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容易引起具体意象。意象派的盟主庞德非常注意汉字的表意性特征，他认为汉字自身的排列有时就可以引起某种具体的“意象”。这种情形在汉字中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还受到过自觉的利用，如大赋和骈文中，“孔鸟、鹄、鹓雏、”，“漃漻蓼，蔓草芳苓”
枚乘：《七发》。，“崇山矗矗，龙嵸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嵯，九嵕巀嶭，南山峨峨，岩陁甗锜，嶊崣崛崎”
司马相如：《上林赋》。，“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砆”
司马相如：《子虚赋》……赋中大量地运用同形旁的字，虽不无堆砌之病，但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国文字的象征表意特征构成了文学中一种独立的审美效果的追求。这种现象在其他作品中还是有所表现的，大赋不过是其极端的、集中的表现而已。
2由于汉字一般地说是单文独义，一字一音，中国诗歌形制才得以同音节、句读统一起来，外观上造成整齐对称的形式美。这是中国诗歌独具的形式美和分外的风采。如：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杜甫：《七绝》
从这首七言绝句即可看出，汉语古典诗歌即使不论诗句中的平仄对仗，中国诗歌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精严的格律诗了。
3汉语有四声，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虽也有四声搭配谐和的例子，但还是处于不自觉的状态。魏晋南北朝以后，诗人们自觉利用汉语言的特殊性，注意字声安排，“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有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于是近体诗（五言律、绝，七言律、绝）、词、散曲等诗歌体裁便应运而生，并统领诗坛达千年之久。这些诗歌体裁充分利用四声变化造成了节奏鲜明、抑扬顿挫的艺术效果。例如上引杜甫诗中“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就是通过“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这样的平仄安排，收到了“前有浮声，后有切响”的音乐效果的。在中国的近体诗、词、散曲等诗歌体裁中，何处应平，何处应仄，何处必须对仗，何处必须押韵，都有严格的规定（这里不谈例外）。骈文发展到后来，也有讲究平仄安排的。
4如果说，骈文这种特殊的文章体裁，是对汉语性质的某种认识和利用，因而具有形式主义的因子在内，那么，回文诗则是纯粹的形式主义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这一中国诗歌中的副产品，尽管是游戏笔墨，却显示了对汉语言性质最为纯熟的运用。例如明代仲龙子散曲《题情·普天乐》就是一组回文诗，兹选其一：“泪珠弹，恨别愁离，气长吁，伤叹多，倚靠屏围低眉翠。西楼转月，西楼转月，月转楼西。”把这首诗反过来，从最后一个字开始往回读（西楼转月……离愁别恨，弹珠泪），也还不失其为诗的韵味。产生于晋朝的《回文旋玑图》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地。
5文言文这种特殊的书面语言，能够与日常用语长期分离而保持官方语言的地位，这本身就是语言史上的一个奇观。这一特殊现象影响到文学，就发生了文学中两个不同轨道的运行：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虽说世界各民族文学都存在这双轨的运行，但内容与形式都发生巨大的差异的，不能不首推中国文学。比较一下宋元以来的古白话小说同文言散文，就可以看出这两种文学的巨大差异。
文学不等于文字学，语言文字提供的条件只构成文学的部分的美学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学，包含着该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心理质素、民情风俗及由此决定的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在内的一整套的价值系统。因此，中国文学之所以为中国文学，除了因为汉字语言具有自己的特征以外，还因为它独具自己的整套价值系统。中国文学有自己的文学观念体系。这个观念体系受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所支配。其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以这种儒家学派为主体，为骨骼，中国民族塑造了自己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考察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如果把握住正统观念的形成发展线索，就可以思过其半。文学的正统观念是从荀子开始确定的，他强调了圣人的地位：“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
《荀子·儒效》。这就给文学批评史上的“原道、征圣、宗经”之说奠下了基础。随着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接受，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观念，进一步在文学批评中得到确定并一再加以完善。“原道、征圣、宗经”，在刘勰的着作里被分为三篇，实质只有一个：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文学的指导思想，道是圣人之道，经是圣人之言。儒家正统思想对文学正统观念的支配经过韩愈到宋明理学、心学之后，其风愈演愈烈。作为“圣人”的孔子和“亚圣”的孟子，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下述方面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思想、文化性格：其一，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礼记·大学》。为核心的入世哲学；其二，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道德观念；其三，是以“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其四，是以“允执其中”
《论语·尧曰》。为规范的中庸哲学。
在这种统治思想的支配下，以诗文为教化的文学功用说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文学观念。中国的文学在内容上偏于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经国之大业”，“经夫妇，厚人伦，美教化”的说法，一方面固然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一方面也错误地将文学看成政治的附庸，说教的倾向一直被当做一种无可非议的倾向。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宦海的升沉、战争的成败、国家的兴亡、人生的聚散、纲常的顺悖、伦理的向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曲，概莫能外。歌德曾说：“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诗人（指贝朗瑞）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吗？”
《歌德谈话录》，第11页。这一结论的准确性充分体现了歌德作为一个伟大文学家所具有的天才直感。儒家的入世哲学和教化观念，带给中国文学以高亢的政治热情、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但同时也抑制了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迸发和自我意识的开掘。尤其是宋代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使文学蒙上了一层理性主义的烟霭；相对说来，感情的喷发受到了遏制。
与上述内容特点并行的是“中庸”的美学追求。中国文学讲求中和之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
《论语·泰伯》。，不把情感表达得过分热烈。“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有节制，说话不唠叨，嗓门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得浪漫的，比起西洋诗来，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得坦率的，比起西洋诗来，仍然是含蓄的；我们以为词华够浓艳了，看惯纷红骇绿的他们还欣赏它的素淡；我们以为，直恁响喉咙了，听惯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不失为斯文温雅。同样，从束缚在中国旧诗传统里的人看来，西洋诗空灵的终嫌有痕迹，淡远的终嫌有火气，净简的终嫌不够惜墨如金。”
（二） (2)
钱锺书：《旧文四篇》。通过这样的比较，是可以看出“中和之美”所包含的理性主义色彩的。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是互补的。儒、道、释也常常合流。在封建社会中，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史的主线，那么，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就是内外两条重要的副线。儒、道作为民族心理、文化的结晶，有其相同的一面，如两者都求其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观及以“人生至道”为重心的结构体系，都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总体风格。但儒、道相异和对立的一面，又分别给予中国文学以不同侧面的影响。如果说儒家思想是琴键弹奏出的凝重的主调，那么，道家、佛教思想就是不时泛出的轻快的和弦。道、释二者之中，与美学—艺术领域联系更大和影响更深远的，当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论语》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论语·公冶长》。就包含了后来孟子所主张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尽心上》……后来的儒家继承了兼济的精神，道家则本着“无为”之旨，发展了独善的精神。在中国文人身上，积极入世和消积避世的思想往往是相反相成，此起彼伏的，在文学作品中也有着极为鲜明的表现；如果说，“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是古代士大夫的互补的人生趋向，那么，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也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艺术意念。当然，“身在江湖之上，心在魏阙之下”，仍然是那些处于“穷”时而遗世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主导心理定势。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无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天成，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
应当注意的是，道家思想还影响了中国的艺术形式方面的几个特点。第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