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讨论的革命文学，不是仅指创造社首先倡导的狭义的“革命文学”，而是指20世纪从创造社开始的以革命意识形态为信念的文学系统，其中包括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和50年代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个文学系统时间跨度长，各时期的具体名称不尽相同，但其遵从的意识形态却一以贯之，所以称作“广义革命文学”。我们将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系统重新检讨，并不否定这个系统中的一些好作品，也不否定它的艺术贡献。但是，对于这个系统存在的严重的、普遍性的缺陷，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渗透，和文学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逢迎共同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要进行坦率同时也是学理的批评。这段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的文学的历史在后人的眼里应该有一个卸了装的本来面目了。
（一）从新文化到新文化霸权 (1)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超越时代的，它们不仅属于产生它们的时代，同时也属于以后的时代。有生命力的作品就像是有一颗自己跳动的心脏，时代和它的作者都逝去了，它却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而缺乏生命力的作品，其心脏却在体外，依赖于尚且存活的作者和时代，一旦后者遭逢不幸，作品的生命力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优秀作品与一般作品的差别，不在于它们是否表达了人类的经验，或者表达了什么样的人类经验，而在于它们被赋于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和方式去叙述人类的经验。即使基本相同的经验，以不同眼光去看它，以不同的语言、笔法和叙述方式去表现，它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意义。
而基本相同的人类经验，在不同的作家笔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叙述方式，不同的结构安排，不同的情节结构，不同的叙述语气，就在于作家的艺术境界和艺术表现能力是处在不同水平线上的。就像我们在上文讨论古代小说时批评过的那样，古代小说大部分是用“世间法”说因缘，只有少部分是用“超世间法”说因缘。同样是因缘，用不同的方式去说，便大异其趣。作品仅仅属于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虽然可以冠上一些好听的名声，例如“反映了人民的呼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唱出了时代历史的最强音”等等，但是，在本文看来，也仅属于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那是些尾随那个时代，借用那个时代的世俗价值观念或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叙述人类经验的作品。叙述，太容易固定地属于一个时代，而要使叙述超越时代则很难。回顾文学的历史，有太多的作品仅仅属于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和社会。产生于20世纪中国的广义革命文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五四时期特别是《新青年》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从前束缚人们的儒家伦理和道德，随着它所依附的王权的崩溃而失去了它在社会里的主流地位。清末以来西方思想的影响和大批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这时逐渐结出了果实。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留学生回国后，纷纷撰文介绍传播他们所理解的西方思想。而以武力作为唯一后盾的北洋军阀政府，暂时还没有垄断新闻杂志等传媒工具的能力，因而也就没有能力统一思想。于是就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和魏晋以来所仅有的，在政治权力的霸权下却思想极端活跃的局面。政治权力的霸权虽然企图控制思想文化的群龙无首的局面，但迫于实际能力的限制，没有办法达到它们的目的。
而诸家的思想学术虽然也在谋求最终对沉默的多数的文化霸权，但它们此时也陷于诸家争鸣的“道术为天下裂”的状态。个人对文学和思想的摸索与认同，在这种状态下的社会，显然受到资讯发达程度的限制，但较之过去的时代，毕竟解脱了正统意识形态枷锁笼罩的阴影。在五四时期，文学和思想都到了数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活跃程度。有的鼓吹文学改良，有的鼓吹旧诗，有的则鼓吹文学革命；有的鼓吹废除汉字，有的鼓吹白话，有的却鼓吹文言；有人打倒古董，有人整理国故；有人写新诗，有人探索现代小说，有人则还在写声调铿锵的旧体诗。至于思想方面，就更不胜枚举了，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保皇主义、改良主义、革命主义等等，都在个性解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氛围下，纷纷登台献艺，争取追随者。观众的喝彩与钟情，则视其精彩程度和刺激程度而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这是一个怀疑既成一切的时代，这是一个个性至上的时代。尽管参与其中的人对什么是个性，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但是个人独立，自强奋斗，肯定自我的价值，否定依附顺从等等观念，却构成那个时代的一般认同。鲁迅宣布：“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随想录》（四十一）。《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25页。郭沫若宣布：“我们要自己做太阳，自己发光，自己爆出些新鲜的星球。”郭沫若：《我们的新文学运动》。《郭沫若全集》第十六卷，第4页。
胡适则写道：“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得打一个回旋；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我笑你一秒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过我区区的心头一念！”胡适：《一念》。《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此诗在第四版中删去。就像他们夸张的笔法，就像他们对实际上渺小的自我有如此神圣的感受和对真正崇高神圣的自然却如此蔑视的那样，他们对个人主义的理解，激情远远超过理智。那个时代的个人观念的真正核心是浪漫主义的反抗情绪。但也正因为这样，新思潮才强烈地冲击和震撼着旧传统。闸门被打开，牢笼被粉碎，枷锁被砸断，从束缚中走到个人浪漫的自由天地。模糊不清的个性成了这个时代的象征，成了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精神。
新文化运动持续的时间前后不到10年。“五四”学生上街示威之后，特别是“五卅”大罢工，全国主要城市罢市、罢工，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形成了一股新的拯救国家危亡的社会运动。1914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以来所宣传的启蒙宗旨，也渐渐在社会运动方面结出它的花果，盛极一时的思想文化启蒙，突然间风流云散。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当年《新青年》的同仁，高升的高升，退隐的退隐，颓唐的颓唐。“五四”后期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个变化，从形式上看是一个思想文化启蒙的运动被一个现实的救亡运动所代替，救亡压倒了启蒙。可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思想文化对现实运动的深远影响随着它作为启蒙运动被压倒而消失了，那就不符合事实了。五四时期的思想，之所以可以称为启蒙，并不在于它没有意识形态性，并不在于它的纯理性，而在于它本身是一个与政治权力的霸权相分离的驳杂的集合体，多种思想、多种主义在竞争思想文化霸权的地位。《新青年》时期还没有一种思潮、一种主义，有力量将其他思潮其他主义排斥出竞争的市场，各种思想、各种主义都在“百家争鸣”。
从根本上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因为这些思想和主义同潜在的现实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辛亥革命中随着它所依附的王权的崩溃，而失去思想文化的霸权地位，于是，霸权地位的空缺就演变出新文化运动时期多种主义和思想竞争的局面。竞争局面形成的意义是使不同的思想和主义去探索与现实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一旦摸索到具体道路的前景，社会的演变就将进入重建政治权力霸权和思想文化霸权的联姻。以长远的眼光观察中国社会，政治的霸权和思想文化的霸权从来就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政治霸权需要思想文化霸权的辅助和阐释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思想文化霸权则需要政治霸权帮助它维持其在社会中的主流地位，为它争取更多的地盘，为它打退各种异端的挑战。两种霸权的联盟，将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儒家思想失去主流地位，王权彻底崩溃，但这并不意味扎根于社会基本结构的两种霸权的联盟彻底解体，它只意味着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一种新联盟将会出现。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救亡运动的出现，不仅表示形式上救亡压倒了启蒙，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表示一种新的思想文化的霸权和政治霸权的联盟正在出现，并将支配和重组中国社会。
就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发生了李大钊与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胡适：《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第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53页。从胡适的态度看，胡适认为自己是一个与主义无关的问题派。可是，从我们今天已经对话语性质有了更多的了解，不能认为当年的争论纯粹就是争论的题目所表示的那样；其实胡适在谈问题，但也是在谈主义，只不过胡适的主义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与改良主义的色彩。他要为社会争取的，不是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然后进行革命和暴力的运动，而是渐进的、温和的社会改良。
（一）从新文化到新文化霸权 (2)
他的思想不像经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在破产的乡村和贫穷的都市的贫困人口中获得较多的共鸣，而只能在多少接受过现代教育而又害怕暴力革命的城市知识分子中获得共鸣。胡适在谈问题，也在谈主义，他的主义被一层他声称的问题包裹着，但谈论的确实是一种与李大钊很不同的温和的主义，而不是激进的主义。因此，问题与主义之争并不是学术与意识形态之争。这场论争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不同的思想、主义在竞争思想霸权的状况。与胡适的温和的自由主义理念相比，李大钊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更具有针对中国基层的社会现实，并谋求“根本解决”的性质，因而也更具有意识形态性。我们知道，在儒家的经典之中包含了一个对宇宙人生的全盘性的解释，它包括天地、人文的创生，也包括历史的演变以及社会制度、人生规范等等。与生命俱来的基本疑问，都可以在儒家经典着作中寻求到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