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大众语”的主张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他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二，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即拉丁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每区又分为小区……写作之初，纯用其他的方言，但是，人们是要前进的，那时原有方言一定不够，就只好采用白话、欧字，甚而至于语法。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现在能够实行的，我以为是：（一）制定罗马字拼音；（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同上书，第466页。
曹聚仁评论鲁迅这封信说：“他的观点，比我们更积极更具体呢！”鲁迅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尽管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迎合大众、媚悦大众的危险；另一方面又在大众利益的道义压力下，表明得相当激进。鲁迅的意见反映了那个时代非常普遍的思潮，当时的左翼作家普遍认为，从“五四”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文学已经脱离了大众，脱离了中国的大多数，觉得经过五四文学革命之后仍然存在一个语言障碍问题，一个大众“看不懂”的问题。因此，必须推动语言进一步俗化、大众化，以打破这一障碍。然而，至此为止，这些语言改革的激进论者，一心为大众着想的作家，还没有想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没有想到写作主体自身的问题：不是大众不行，而是“我不行”。如果不首先解决“我不行”的问题，即作家自身的资格问题（这个问题在现代中国，具体地被说明为立场和思想感情问题），其他的都无济于事。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指出这一点。以往的文学史书，例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发现这一点，该书指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缺陷，主要是仅仅看到语言形式的问题，而没有认识到“思想改造”这一根本。也就是说，他们思想的着眼点还是如何去启蒙他人（民众），还只认识到启蒙工具（语言形式）不够俗化，而没有意识到启蒙主体本身（立场和思想情感）的工农化与革命化。只有在思想情感大众化之后，才有资格谈论语言的大众化。毛泽东的《讲话》和瞿秋白的不同之处就在这里，毛泽东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思想改造应先于语言改造，即先有思想情感的大众化，才有语言的大众化，这正是以往的文学史家佩服毛泽东之处。毛泽东认为，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作家（左翼作家——启蒙主体）还有一个足以亡党亡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不摧毁或改造这个王国，其他的无从谈起。然而，在《讲话》中，毛泽东对文学艺术的俗化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讲话》中彻底主张政治与文学的一元论，即文学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为完成一定历史时期的革命服务。这种一元论，自然要求文学和政治同构的语言形式。
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兼为启蒙者，他们认为民众是蒙昧的，所以才需要启蒙。但是这种启蒙，是通过“教育”和有阅读理解能力的读者群等中介而实现的。文学家不一定直接把自己的作品诉诸民众，不必要求写出让民众直接“听得懂看得懂”的作品。而政治文学一元论，却取消中介，要求文学直接配合政治、配合正在进行的革命。这样，文学如果不被大多数所了解——多数人看不懂，就是一个严重的极为尖锐的问题了。所以毛泽东论证“普及与提高”两者关系（这个问题如果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文学理论问题加以讨论是有意思的），最后的结论是，现在需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是像“兄弟（妹）开荒”一类让革命主力军工农兵看得懂听得懂的东西。毛泽东没有像瞿秋白那样提出“二次革命”的口号，也没有像瞿秋白那样提出用城市无产阶级普通话代替“五四”式的“白话”，但是，从他一贯的思想和《讲话》中所做的暗示，可看出他与瞿秋白不同——他更喜欢被瞿秋自称做“乡下人”的农民。因此，如果借用瞿秋白的概念，那么可以说：五四文学革命的白话是知识分子的语言，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白话是城市无产者的语言，毛泽东需要的白话是“乡下人”的语言。
当时革命文艺家们均领悟到毛泽东的暗示，所以他们发现了赵树理。郭沫若、茅盾亲自写评论给赵树理以极高的评价。赵树理确实是地道的中国农民文学家，凭他个人的特殊才能和天生的民间趣味，他确实写出非常生动的富有泥土气息的农民口语文学。他和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家们不同，完全超越了知识分子的眼光和知识分子的语言。但是，后来模仿他的人，例如马烽等，却只学到他的“俗”，而学不到俗中的文学趣味与民间趣味，只顾迎合政治需要，结果形成了语言的鄙俗化与政治的媚俗化的双重俗化现象。
而赵树理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新的一场文化革命中也成了被摧残的对象，以至死于绝望之中。他的悲剧说明，1942年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一元论已压倒一切，即使是最有才能的农民作家和他的农民式的语言，一旦被认为是偏离畸形的政治也会成为罪孽。到了此时，政治标准已绝对化到了使通俗的语言形式也彷徨无地，文学的俗化已发展为文学的极端政治化。1958年，几乎所有的着名的现代作家诗人都参与写作些俗不可耐的民歌以讴歌大跃进。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被关进牛棚的作家之外，又一律写作些俗不可耐的讴歌领袖的诗文。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量的政治术语进入文学，能够发表和出版的作品，大部分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现实语言的形象转述。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从梁启超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大约在100年当中，中国文学作为语言现象，是一个不断俗化、不断把文学语言降低为现实语言的流程。这期间，经历了五次俗化潮流：（1）梁启超倡导的“变古语文学为俗语之文学”，但不彻底，也没有形成集团性的文学革命运动，所以被讥讽为类似裹脚女人“放大脚”的运动；（2）胡适倡导的废止文言文、建立白话文旨在平民化的文学革命运动；（3）瞿秋白和其他左翼作家以无产级者白话代替“五四”式白话的“文艺大众化”运动；（4）延安的政治文学一元化的工农兵文学运动；（5）强制性地把文艺俗化转化为政治媚俗化的政治批判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
（三）走出俗化的语言新试验 (1)
在上述时代性的语言流向中，也不断地出现异议的声音。有趣的是这种声音均发自美国新人文主义者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的入室弟子身上。在五四时期，发自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学衡派”身上；30年代则发自梁实秋身上。他们对着眼于民众、着眼于多数人的文学变革主张采取批判态度。他们师承白璧德的思想，强调文学自身的“纪律”（即强调文学自身的规律），认为文学事业本身乃是少数天才的事业，并非多数人的事业，因此，文学的贵族化倾向是天生合理的，而平民化倾向倒是值得怀疑。梅光迪说：“学术为少数之事，故西洋又称知识阶级为知识贵族。
人数天材不齐，益以教益修养之差，故学术上无所谓平等平民主义之真谛，在提高多数之程度，使其同享高尚文化，乃人生中一切稀有可贵之产物，如哲理文艺科学等，非降低少数学者之程度，以求合于多数也。吾国昔日学者，常孤介绝俗，不屑于众人之知。西洋学者亦然。”梅光迪：《论今人吾国学术界之需要》。《梅光迪文录》，香港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年版，第11页。他认为迎合群众以迎合帝王其目的是一样的，他说：“彼等既以功利名誉为目的，作其新科举梦，故借学术为进身之阶。昔日科举之权，操于帝王，今日科举之权，操于群众。昔日之迎合帝王，今日之迎合群众，其所迎合者不同，其目的则一也。”同上书，第8页。
梅光迪这种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梁实秋再一次强调。他说：“文学是个人的文学，是少数人的文学，不是大多数人的文学，其实‘大多数的文学’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个名词的矛盾——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梁实秋：《文学与革命》。载于1928年6月10日《新月》第1卷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