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几，家里人得了消息，爸爸妈妈舅舅小姨什么的一股脑杀将过来，怪罪我出了事瞒着家里，责问我怎么搞的，我只好说踢球受了伤。乔大方居然送了我一瓶虎骨酒。妈妈对我的隐瞒尤其愤慨，先是逼我转回离家更近的医院，见我莫名其妙地不予配合，她便大起疑心，每天下午两点便提前下班赶到骨科医院，一直监视我到晚饭之后。花了几天时间，她并没有发现我有与护士通奸、偷制炸弹或者在石膏内窝藏毒品之类的劣行，才泄了气。我只好让戚敏每天中午来，两点之前便离开，以避免她遇到妈妈。戚敏问，干嘛非要避开她不可呢？我说，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的私事不想让她知道。戚敏说，你啊，介于勉强可以理解和完全莫名其妙之间。
法律系学生会居然也派了人来慰问，假模假式地送了一盒猕猴桃，我亦虚伪地表达了谢意。
除了脚裹在石膏里又热又痒之外，我已经没有不适之感，医生查房时也说，我可以多活动活动，只要保护伤处不被碰撞就好。这天中午，阳光晒得走廊里暖融融的，我就比平时多走了一段路，不知不觉到了一楼大厅，索性摇摇摆摆地出了住院部。天气甚是明媚，雪在融化，屋檐下滴滴答答地响成一片，倒好像春天。在那些病人、家属、腆胸叠肚地来探望受伤员工的单位领导、卖猕猴桃的小贩和医托们的背后，正在这时，戚敏迎面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束水淋淋的花。我问：“拿的什么啊？”“雏菊。”她说着，在离我还有十步的地方站住不动了。我想走过去，可是面前是一片泥泞，想绕过去，拐杖又扭来扭去不予配合。
我说：“你怎么不过来呀？”试图把拐杖提到手里，单脚跳着前进，跳了两步，只好停下来。她仍旧站在原地，说：“接着跳啊。”我左摇右晃，说，什么？“混蛋，你跳啊。继续跳啊！”她似乎啼笑皆非地看着我。我说，你快扶着我，我要倒了。她终于走过来，扶住我，说：“今天怎么不行了？这么几步都走不过去了？那天晚上你怎么那么行呢？都骨折了还那么淫荡，你是不是人啊？”我说：“不知道是骨折，知道的话能爬四层楼吗？”她帮我拿着拐杖，撑着我走向花池。“爬楼时真没觉得疼？”她问。“一点儿都没觉得。真是怪事。”我说。我们小心躲避着水洼。一个水洼，又一个，倒映着冬日的青郁云天。我跳动着，踢起的雪块溅在她的牛仔裤腿和靴子上。
我们在花池子沿儿上坐下。“虽说你这个人毛病很多，”她说，“又淫荡，又自私，有时候还脑子短路，可是总的来说还挺不错的。要不你一直骨折吧，我一直扶着你，我就不担心你跑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我以为这只是戏谑之语，可是当我看她时，她的侧脸上露出二十二岁的年纪的那种格外认真的表情。
她举起水淋淋的花束，问我：“好看吗？”手腕轻轻抖动，水珠子流泻下来。一个迷你型瀑布。“好看。”我说。我们静静坐了一会儿。我拿过那束雏菊，看着它们小小的几乎冰冻的花朵。无论是多么普通的花，都可以说是奇迹般的设计，雏菊尤其有一种朴素、顽强的美妙之处。
有一会儿我们默默无语。她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说：“想什么？”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眯着眼睛看着云隙里的太阳，“你知道那句话吗？‘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有人问五祖法演，什么是祖师西来意？法演就说了这句。一个姑娘名叫小艳，情人檀郎来找她，小艳想让他知道她在，又不好直接告诉他，就借机叫丫鬟小玉，让她做这个事那个事，其实呢，她根本没事。人和人，其实都是这么回事吧。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是不是？可是有你在身边呢，我会觉得安心，这就再好没有了。你不在我身边呢，我会想你，昨天我在家里，傍晚尤其想你，差一点儿就哭了。什么是爱呢？世上真有这东西吗？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知道，这世上真有思念这回事。这就好了。当然，我没哭。我在卧室里唱了一会儿歌，想，明天买一束雏菊给他，这么一想，就好了。你看，设定很容易达到的目标，达到了就很开心了。我小时候，我爸爸总是对别人说，戚敏以后要是不做出一番成就，就是自己耽误自己了。可是什么叫自己耽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聪明、漂亮、成就什么的，大概都不少，可是幸福，我很少看到。我从小见惯了爸爸妈妈的争吵，
见惯了姑姑的眼泪，还有我以前那个老师，周素姗，她也活得很不开心。小学三年级，我就对自己说，人生的要求一定要低，这样才不会失望。现在想来，对一个小孩来说，这想法真是有点儿残酷啊。可是人就是这么长大的。嗯，我说得太多了，这算是充分表白了吧？亲爱的，如果你懂得心意，我就感激不尽啦。”
正是这段话，让我再深切没有地感到惭愧。我也感到，心中有什么冰冷之物正在融化开来。
“怀疑”二字，恐怕就是我在生活中渐次得到的一切的总括。而这一天，戚敏的话，又恰好可以用单纯无畏、充满生机的“信”来概括。除此之外，对于我为什么在那个冬日里手捧着水淋淋的雏菊花束，既自惭形秽，又体会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温柔与希望，我再也找不到别的解释了。
我的跖骨到了三月中旬已经完好如初。五月初，课程全部结束，交了毕业论文，工作单位也定了下来，空闲极多，我又不喜欢在学校里跟大家在酒桌上告别来告别去的，恰好罗燕阿姨有一次到家里来说要去看陈垚，我便陪她一起去了一趟。陈垚就要出狱了。罗燕比以前老了很多，与陈国庆离了婚，独自生活。坐在长途汽车上，她颇为沉默。我试图安慰她，说，陈垚出来了，阿姨您也算熬出头了。罗燕笑笑说，是啊，都七年了，正是你读高中和大学这七年。
这一次，我们只是远远地望见了陈垚的身影。他孤独的身影走在荒烟蔓草中，永远地刻入了我的记忆。
那些天他在出“外勤”，就是外出劳动，我们辗转了几趟汽车，才到了那个辽河三角洲湿地中的农场。这片湿地七百多平方公里，边缘有一溜儿小造纸厂，湖洲纵横，生长着密密实实的芦苇，站在高处看就像一块厚毯子。芦苇荡中间遍布沟壑，可供运送芦苇的船只通行，每片湖洲之间则由堤坝分隔。陈垚他们正是在修筑堤坝。无数柳絮在阳光中随风飘拂，在湖中岛上，密密匝匝的树林的深暗绿色之中，有小小的蓓蕾鼓胀着，宛如点点光粒，隐忍地跳动着。
我们便被拦在堤坝上，只远远看见陈垚他们穿着蓝白条的棉囚服，在堤坝上下攀爬着运送着什么，也许是泥土。一个狱警劝罗燕阿姨，回去吧，这儿过不去。他戴着一副眼镜，眼镜框上贴着胶布。罗燕阿姨说，你年纪不大啊。那狱警说，我刚毕业。罗燕阿姨说，那你跟我儿子差不多大。
四下荒凉无际，除了一处窝棚之外别无人烟。芦苇在风中浪涛般翻涌着。我望着陈垚在堤坝与湖水间走上走下，因为负重而摇晃着，就像一片蓝白色蚂蚁中的一只。此情此景，大概在古代燕国时便曾经有过。唯一标记着时代的是一辆喷吐着黑烟的履带拖拉机，陈垚他们抬上来垫料之后，这拖拉机就压上一遍。另一条堤坝上，还有一队人似乎在碎石。我久久地听着这广大寂静中的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满耳的水声减弱了，变轻了，远了，仿佛天河的淙淙声。
夏天，陈垚出狱了。我到罗燕阿姨的新住处去看他，只见满屋子都是纸箱、包裹，原来她已经决定带陈垚回福建老家。陈垚一见我，咧开嘴笑了，说，你没怎么变样。我说，你也没怎么变，又问他，以后怎么打算？陈垚简短地说，回家，这地方不好。口吻跟他妈妈一模一样。
“也不能说是地方不好，是我命不好。我说这地方不好，你别在意，我就是随口这么说说。”他说，“这些年在里头，我也想明白了，不怪别人。就怪自己命不好。我也恨啊，可是恨有啥用？”
闲聊中，我随口问起他在“里头”的那个朋友，杜彬。陈垚说：“前几年杜彬刑满出去了，出狱不到一年就杀了人。当初判他的那个女法官，在杜彬服刑的时候跟他‘一帮一’，给他写信，劝他改造什么的，他挺感谢这个女法官的，谁知道，最后他就是杀了她。判了死刑，人早没了。少管所拿他的例子教育我们，说他恩将仇报，其实要我说，杜彬这人不是坏人。他就是心里头没认命，魔怔了。我不能像他一样。咱们跟命挣，挣不过，害自己，害家人。我现在别的都不想，就想我妈太不容易了，我平平安安的，赚点儿钱，报答她，别的都不重要。”
不久，他们母子回了老家，福州市平潭县的一个岛。又六年后，当初审问陈垚的那位张所长在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任上出访荷兰，失踪未归。路人皆知他与一桩金融案有牵连，但是不了了之。
离开两年后，陈垚打来电话，邀请我和家人去他们那儿待上一阵子。我父亲去世后，罗燕阿姨又打电话来让妈妈去那儿散心，妈妈回来说，陈垚娶了一个相当爽朗的当地女人。二零零四年我去福州出差，顺路去了他们那个岛，在轮渡上就看到已经开始秃顶的陈垚站在码头上招手。这时他已经改回原来的姓氏，叫粟垚了。我们的手又一次握到了一起，距离一九七六年在浴池里握手那一次，二十八年过去了。我的律师的手，他的曾被麻皮割伤的手。“你还是叫我陈垚吧，这个我比较习惯。”他说。他已经是两个女孩的父亲了，承包了一块海滩，养牡蛎和花蛤，住一栋水泥二层楼，二楼用于起居，一楼放着摩托车、梯子、渔网一类的家什。门前一棵大榕树，枝繁叶茂。我们吃了好多石斑鱼。我问他，你老婆呢？他满不在乎地说，跟人跑了，去广州了，我倒省心了。我说，对，省心。那时罗燕阿姨已经因为心肌梗塞去世两年了。
离开圆石城之前，陈垚送了我一个那一年中学生中间最流行的“千纸鹤”笔记本，扉页上写道：
赠友夏冲：
愿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帆风顺！
朋友：陈
不停远去的火车窗口带走了陈垚和罗燕阿姨。我想起罗燕阿姨当年问我的话，他们从福建到圆石城来，图的什么？如今他们回家了。我也想起陈垚送我小提琴的那一天，我把琴放在课桌上，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啊。我还知道，在另一间教室里，陈垚正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比我更快活。那是因为他为我，为一个朋友做了一件事。那时他是一个少年，想赢得尊重，获得友情，愿意为之付出一切。很多年后，我站在卡博耶特的《赛艇》前，才再次体会到当年凝视着小提琴的感觉。那是一幅画，两个戴着圆帽子的人坐在木头赛艇上，向绿荫遮蔽处划去。水流的碧色，让人想纵身跃入其中。什么是生命呢？不就是稍纵即逝的人置身于稍纵即逝的风景之中吗？你会忍不住想，生命中的欢乐啊。当然了，紧接着就是，生命中的悲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