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纠纷的结果只有一条出路：互相斗争的双方的辩护理由固然保持住了，他们的争端的片面性却被消除了，而未经搅乱的内心和谐，即合唱队所代表的一切神都同样安然分享祭礼的那个世界情况，又恢复了。真正的发展只在于对立面作为对立面而被否定，在冲突中企图否定对方的那些行动所根据的不同伦理力量，得到了和解。
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悲剧的最后结局才不是灾祸和苦痛而是精神的安慰，因为只有在这种结局中，个别人物遭遇的必然性才显现为绝对理性，而心情也才真正地从伦理的观点达到平静，这心情原先为英雄的命运所震撼，现在却从主题要旨上达到和解了。只有牢牢地掌握这个观点，才能理解希腊悲剧。因此，我们也不应把这种结局理解为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种单纯的道德上的结果，如常言所说的，“罪恶在呕吐了，道德坐上筵席了”。这里的问题绝对不在反躬自身的人格的主体方面怎样看待善与恶，而在冲突如果已完全发展了，人们就会认识到互相斗争的两种力量获得了肯定的和解，双方还保持住原有的价值或效力。这种结局的必然性也不是一种盲目的命运，即古代人常提到的那种无理性的不可理解的命运的主宰；而是命运的合理性……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第三卷下册，第310页。
黑格尔确认：第一，悲剧的结局不应是除恶扬善的单纯的道德结果（王国维所说的第一种悲剧便是这种结果）；第二，悲剧的结局不应是盲目命运的结果（王国维所说的第二种悲剧）。这两点显然与王国维的悲剧论相通。但是黑格尔认为，悲剧的结局应是“对立面作为对立面而被否定”（否定之否定），这就是承认凡是存在都是合理的，所谓和谐，也就是对存在合理性的肯定。
黑格尔这种对存在合理性的绝对肯定，能够说明希腊悲剧，但不能充分说明《红楼梦》。《红楼梦》与希腊悲剧一样，它不是作者（反躬自身的人格主体）裁决善与恶的结果，也不是盲目命运的结果，它让双方都有辩护自身的理由，也写出双方性格的“片面性”，但是，曹雪芹却赋予双方片面性不同的比重，心灵上支持一方的片面性，并对这一方的片面性的毁灭给予同情。悲剧最后也无法完全“和解”，无法完全肯定原先的道德秩序，无法肯定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反之，它的无法和解的结局否定了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引起读者的震撼和悲伤。
这一判断还可从合理性前提的角度来阐释。即曹雪芹确认在中国传统观念的文化前提下，悲剧冲突双方的选择都是合理的，但是在尊重人间真情的人性前提下，贾母一方的选择则是不合理的。在这里，曹雪芹并不承认凡是存在的（冲突双方所处的环境秩序和观念存在）都是合理的，只确认凡是符合人性的存在才是合理的。正因为有这种区别，因此，《红楼梦》全书便显示出一种与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不同的人性指向与心灵指向，使悲剧的总效果达到一种对人的肯定——对人性解放与情爱自由的肯定。《红楼梦》实际上包含着西方几个世纪文艺复兴的基本内容，它的精神内涵足以成为中国个体生命尊严与个体生命解放的旗帜。
2忏悔者的性格与心灵
《红楼梦》是一部悟书。曹雪芹和他的人格化身贾宝玉的罪责承担意识，虽然在某些字面上也透露出来，但主要却不是通过直接言说，而是通过行为、情感、气氛等方式来加以表现的。因此，要说明贾宝玉的罪感，不可能求诸西方学者习惯使用的逻辑实证方法，而只能用感悟的方式。所谓感悟的方式就是直观把握的方式，曹雪芹写了一个直观领悟“悲凉之雾”的贾宝玉，我们也应该以感悟性的方式阅读这个贾宝玉。
贾宝玉确实能感他人之未感，集他人之悲剧于一身。这一点确实是特殊的。贾宝玉在感受到最大悲哀的时候，都是无言的，或者说表现出最大悲哀的不是语言形态，而是一种特殊的悲情形态，这种形态包括吐血、发呆、迷惘、病痛、丧魂失魄、出走等。当他在梦中听见秦可卿死的消息时，“连忙翻身爬起来，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第十三回）。金钏儿投井死后，他又是无言地悲伤。书中写道：“宝玉素日虽是口角伶俐，只是此时一心总为金钏儿感伤，恨不得此时也身亡命殒，跟了金钏儿去。”他的父亲贾政训斥他，他还是发呆，“如今见了他父亲说这些话，究竟不曾听见，只是怔呵呵的站着”（第三十三回）。晴雯被逐，对于他更是“第一等大事”，晴雯死后他写了《芙蓉女儿诔》仍不足以割泄悲伤，最后终于病倒。
第七十九回描写道：宝玉“睡梦之中犹唤晴雯，或魇魔惊怖，种种不宁。次日懒进饮食，身体作热。此皆近日抄检大观园、逐司棋、别迎春、悲晴雯等羞辱惊怖悲凄之所致，兼以风寒外感，故酿成一疾，卧床不起”。第八十回后高鹗的续作大体上保持了贾宝玉的罪感形式。当“金玉良缘”的消息传开后，贾宝玉和林黛玉，一个“疯疯傻傻”，一个“恍恍惚惚”，贾宝玉只是“傻笑”（第九十六回）。当他迎亲揭盖头后见到仿佛是宝钗时，便又“发了一回怔”，“呆呆的只管站着”，“两眼直视，半语全无”（第九十七回）。而当林黛玉病亡后，他则更是发呆，“把从前的灵机都忘了”，别人说他糊涂，他也不生气，只是“嘻嘻地笑’（第九十九回）。到了得知鸳鸯死讯，他便“双眼直竖”，直到袭人提醒他“你要哭就哭，别憋着去”，“宝玉死命的才哭出来了”。
最后贾宝玉以“出走”的形式告别一切。这是巨大的行为语言。在世俗的眼里，贾府虽然不如当年繁华，但宝玉身边毕竟有娇妻美妾，而且还中了榜，日子可说是美满的。那么，为什么他还是整天感到不安不宁，感到有许多美丽的亡灵的眼睛看着他，就是因为他还有负疚感。他辜负了林黛玉，辜负了许多爱他的美丽而天真的女子。她们都死在他的父母府第里。他“不忍”看到她们的死亡与屈辱，觉得自己对她们的死亡负有责任。他的发呆发傻，眼睛发直，正是他的大迷惘，这种大迷惘，隐含着千言万语，像鲁迅这样的读者就读出眼神迷惘的内涵，读出“自愧”与“忏悔”的内涵（鲁迅的话请参见本文第四节）。所以他必须出走，必须离开那个有罪的地方。但他并不责怪父母，仍然向父母作揖告别，悲喜交织，没有怨恨，他实际上也辜负了父母。他的悲剧重量确实是一切悲情的总和，其罪感正与这一总和相等。
笔者曾说，王国维从李煜的词中感悟到这个被俘君主的作品里有一种“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乃是《人间词语》的精神之核。王国维这一判断，并不是逻辑实证和语言实证的结果。王国维不是引述李后主的某首词或某一行为去证明这一判断，而是把握住李后主词的整体精神。我们判断贾宝玉具有担荷罪恶之意，也不是以贾宝玉的某句话和某项声明，而是从贾宝玉的整体精神状态与整体心灵状态去把握的。没有一个人具有他那种特殊的大呆傻、大迷惘、大悲哀的状态，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总是为一个女子个体生命的消失而身心震颤，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爱每一个人和宽恕每一人，只是不宽恕自己。曹雪芹在小说的前言中所说的“自愧”，也正是表明不能宽恕自己。他的写作过程是投下全部生命、全部眼泪的过程，这种生命倾注，正是对感情之债的偿还。写作过程的本身，正是一个“还泪”过程（留待下文论述），平衡负疚感的过程。
曹雪芹在小说中写了一个基督式的人物，他就是贾宝玉。他具有爱心、慈悲心，处处为别人担当耻辱与罪恶，这是一个未完成的基督，或者说，还只是一个尚在成道过程中的基督，但在他身上，已经初步形成基督的一些精神特征。在第七回中，贾宝玉初次见到秦钟，在秦钟面前，贾宝玉突然觉得自形污秽，产生一种强烈的自谴自责心理。此时的宝玉，尚处少年时代，但他有担当家庭乃至贵族社会上层的耻辱与罪恶的精神。这段心理自白，可作为理解宝玉精神的钥匙：
那宝玉自见了秦钟的人品出众，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秦钟自见了宝玉形容出众，举止不凡，更兼金冠绣服，骄婢侈童，秦钟心中亦自思道：“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溺爱他。”
贾宝玉在秦钟面前有“泥猪癞狗”、“粪窟泥沟”的感觉，在其他少女面前自然更有这种感觉。所以他才有“女子是水，男子是泥”的世界观。贾府鼎盛时骄奢淫逸，贵族们享受着人间的锦绣纱罗，对此，满门的公子少爷、夫人老爷个个都觉得理所当然，意满志得，都在自傲、自炫、自夸，只知享受，不知罪恶，只知奢侈，不知耻辱，唯独宝玉这个最干净的少年公子，感到不安，感到自己的丑陋，感到家族的龌龊，人间的荒唐。这种意识，是一种精神奇迹，带有神性的奇迹。贾宝玉这种感觉，正是老子所讲的“受国之垢”、“受国不祥”（承担国家的耻辱与罪恶）的大悲悯。从这里可以看到，贾宝玉在少年时代就背上承担耻辱与罪恶的十字架。这也是《红楼梦》所以会成其为伟大忏悔录的精神基础。
贾宝玉的这段自我反思与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上的自白，其思想完全相通：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已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