二、他是最初倡导实用主义（或叫做工具主义）的三个人之一。因为这两个原因，他在晚年时完全称得上是“美国哲学公认领袖”。
对于詹姆斯而言，他在哲学的科学方面和宗教方面有浓厚的兴趣。先说科学方面，他的思想带上唯物主义的倾向，这种唯物主义源于他对医学的研究。不过，到了后来，他的宗教感情抑制了这种倾向。
詹姆斯性情温厚，具有民主精神，因此受到很多人的爱戴。据我所知，只有桑塔雅那一个人对他没有丝毫的爱戴之情。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詹姆斯曾批评他的博士论文是“腐败的典型之作”。除此之外，他们在气质上带着的那种不共戴天的对立也是桑塔雅那对威廉·詹姆斯没有好感的原因。
和詹姆斯一样，尽管桑塔雅那也喜欢宗教，但方式和詹姆斯的完全不同。桑塔雅那是出于审美和历史的原因而喜欢宗教的，并不认为宗教对他的道德生活有任何帮助。尽管从理智上讲詹姆斯不信仰任何教理，但他却愿意看到别人信仰教理。可是，桑塔雅那对宗教的态度让他觉得不道德。他的清教徒家族给他传下来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即：善良的行为是最重要的。但是，由于他的民主感情的影响，他又做不到对哲学家一套、对常人一套。从气质层面的对立来看，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新教徒和旧教徒之间，也存在于非正统信徒之间。不论詹姆斯有多么偏向异端，他都和桑塔雅那一样，堪称自由思想家，他们的区别只在于桑塔雅那是旧教徒，而詹姆斯是新教徒。
1904年，詹姆斯发表了一篇名为《真的存在“意识”吗》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詹姆斯第一次发表了他的“彻底经验论”。否定主体客体关系是根本性的关系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当时，哲学家们普遍认为叫做“认识作用”的那种事件当然是存在的。
在提出“彻底经验论”这个问题上，我坚信詹姆斯至少是正确了一部分的。这已经足够使他在哲学家里占有崇高的地位了。不过，虽然我现在这样说，在原来我可没有这样认为，直到詹姆斯本人和其他很多与他持同样意见的人都坚持这样说，我才相信了詹姆斯是对的。
在詹姆斯看来，所谓“纯粹经验”，应该是为后来的反省提供材料的直接流转。如果把詹姆斯所说的“材料”换成精神和物质，再把它们之间的区别看成是两种类型的，那么这个学说就能消除精神和物质上的区别。基于这种理论，一些跟詹姆斯意见相同的人又提出了一种所谓的“中性一元论”理论。根据“中性一元论”，精神和物质都不是构成世界的材料，构成世界的材料其实是在二者之前的一种东西。发挥詹姆斯理论中潜在含义的并不是詹姆斯本人，他只是利用“纯粹经验”一词，表露出一种或许不自知的唯心论。而这种唯心论是属于贝克莱学派的。
尽管哲学家们常常使用“经验”这个词，但却不常常给它下定义。人类的普遍常识认为，很多事情在出现之前没有被经验觉察到。尽管贝克莱和黑格尔的出发点不同，但他们的结论都是否定这种说法，因为根据他们的主张，凡是经验没有察觉到的事物就是没有出现的。然而，不幸的是，贝克莱和黑格尔的这一主张又被现在的大多数哲学家所否定，他们说这种主张不正确。我的意见也是这样。我们如果想证明“构成世界的材料是经验”的说法成立，那么就需要证明可以通过经验察觉到推断没有察觉到的事物，否则就没有理由相信除我们之外还有存在的事物。詹姆斯否定这一点，但理由却很薄弱。
1896年，詹姆斯出版了《信仰意志》；1907年又出版了《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式的一个新名称》。尽管这两本书的出版时间间隔了11年之久，但在内容上却是一脉相承的，《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式的一个新名称》其实是《信仰意志》的扩充。在《信仰意志》里，詹姆斯主张：在实践上，我们常常在不具备作出决定的根据时，就被迫作出了决定。即使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决定仍旧是决定。接着，詹姆斯进一步指出，宗教问题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还主张，也许我们充满逻辑的理智没有被强制，但我们也有理由采取信仰的态度。这种态度基本上源自卢梭和萨瓦牧师，但詹姆斯对它们作了更新颖的发挥。
根据詹姆斯的意见，求实包括相信真理和避开错误这两个地位同等的信条。通常来说，怀疑主义者只看到了避开错误，因此他们不会相信一个不太慎重的人相信的真理，这是错误的。如果相信真理和避免错误真是同等重要的，那么在作出选择时，我还是随意一些的好。随意一些的话，我们会有一半机会可以相信真理，否则就相信不到真理了。
尽管詹姆斯是个心理学家，但他在这一点上还是吸纳了一种很不成熟的想法，这令人费解。在他看来，对于真理，我们只能选择完全相信或完全不信，根本不顾及各种中间道路。按照种种假设行动是我们的习惯，这样的话，我们能留心注意新证据。
如果孤立考察詹姆斯的信仰意志，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公平地说，信仰意志学说只是个过渡学说，它在自然发展之后产生了实用主义。这样看来，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其实只是他给“真理”下的新定义。
按照詹姆斯自己的说法，最初提出实用主义原理的并不是他，而是C.S.皮尔斯。根据皮尔斯最初的主张，我们要想做到清晰地面对某个对象的思维，只要考察一下这个对象可能包含什么，就能想到实际效果了。詹姆斯进一步证明说，假如世界的定义就是真理，那么弄清楚这个真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哲学的职责。这样一来，理论不再具有解答疑难问题的作用，只成了一种工具。
与过去的人们的宗教观相比，詹姆斯的宗教观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詹姆斯关心宗教，是把它当做一种人间现象，仅此而已，对宗教所沉思的对象等等他是没有任何兴趣的。詹姆斯希望人人都得到幸福，如果信仰神能让他们得到幸福，他就希望他们信仰神。由此看来，詹姆斯的哲学观点都是仁爱，与哲学无关。
跟大多数哲学家一样，詹姆斯希望能建造一个信仰的上层建筑。跟大多数哲学家不同的是，他企图把这种建筑建造在怀疑主义的基础之上。这都是荒谬和错误的，反映到詹姆斯身上，这种荒谬是由企图忽视一切超人类的事实造成的。如果给詹姆斯坚持的怀疑主义搭配上贝克莱派坚持的唯心主义，再促使他信仰神，看上去这样好像也可以。其实，这只是近代大部分哲学特有的一种主观主义的病态。
约翰·杜威
生于1859年的约翰·杜威被公认是美国现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的确如此，他的影响不仅在哲学领域，甚至在教育学领域、美学领域和政治理论领域都能看到。
和威廉·詹姆斯一样，杜威也是新英格兰人。和其他一百多年前的伟大的新英格兰人的后代不同的是，他继承了新英格兰的自由主义传统。1894年，杜威做了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当时，他创立了一个革新的学派，并写了很多教育学方面的著作，他影响最大的著作《学校与社会》就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而且，在他此后的一生中，他又发表了许多教育学方面的著作，就数量而言，这方面的著作丝毫不少于他在哲学方面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