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谁决定呢？当然不是神，而是人自己。这里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个阶级，一个掌握世界未来的阶级。于是，为了实现最后的理想，为了奔向那最后的归宿，便只有进行冷酷的阶级斗争。由于作家相信历史决定论的学说，就放弃了自由意志的立场，放弃了良知的立场。良知说到底，其实就是对一个外在情景的内心拒绝，哪怕这个情景是无可更改的，哪怕这个情景是命中注定的。文学就是要反抗无可更改的情景，文学就是要反抗命中注定的情景，像西西弗推着石头上山，像K跋涉在通往城堡的无尽的路途，像狂人对“吃人”的狂恐不安和内疚。但是，历史决定论彻底地破坏了这种内心拒绝，它认为这是愚蠢的，这是肤浅的。因为无产阶级的使命是顺从必然的召唤而奔赴阶级较量的前线。作家也是这样，写作也是另一条战线的前线，历史的注定和叙事的注定是一样的：在冷酷无情的历史中写冷酷无情的文学。历史决定论瓦解了温情，瓦解了良知，最后也瓦解了寄托人类温情和良知的文学。
鲁迅在《狂人日记》以“吃人”的意象象征中国社会，这是一个富有被迫害意识的意象。小说中的狂人同其他一切有关的人物无不处于敌对的地位，狂人同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从赵贵翁和他家的狗到古久先生，从狼子村的佃户到他哥哥，在狂人的眼睛里，他们都是食人者。在这个由食人族组成的社会里，有一类是吃人者，像赵贵翁；另一类是被吃者，像狂人和他妹妹。在作者指出的虚构的时间过程里，“吃人”的行动不断重复着，这也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现象。因为自有文字记录以来的历史都是这样被狂人解读的，但是，如果叙述视角本身不包含对这种“注定”的吃人的历史的良知和道德上的反抗，那这篇小说最多也只能像谴责小说一样，只有一股道义激情，一股牢骚，它将会黯然失色。要以故事形式谴责中国社会并不难，难在如何既表现对历史苦难的观察又表现出作者对这些苦难的承担勇气。
《狂人日记》充分利用狂人精神分裂而造成语言混乱的特点，或者说作者有意创造这样的语言混乱，使狂人对历史和社会的观察从一个视角转换到另一个视角，从“吃人”转换到“我也吃人”。两个视点相互游移的语言混乱突然使叙事产生更为复杂的效果：也许不可以那么简单地划分成“吃人者”和“被吃者”，也许不可以那么简单地找出历史的“罪人”，罪人和施罪者可能是同一个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可能是同一类人。狂人的语言混乱意味深长地传达了作者的良知，苦难中的民族只有通过自身的忏悔，才能获得自我的救赎。狂人到底有没有参与吃人，甚至他哥哥是不是真的准备吃他，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视点的游移使不同含义的叙述产生了相互的距离，尽管有了四千年吃人的历史，但生活在其中的人并不能因为遭受苦难而减轻自己的良知责任。因为历史或社会并不是一个关闭我们的牢笼，即使它是牢笼，也是一个我们自己造的牢笼，一个我们自己选择走进去躲避的牢笼。鲁迅的这种眼光仅存于思想自由气氛浓厚的“五四”运动时代。革命文学兴起之后，历史决定论就改变了这种叙事的风貌。
历史决定论形式上是对一个时间过程的理解，但它最后导致的却是良知和自由意志的丧失。由历史决定论到自由意志的丧失，产生于一种跳跃：从对一个客观过程的知性理解跳跃到根据这种知性理解决定对客观事物的态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演变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唯物史观不排除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观念，也不排除历史会出现暂时的倒退的观念。但是它马上就重申，所有的倒退、曲折总是会过去的，一切现象的发生都超越了意志所能掌握的范围。唯物史观有多少事实的根据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当这种宏观见解变成每一个人身边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变成就在眼前的革命运动的时候，对历史过程的知性理解就潜入人的内心而支持一种对人生的冷酷态度。因为时间过程内发生的一切是意志不能掌握的，意志在此一过程自然就不必承担主体的责任，那个“主体的我”被吞没在客观规律的汪洋大海中。
唯物史观渗入日常的人生实践时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主体的我”从人生实践中退隐，一切听从必然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是那个自以为掌握客观规律的自我变成了客观规律的无所顾忌的代理人。前者意味着自我可以不承担选择的行为责任，因为他在客观规律面前无能为力；后者意味着参加社会实践的自我可以恣意妄为，因为他掌握着客观规律，他的一举一动符合历史运动的方向，推动着历史向更高阶段发展。
看起来，它们好像是矛盾的，人们怎么可以恣意妄为而又不负责任呢？怎么能为所欲为而又符合客观规律呢？是的，每一个愿意反省现代革命文学新传统的人都可能问：恣意妄为和客观规律又怎么能兼容呢？但是，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我们确实看到了这种一致性。尽管唯物史观作为纯粹的学理的时候，人们也感受到它的道义热情。但是，它落实为实践，落实为君临一切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它本身具有的那种所谓历史必然性，那种历史进程不由人类意志影响的信仰，就彻底摧毁了良知和自由意志对任何所谓必然性的拒绝，自我只是历史运动的工具，工具当然不可能为它自己的行为负任何责任，同时，工具在被历史规律掌握之后无论做什么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所谓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实际上就是恣意横行、为所欲为的代名词。
作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唯物史观在小说叙事中的渗透，消融了作家的文学艺术的良知，削弱了自由意志对客观情景的内心拒绝。作家逃避写作的良知责任，力求按照意识形态教条的要求，去反映那个有既成框架的“伟大时代”，反映有既成模式的“伟大人民”。作家的主体自我被历史的客观规律和阶级、阶级斗争的观念隐去之后，一切血淋淋的故事，一切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就有理由充分地叙述下去。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的一个场面，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冰冷的叙事的一个例子。他写的是打死汉奸地主李如珍的场面。村中的龙王庙前设起了公堂，县长坐了正位，公举十位代表陪审。审完之后村民要求马上枪毙李如珍。县长不想这么办，说只要能悔过，根据地也不杀坏人。群众不依，县长又说，就算枪毙也不能太急，连枪都没有。村民说，没枪就弄不死他？他们只问县长一句话：李如珍该死不该死？县长说，该死吧是早就该着了……没等县长往下说，就发生了如下情形：
大家喊：“拖下来！”说着一轰上去把李如珍拖下当院里来。县长和堂上的人见这情形都离了座到拜亭前边来看。只见已把李如珍拖倒，人挤成一团，也看不清怎么处理。听有的说“拉着那条腿”，有的说“脚蹬住胸口”，县长、铁锁、冷元都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说着都挤到当院里拦住众人，看了看地上已经把李如珍一条胳膊连衣服袖子撕下来，把脸扭得朝了脊背后，腿虽没有撕掉，裤裆子已撕破了。县长说：“这弄得叫个啥？这样子真不好！”有人说：“好不好吧，反正他不得活了！”冷元道：“唉！咱们为什么不听县长的话？”有人说：“怎么不听？县长说他早就该死了！”县长道：“算了！这些人死了也没什么可惜，不过这样不好，把院子弄得血淋淋的！”白狗说：“这还算血淋淋的？人家杀我们那时候，庙里的血水都跟水道出去了！”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见《赵树理文集》第一卷，第185～186页。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这个场面的描写部分以县长的眼睛为观察点，县长是一个可以决定事情大局的人，但他似乎处在两可之间：活肢解只是样子不好看，但地主早就该死了。实际上，他用他的依违两间促成了残酷至极的一幕。和丁玲笔下的地主一样，这个死亡就在眼前的地主像个物件，既不会恐惧，也不会反抗。因为无论是恐惧还是反抗都是作者的禁忌，他比一条狗都不如，狗临死还会叫两声。作者并不是不知道肢解的场面残忍，他对活活地撕裂也有生理程度的反感，所以虚构一个依违两间的县长角色，用他的立场传达“正义”和“反感”两种声音。但是，这种反感也仅仅局限在生理程度。
想一想吧，这种比中世纪还要中世纪的处死手法，仅仅有这么一点不协调的“反感”，叙事的冷漠也只在革命文学中可见。而且作者又不断用正义、斗争、处死汉奸的声音来为这血淋淋的场面辩护，配合用白描笔调叙述出来的残忍的复仇场面，力图烘托出它的正义和道德。在这些终极的革命价值面前，仅有一点点生理的反感也被排除到叙事的角落里去了。作者所以最终否定那不协调的声音，借口就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任何残忍，残忍到活活肢解程度的血淋淋，是必要的，因此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它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作家肯定了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性质就绝对排除了人道、人性的原则，乃是因为其中暗含了一个前提：社会和历史原来就是如此的，客观规律原来也是如此的。
产生于20世纪的革命文学新传统，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决定论观念。它对革命文学的影响，不但表现在作家如何把握有时间长度的社会历史过程，而且也表现在对人的各种行为的理解方面。在前一方面，革命文学所叙述的故事，都是历史不断进步，敌人不断失败，人民不断胜利的故事。这种千篇一律的乐观主义故事造成了“千部共出一腔”的单调乏味。在后一方面，它提供给读者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完全离开以前文学传统中人性、人道的原则，开创了一个嗜血和崇拜斗争的文学原则。可以想见，这样的原则对文学而言，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作家信从了历史的必然性，在人类的行为里，斗争是必然的，流血是必然的，残杀也是必然的，铁血的复仇也是必然的，作家不必以良心和人性的原则站在超越的立场去看待人类的这些苦难，相反，只要把自己交给代表历史必然性力量的一方，参与实现最后理想的厮杀就可以了，只要把这些人类的残酷交给读者就行了。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作家不但以这种历史决定论的观念解释故事的时间过程，也以此为借口，逃避良知对现实的抗拒。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文学传统中的人性、人道原则是文学作品中比较高的境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20世纪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新传统的话，那么，这个新传统就是反文学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