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来时分，我也在玻璃上看到了自己度过了自古皆然的岁月的地方，圆石城。这并非我故乡的真实名字，只是姑作假语村言罢了。在我的孩童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这座东北城市正像一片鹅卵石河滩，数量众多的工厂就是其中的圆石，各自独立，互不隶属。每个工厂都是一个小世界，文化设施如文化宫，后勤部门如浴池，乃至警察机构如保卫处，皆在其中。按照官方的比喻风格，这便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今天，这种有地区特色的旧世界已经不复存在。
工厂浴池是重要的交际场所，很多人是在那里相识的，我跟陈垚也是如此。当时我三岁零五个月大。
如今，圆石城是一座已经消失、永不再现的城市。它的地名还在，居民也在，习俗也大半保留，样貌却已彻底改变，心灵也不复往日。当年，它是非比寻常的存在。这城市的重工业在日据时期发展起来，建国后，机器虽流失不少，但基础尚存，也颇多富有经验的产业工人，它便成为重工业基地，号称“共和国的长子”。在那些名为“赫鲁晓夫楼”的寒碜的、单调的火柴盒式居民楼旁边，遍布着冷却塔、烟囱、高炉和栈桥，好似工业万神殿一般。梁式塔吊总是高悬中天，漠然不动。偶尔，吊钩投下缓慢移动的影子，阳台间的鸽子就惊慌失措，以为是鹞鹰袭来。这里是“东方鲁尔区”。医院、粮站、屠宰场、菜市场、百货公司、电影院、公园和绿地，生活所需之物，一应俱全。不过，我知道它们只是一些次要的小兵——就是电影里冲锋号滴滴答答地吹响时端着刺刀跳出战壕，牺牲之前也不爽快，非交党费不可的小战士——工厂才是城市的将军。离我们的住处不远，就有亚洲最高的烟囱，在北方疏朗的阳光下喷吐着硫磺色的烟雾。它不仅是个象征，工业共产主义的灯塔，有很长时间，我还认为穿着黄军装的北京来客们就埋伏在那烟囱的顶端。我担心我不听妈妈的话他们就会下来逮捕我。
我们都为圆石城感到自豪，但是北京是更高级别的存在。我开心的时候，小姨乔芳就问我：“你咋这么高兴，去北京啦？”我就咯咯直笑。我模糊地知道北京是神圣的、幸福的和主宰性的。
那时我的父母都还年轻，情绪多变，很不成熟。他们自豪，不满，迷惑，坚定。他们也住在赫鲁晓夫楼里，吵吵闹闹地占据了重工业大蜂房里的一个小格子。作为首批计划生育婴儿中的一个，我则是重工业的蜂卵，将来孵化出壳，就要替国家操作破碎机。按我爸爸的说法，我理解，破碎机就像一只鸭子，喂料机会喂它吃石灰石，它的肠胃咣当咣当地响上一阵儿，就把石头消化掉，然后张开屁眼儿，把石头大便拉给皮带机。我爸爸说，开破碎机是“厂子”里最紧俏的工作，我长大了，靠他的关系，能干上这个，以后再“慢慢爬”。他就在“厂子”里工作，正在慢慢爬，似乎是个小头头。这个厂就是硅酸盐厂，在中国北方的同类工厂中是最大的一个。在圆石城，工厂的各种“之最”毫不稀奇，太多工厂都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我却觉得，“厂子”不同凡响。它一定是个大胖子，吃非常多的石灰石，也一定拉出非常多的水泥。
水泥太多了，无处不在。雨后，水泥板结在杨树叶子上。晴天，水泥粉末随处飘扬，地面就像一片灰白色的沙漠。我们就住这沙漠的边缘。妈妈非常生气，因为爸爸把她的黑玻璃发卡随便地丢在了窗台上，让它落上了水泥。水泥还钻进了人们的身体。每当傍晚，窗外暮色沉沉，硅酸盐厂的工人们散了工，就带着他们的沉重的尘肺，慢吞吞地走在去喝散啤酒的水泥路上。
妈妈不肯原谅爸爸的每个疏忽。即便爸爸洗了那只玻璃发卡，它又光亮如新，她还是陷害他说不如以前那么亮了。她也尽量冷淡地提醒他：“少说没出息的话，我儿子能像你似的进工厂？我儿子以后要考大学！”她总是说“我儿子”，就好像我只是她一个人的儿子似的。我爸爸相当幼稚，不曾意识到这一点，就说：“知足吧，还以为谁都有你儿子的条件呢？多困难、多没门路的人没有？这个社会！”他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希望我注意到他是个有权力的人。
我们住在城市边缘，一个完全为了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地区。深秋的早上，宽阔马路上自行车流密不透风，骑车人穿着笨拙的工作服，戴着白口罩，镀铬的车把大片闪光。车流沉重如水银一般，朝晖之下，匹练似的缓缓流动。在我的回忆中，这一切已经有了一种异样的温柔之感。
冬天，雪多得简直要流淌。大高个儿骑着自行车带我去洗澡，他就是那个总是在被妻子抢白之后假装发脾气以便出去闲逛的人，我爸爸，名叫夏明远。有一回，大人问我，你妈妈是谁？我说，乔雅！你爸爸是谁？我说，大高个儿！他很贪玩，骑到树下面时，总是在最后时刻才缩头，又由于是大高个儿，棉帽子擦到杨树的光秃秃的树枝上，抖落的积雪，灌进我的脖子里。我就“哈”一声，在自行车的前梁上打一个激灵。等到了澡堂子的门口，他把我抱下车，我的脚冻得像块石头，就跺着脚走路，一下下敲在路面上。我的脚像马蹄。你听，咚咚咚，一个叫夏冲的小音乐家，正在敲打着冰冻的地面，也许他长大了就是又一个梅纽因或者帕格尼尼。
澡堂子里热气腾腾。老头儿们都泡在最烫的池子里，只露个头，神色机警，状如水獭。我是在那儿知道中国人并不真心尊重老人的，比如大高个儿就歧视他们，他说：“跟褪猪毛似的。”果然，透过两筒鼻涕，我隐约闻到老头儿们散发着猪毛的味道。我姥爷说得好，鼻涕小子出好汉。
在这间巨大的浴池里，最吵闹的总是同一个细长眼睛、大嘴巴的男孩。每次他爸爸把他摁在凉水喷头下面，他都要尖叫上几千遍：“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可是他爸爸完全不理他，非把他彻底冲干净不可。大高个儿悄悄告诉我，那个爸爸是后爸。怪不得，我还没见过哪个爸爸对小孩那么凶狠呢。不过他也是没办法，这里真正干净的只有冷水。三个热水池里溶解了太多的水泥，灰缎子似的闪光。那位后爸相当强壮，肌肉发达，两只肩膀上长着背水泥袋子磨出的厚茧。每次洗澡洗到一半，他都要从池子里跳出来，用门板那么大的脚板在瓷砖地面上拍得啪啪响，走到墙根儿处撒尿。他的尿是纯黄色的，热腾腾的，冒着泡。他的尿非常长，气势汹汹。这情形非常可怕，因此我也哭起来。大高个儿就问，肥皂沫进眼睛了？就翻我的眼皮，给我洗眼睛。我自己会翻眼皮，翻起来还不落下，但是别人给翻的话我就要拼命挣扎，这样一来，大高个儿就真把我弄疼了。他还打了我两下。我对他恨之入骨，越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小孩子都有一两样怪癖，那个男孩一站在凉水喷头下就忍不住尖叫，我则不允许别人用毛巾把我擦干。洗完了澡，我走来走去，抖掉水珠，再慢慢摇动身体，这样就有了风，一会儿就干得差不多了。
等我摇干了，走到外面，大高个儿就给我套上衣服。秋衣卡住了鼻子，他使劲拽，我疼得又哭起来。他索性不管我了。这时，我听到一个尖细的声音在我背后说：“你老哭！”我惊奇地止住哭泣，回头一看，正是刚才那个尖叫的孩子。他又说：“你胆子真小。”他盯着我的眼睛，让我很不舒服，只好避开眼神。这下子他更神气了，对我说：“我不怕凉水！”我莫名其妙，他又冲我说：“我不怕凉水！”我争辩说：“我也不怕！”他指责说：“你哭了！”我说：“你怕凉水！”他说：“我不怕！”我说：“你怕！”他说：“你哭了！”我说：“我没哭！”他说：“你哭了！”我想了想，无言以对。一来我确实哭了，还不止一次；二来我不知道怎么让他走开；最后，这已经达到我跟人讲话的极限了。一般来说，跟人家连续说上几句话之后我总是接不上茬儿。我只好打他。并不是真想打，只是不知道别的应付办法。我的印象是街上的大人吵过三句话之后一定会开打。我已经跟这个小孩吵了四句了。我感到不得不这么做。我伸出手指，在他脖子上挠了一下，这一下煞是凶狠，他的细脖子上立刻就出现了四条血道子。他惊奇地摸了一下。有九个血珠子冒了出来，也许是十个。他非常困惑地看看我，摸了摸伤口，又看我。
“我操。”他喃喃自语，显得对这凶残的一击很感兴趣。我怕得要命，浑身发抖，咧了咧嘴，准备大哭一场。他好似对这一切十分迟钝，只是困惑不解地看着我，压根儿就没有发怒的意思。
这时大高个儿已经跟人下完了一盘象棋，输了，郁闷地溜达回来，脑门儿上有汗，屁股上挂着水珠，见了这里的情势，立刻把我抱在怀里。他眼神四处睃视，提防那个水缸粗的后爸冷不防从某个方向冲出来为他的小孩伸张正义，给我一记窝心脚。可他只是个后爸，大约没必要这么干。大高个儿先是压低声音威胁说，都不许哭，谁哭我揍谁！我就把即将嘹亮而出的哭声咽了回去。然后他换了一个温柔又虚假的声音说，夏冲你这不对啊，你看人家小朋友多疼啊，这小孩你也不对，你是先欺负夏冲了吧？也打夏冲了吧？你叫什么？那小孩眨巴着细长眼睛，说，我叫陈垚。大高个儿说，得了，你们俩都没吃亏，平手，和了吧，都是革命同志，来，握个手。
我只好伸出手去，在陈垚的傻乎乎、湿漉漉的手指尖上草草地摸了一下。“同志！”陈垚说。
我嗫嚅不语。大高个儿就在我脑袋上抽了一下。
“同志。”我说。
就这样，陈垚不哭不叫，饶有兴趣地看着我爸爸和我飞快地穿好衣服，赶在那个后爸还没发觉之前赶紧逃跑。我被爸爸拽出浴池的棉门帘的时候，回头看见陈垚光着小屁股在存衣柜之间溜溜达达，手里做着撕车票的动作，就好像女售票员从公共汽车的前头走到后头又从后头走到前头。
除了冷水，这个陈垚什么都不怕，别说出九个或者十个血珠子，就是掉九条或者十条腿也不怕。这件事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直到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到了十二岁，就是电视上演《射雕英雄传》那年，我们早已是好朋友了，我又想起这件事，才问他，为什么你小时候那么害怕凉水？
他不好意思地说：“就是头上怕沾凉水，一沾，就慌得厉害，上不来气儿，觉得快要淹死了。”
大高个儿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回姥姥家。我很想把怪小孩陈垚的故事讲给乔雅听，可是，他长什么样子？我已经记不清了。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垚的情形，算是我的人生的史前时代的事了。
乔雅是个故作风雅的年轻女人。当她怀孕超过十六周，一再诉说身体如何不适之时，没有人明白那是对怀孕本身不满。我奶奶和风细雨地讲起了另一个儿媳的事例，边翠玲，身量比鹌鹑大不了多少，可是从怀孕第一天起就没害过喜，吃什么都香，直到分娩的前一天还打了八十块蜂窝煤呢。
乔雅没有戳破婆婆的谎言，只是说，这跟身量大小没什么关系，明远早点儿回家比什么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