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对“左翼”批评有重要贡献的人当中，如瞿秋白、冯雪峰、周扬、胡风等，无疑胡风的批评眼光最为犀利，他的理论贡献也在诸人之上。学界也有相近的看法，如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极少有人像胡风、周扬坚毅而执着地构筑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不是照搬别人的，而是真正经过独立思考的富于创造性的理论体系。”见该着第2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胡风初露文坛，就以其敏锐的艺术目光和富有个性的文字风格获得读者的喜爱。1935年，胡风发表写成的第二篇作家论《张天翼论》。他喜爱张天翼的小说，发现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坛新人，但他的艺术敏感使他从张天翼小说《三太爷与桂生》描写的活埋场面里读出张天翼冷面的“笑”。胡风不喜欢这种冷面讽刺的笑，他指出张天翼似乎“把一个作者对于他的人物应有的情绪的感应也完全否认了，就是描写作者也应该用自己的情绪去温暖场面，他也是漠然不动的”。
胡风认为：“对于人物，作者应该爱，应该恨，但决没有权利看他们不起的。”“冷情就必然虚伪。”胡风进而分析张天翼之所以这样写的原因，他认为问题出在作者看待生活看待写作的态度上。“因为只捕捉和自己隔得很远的可笑的角色，看他们不起，他有时就出现了一面戏弄他们，一面觉得他们‘好玩’、‘可怜’甚至‘天真烂漫’的神气，反而不去认真地解剖。”引文均见《胡风评论集》上册，《张天翼论》第45-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是一种缺乏生活热情，缺乏血气的小市民态度，胡风友善地奉劝张天翼脱离小市民的天地，站到真正的现实主义立场上来。基于这样的理解，胡风首次提出作家不应该在自己和生活之间充当“傀儡”，而应当与现实生活“肉搏”。这大概也就是后来屡被误解的“主观战斗精神论”的滥觞。不管人们是否同意胡风的看法，但可以看出胡风是一位认真思考、见解独到而且以理服人的批评家。他身上的“左倾”色彩很浓，十足文坛的热血青年，那年胡风三十三岁。
胡风最为“左翼”批评家诟病的地方是他一贯坚持的“主观战斗精神论”，而提倡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确是胡风文艺理论最有个人风格之处。如果“左翼”文艺运动没有历史机遇发展到延安时代，或者说如果“左翼”文艺运动不经延安时代演变为一个集中统一的强势话语，可以想见胡风理论当不失为“左翼”文艺阵营中富有激情和符合创作实践的批评，至少不会日后被诬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周扬：《我们必须战斗》，见《周扬文集》第二卷，第3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细读胡风的批评文字，他提倡的作家“主观精神”和“人格力量”，实在和反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也和唯心论不是一回事。胡风40年代之后受到的批评和责难肯定是冤屈的，但是这件公案在“左翼”批评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却是可以理解的。
胡风和其他思想激进的青年一样，感受到环境的压迫，他们不满，他们反抗。尤其是胡风，对激情的向往铸造了胡风一生的根本性格。这既是“五四”精神和“左翼”思想熏陶培育的直接成果，也是个人性格的一贯取向。他的激情和反抗信念构成了他个人的行事风格的基本内容。而他的个人行事风格又加强了对激情和反抗的信念，使他不能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及时“转向”。追求激情和以反抗为使命的人最痛恨平凡乃至平庸，他们不能忍受每日都是如此的日常生活。他们向往剧变的时代，因为剧烈的社会变化提供了打碎日常秩序的现实机遇，也把心目中遥远的社会理想拉近到不远的眼前。
胡风登上文坛的第一篇批评文字《林语堂论》就对林语堂那种认同眼前秩序、“寄沉痛于幽闲”的心态大为不满，他批评林氏的态度是“它已由对社会的否定走到了对人生的否定，因而客观上也就是对于这个社会的肯定呢？”这是俗不可耐的“自己沉醉自己”的“方巾气”。胡风：《林语堂论》，见《胡风评论集》上册，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抗战爆发，胡风兴奋异常，至1941年战争进入沉闷的相持阶段时，他还是保留了不减当年的兴奋记忆：“战争爆发以后，大家都被卷进了其大无边的兴奋里面，特别是热情而纯洁的青年人，觉得自由和光明已经得到了，一切黑暗和污秽都成了过去的回忆。”胡风：《如果现在他还活着》，见《胡风评论集》中册，第166页。战争无论对于哪一方面，都是包含巨大风险和代价的事情。为什么战争才开始，自由和光明就已经得到了呢？战争本身就是黑暗和污秽的产物，为什么它没过去污秽和黑暗就成了回忆呢？这一切都要从打碎日常秩序，反抗平庸的逻辑来理解：
民族革命战争的炮声把文艺放到了自由而广阔的天地里面。这以前，作家底世界是书斋，是客厅，是教室，是亭子间，是地下室……但炮声一响，这些全都受到了震动，门窗颤抖，积尘飞扬，他们兴奋地、或者想镇静而不得地跑了出来，向愿意去的或能够去的各种各样的领域分散。跑向热情洋溢的民众团体，跑向炮火纷飞的战场……胡风：《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见《胡风评论集》中册，第71页。
胡风对战争来临的兴奋其实是那个年代“左翼”青年的兴奋。战争对秩序是灾难，但对激情和理想却是机会。比较胡风抗战结束后的沮丧或许有助于理解他的思想性格和文学批评。日寇投降，胡风回到了上海，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除了党国派遣的接收大员造成的社会阴影外，更基本的是他得重新面对平凡的日常生活。1946年4月，胡风写了一篇文章，取名《上海是一个海》，他说，战争结束后，上海又成了做各式各样梦的地方，英雄梦、黄金梦、佳人美酒梦、安居乐业梦、光明梦，除了光明梦语义模糊稍有正面含义以外，其他都是胡风眼里目光短浅者卑微的梦想。胡风说：“我没有做过这些梦，但我还是回到上海来了。回到了上海以后，宛如掉进了一个海里。茫茫滔滔，一望无际。有深不可测的无数的洞窟，有各自长着特别爪牙的无数的水兽，有此起彼落的无数的风涛变幻。万事万物皆有一个根，然而，对于那些不能看到脚尖前面三寸以外的蚩蚩氓氓的小市民，这个根又在哪里呢？”见《胡风评论集》下册，第138页。
胡风问得很好，小市民是不需要他说的万事万物的根的，小市民只要平庸的生活，甚至只要活着，而上海正是他们的“天堂”。抗战时期，胡风崇拜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那时人民是一个罩着光环的大词，它会创造历史，它会推动未来。曾几何时，胡风回到上海，终于发现在平庸的日常状态里，“人民的欲求”就是等于“旧社会的趣味”。同上。胡风情绪低落，不满意上海的根本原因，其实和他在抗战中莫名的兴奋是一样的，他不能忍受平凡的日常生活。由此可见胡风替生活进行了观念中的分类：仁人志士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当然是真正的生活，而不与伟大事业联系起来的日常生活只能是“旧社会的趣味”，甚至不是生活。这和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理解有什么两样呢？对仁人志士来说，生活当然有火热的和不火热的之分，但对文学艺术来说，真正存在这种分别吗？把关注人类普遍生存状况的文学变成只关注“伟大事业”的文学，这是20世纪“左翼”文学运动的根本特点。在对文学的根本理解上，胡风才是真正的“左翼”批评家。
理解了胡风的性情，对他在文艺上的主张就容易看得清楚。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是文艺批评的双刃剑，它一面对准认同平庸日常状态视文艺如玩物的幽闲态度和“性灵主义”文学，另一面对准缺乏个人真实体验只尾随伟大事业的“客观主义”的写作态度及其文学。胡风1936年写了一本文艺理论小册子，取名《文学与生活》，第三章“文艺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认为自然主义和公式主义两种倾向是“和文艺的大道相隔很远的”。见《胡风评论集》上册，第305页。
因为在胡风看来，两种症状都来源于相同的病根，这就是缺乏对文学表现对象深刻的感受和认识，缺乏对创作活动的主体体验。胡风在文坛上的一生，就是挥舞这柄双刃剑左右开弓奋力战斗的一生。胡风的战斗是为了扞卫文学的现实主义。在胡风的眼里两者都是现实主义的敌人。抗战之前的“左联”时期，胡风批评更多的是上海滩文人的幽闲清雅和“性灵主义”文学，如《林语堂论》和《张天翼论》可作代表；抗战展开之后，胡风批评针对的主要是“公式主义”、“客观主义”文学。终其一生，胡风的批评信念并没有变化，前期的凌厉倒是替他在“左翼”文学阵营赢得了声誉，而后期的锋芒却招来同志营垒一片误解与责难。因为后期胡风遭遇到“左翼”革命批评理论大转换的时期：它已经不再需要来自个人的革命激情了。
1935年12月19日《申报》刊登北平“一二·九”期间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学生游行、聚会、演讲，与军警发生冲突，有人负伤，有人被捕。两日后的《大晚报》登张大千在北平开画展，他的同道赞他作画“奴视一切”，张大千也赋诗自赞“老子腹中容有物，蜉蝣撼树笑儿曹”。胡风读了这截然不同的新闻，大受刺激。他自然不能忍受此类文人的清雅与孤傲，遂作文《文艺界底风习一景》，盛赞学生，“为了自由，为了反抗共同的奴隶运命，这些‘人民之花’的青年人表现了多么美丽的共生共死的态度。他们底悲愤是不愿做奴隶的一切中国人底悲愤，他们底行动是一首抒情诗，写出了在压力和无耻下面忍受痛苦的，期待着解放的日子的中国人民底心情”，胡风：《文艺界底风习一景》，见《胡风评论集》上册，第381-3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