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抵津之前在军界已有所建树。1904年从西点军校毕业后，首次被派到驻菲律宾的第十二步兵团。1906年，他又被召回西点军校教授现代语言，一直到1911年他再次被派往菲律宾。离开菲律宾后，史迪威夫妇去日本呆了一段时间，在那他开始学习难学的日语。他把妻子送回美国迎接首个孩子的降生，1911年他访问中国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前夕（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被推翻），1912年1月，史迪威在加利福利亚州蒙特利要塞的驻军中任职。他的第一个儿子约瑟夫·沃伦二世３月在纽约州的锡拉丘兹市出生，随后他的女儿于1914年6月出生。1913年8月，西点军校请他担任英文和历史系的教员。当美国参与到一战中时，史迪威于1917年8月任弗吉尼亚州利堡军事基地第八十师的旅级人事行政参谋。同年12月他前往法国，担任美国远征军司令部参谋，后被任命为第四处（情报处）首席情报官直到一战结束，并在停战后随该部前往德国驻扎。1919年7月回到美国，同年8月6日，史迪威被任命为驻华美军首位语言官。他原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1920年8月5日同家人一同启程前往中国，1923年他在语言学习结束后返回美国。
史迪威对第十五团的重大影响表现在不同层面。作为这支部队的体育委员会主席，他曾因严格执行各项减肥方案而遭人忌恨，比如他为男女共同设置的“高级美育舞蹈学校”。
史迪威的军人生涯中以酷爱旅行而闻名，他在这一点上充分利用了自己在第十五团的高级职位这一有利条件。他经常违反休假规定，虚报时间不等的出差任务，以便去满洲、朝鲜、日本和中国全境旅行。团里公认史迪威能讲一口熟练的中国方言，是个“十足的中国通”。有一次为了娱乐官兵，史迪威假扮从一个小儿的视角讨论日本，小主人公名叫本尼·沃森·史迪威二世，是一名被第十五团L连接收的士兵，1927年7月11日出生在天津。《哨兵报》曾经在三期上全文刊登了本尼冗长幽默的“未经删节日记”，讲述了一岁的孩子第一次随父母去日本旅行。
6. 史迪威“汉语流利”，化装成中国人“从未被人识破”
史迪威对该团和整个美军做出的重大贡献归功于他对中国事务及汉语的通晓。弗雷德里克·M·哈里斯准将当时在第十五团任中尉。他回忆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军队向北推进时，战争已席卷天津及第十五团驻地，时任驻华北美军部队参谋长的史迪威“恐怕比在华北的任何人都清楚促使美军备战的动力是为了迎接来自南方的猛攻”。哈里斯说“他的汉语流利，如果穿上中国服装，脸上扑上适量的黄色化妆粉，就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中国人。起码，他从未被人识破”。史迪威化装前往执行加强对南部地区巡逻的命令，“目的是接近蒋军的先头部队并探明其意图”，“他有时会消失几周，又总是能安然无恙地带回大量重要情报”。
史迪威对当时中国发展的深入了解不仅仅惠及最高统帅。1927年11月，他开始在《哨兵报》上发表长达数月的系列文章，读者几乎每周都能很快读到详细的报告，了解长期军阀混战已成强弩之末时的中国格局，以及蒋介石统一中国的一些假象。《哨兵报》的编辑解释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虽说是一团乱麻，但还是有希望的。”“一些回到美国的人则认为‘一团乱麻’已经不可救药。”“对于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史迪威少校知道答案或者明白如何找到答案。多年来他一直关注中国的局势。他自己就认识许多（中国）领导者，还曾与敌方军队在战场上度过数周。很少有特别通讯员能像史迪威少校一样提供如此出色的关于中国局势的新闻。”
1928年1月，他又开始发表另一系列文章——《中国局势下的名人》，其中有一篇是写张作霖的。这些文章在整个美军中拥有大量读者，其中有多篇后来被权威的《陆军杂志》转载。一些最重要的文章是关于“基督将军”冯玉祥之类的人物。史迪威强调冯玉祥并不可靠，“这是个遗憾，因为他有很多优秀的品质，禁止他的军队伤害百姓，他是个真正的斗士，努力发展自己控制的区域”。在谈到基督教在冯玉祥的军队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史迪夸张地说“他的军队不允许官兵抽烟喝酒，不提倡任何性质的放浪形骸，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一本《圣经》，没通过《圣经》考试的人不能成为军士”。让史迪威印象深刻的是，冯玉祥修建了车间，供部队生产军鞋、服装、军帽、肥皂、毛巾、纽扣和皮件。
他还讽刺美国人中的“理想主义者和感伤主义者”，不愿意承认中国在蒋介石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及人民的性格”一无所知，天真地想象“把黑的说成白的，颜色就会改变”。他继续说道，希望美国人睁开眼睛将会看到事实上“中国像是一个玩弄剃刀的小孩，除非有人赶快把剃刀拿走，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真命天子，那样的人物大概只在国家危难之时产生”。中国人只有一个“字面上的共和国”，不过他们清楚这一点，“你不能总是愚弄中国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深谙世界的腐朽、本国领导人的腐败和共和政体的腐化”。他们将会欢呼迎接“建立任何一种保证法律和秩序的政府体制，将愉快地抛弃所有民主的表象、理想、口号和真理，以换得和平的生活”。
7. 史迪威笔下的蒋介石
史迪威后期对中国的态度以尖酸刻薄着称，早期的“醋性子乔”的态度在他的一篇关于蒋介石的文章中显露出来，他称蒋介石为“国民党所谓的委员长”，一个被“吹嘘为将乔治·华盛顿、拿破仑·波拿巴和朱利叶斯·恺撒结为一体的人”。“他在逆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苦干决心和能力值得钦佩，如果他最终赢得胜利，主要是因为他善于挖掘自身的聪明才智。如此，我们必须给这个魔鬼应得的评价，并且不得不承认中国还会涌现有能力解决自身问题、建立国家秩序的人物。”他目睹了中国国民党取得的明显胜利，“现在是为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的好机会，只要几个领袖能够放弃个人野心，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但是不幸的是，“胜利的现实并不会改变典型的中国军事强人的本性，国民党党旗的更换以及五色旗、奉天旗的臂章无法区分爱国者和土匪”。史迪威没有向蒋介石部队的手下败将致哀，只表示“愿他们安息，他们的后继者不会更差，只会更强”。
1928年夏天，中国在国民党的领导下有所安定，好动的史迪威开始在其他方面寻找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不过他的文章开始缺乏时效性。主编对此非常遗憾，因为史迪威的专题文章是“《哨兵报》上最受欢迎的文章，总是能够为我们的订购者提供有趣的报道”。后来这些文章只在中国局势许可的情况下才发表。此后，直到1929年4月史迪威返回美国前，他才又在《哨兵报》上撰文告诉读者们他对中国局势的长久疑虑。他说蒋介石的国民党“正处于试验阶段”，局势尚不明了，一切未有定论。随着春天的到来，新一轮战乱即将开始，中国也许又将回到军阀混战的危险局面。
史迪威在第十五团时得到提升，当时《哨兵报》欣然报道了此事，“团里最受欢迎的军官之一”被提升为中校。除此之外，他被拥护为该团中文学院的非正式“院长”，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享有“东方手球冠军”的称号。
史迪威初次赴华期间没能亲眼看到中国的发展，1935年至1939年期间他再次到北平任美国使馆武官时，中国的状况才有所改观。1929年4月他与家人返回美国。7月份史迪威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战术部负责人。后来他在助理校长乔治·C·马歇尔中校手下工作期间，学校在马歇尔的领导下推动了关于教学方法的“本宁改革”，史迪威在教学和训练方面的长期经验使他在这场改革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8. 包瑞德是“声誉良好的‘中国帮’成员之一”
马歇尔在谈到第十五团时曾指出，“这个特殊团队的人员比我在任何一个集体里所见到的都有效率。军官们个个百里挑一，士兵也多是经验丰富的老兵”。
在马歇尔提到的这些“最高效的人员”中，还有后来升任上校的大卫·包瑞德上尉，他是声誉良好的“中国帮”成员之一，也是颇有成就的中国通。1892年包瑞德出生在科罗拉多州的中央城，1915年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在科罗拉多州希维顿的高中教了两年英语。1917年他以步兵少尉军衔参加陆军，一战期间只在犹他州服役，没有去海外战场。战争结束后，他选择继续留在常规部队中，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在军官队伍中为数不多的非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成员之一”。战后，他的首次任务是在菲律宾担任了四年下级步兵军官。1924年，他来到北京美国公使馆任助理武官负责语言学习。
这把他和那些一心想着仕途的军官们区别开来，他们认为武官和语言学习的工作根本算不上军事经历，但是马歇尔和史迪威都不这样看，它们在包瑞德职业生涯后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包瑞德接触到纯正清脆的北京话时，他觉得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人民及其历史文化是一种“快乐”。他的汉语水平突飞猛进，能够体会汉语在复杂形态及语调上的每个细小差异，并开始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包瑞德不大喜欢中国人的某些特性，比如他们无休止的好奇心和乱管闲事，但他也曾写道：“坦白地说，我是个容易被中国人说服的人。总的说来，我觉得他们是（目前）世界上最聪明、最迷人、很多方面最文明、无疑也是最美丽的民族。”他留在中国学习汉语直到1928年，在此期间他遇到了马歇尔和史迪威，与他们的关系得到发展。1928年，包瑞德回到佐治亚州本宁堡的步兵学校学习高级课程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课程结束后，他成为纽约市立大学军事科学与战术学科的助理教授，服务于后备军官训练项目。
包瑞德在美国任职三年后，被派到第十五团，于1931年10月抵达天津，出任团情报处参谋。他继续学习汉语，同时负责第十五团的汉语学习计划。包瑞德利用《哨兵报》作为教学途径，从1933年2月开始在杂志上用数页刊登“汉语写作”的系统课程，旨在帮助士兵达到“切实可行的目标”——掌握1000个汉字。包瑞德任职期间，该团的汉语学习确实提升到新的高度。
包瑞德刚开始学习东方语言时，首选本来是日语，但因已无空缺，只好选择汉语，这个不得已的选择却从未让他后悔过（史迪威也有类似经历）。尽管他曾多次去日本旅游，和别人一样也被日本的魅力所吸引，比如叹为观止的内海景色，但他从不觉得跟日本有亲和力，正如有一次他从天津赴日旅行归来后表示，回到“湿地天堂和能干团的城市”令他激动。虽然“中国不是那么美丽，而且还很脏乱”，但这里却是他热爱的舒适家园。
1934年包瑞德离开天津，两年后在北平史迪威手下任助理武官。战争波及到远东后，他曾一度呆在当时中国的临时首都汉口；1939年初，转移到蒋介石战时政府所在地重庆。1944年，美国陆军统帅部命令他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联系，这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不良影响。1949年他前往台湾仍担任派驻“中华民国”的武官。他一直留在台湾直到两年后退役。战争年代，包瑞德与他在天津的老相识们并肩战斗，特别是史迪威和阿尔伯特·科迪·魏德迈将军。1945年他还参与了马歇尔的中国战后外交之行，马歇尔试图调停中国内战但未获成功。中国的内战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包瑞德退役后，卷入了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并热衷于麦卡锡主义时期的激辩，尤其是对战后美国“丢掉了中国”，将之拱手让给共产党的质疑。包瑞德于1977年逝世，享年84岁。
9. “美国远征军桂冠诗人”哈丁中校
第十五团还有一位杰出的军官——艾德温·弗瑞斯特·哈丁中校。他于1923年9月30日加入该团，次年7月24日至9月8日期间曾任该团临时指挥官，但多数时候任第二营指挥官。1927年1月，第二营指挥权由史迪威掌管，哈丁出任由勤务连和团部连组成的临时营指挥官，直到1927年5月1日被调回美国。哈丁在中国的后期还一直兼任驻华美军指挥官参谋处的军营娱乐部主任。
哈丁是军营内外知名的演艺人士。比如，他曾在一出内部创作的戏剧《最佳民族》中任重要角色，该剧的演员几乎全部由美国远征军的军官及其妻子们担任。
恐怕哈丁最让人难忘的还是他“美国远征军桂冠诗人”的称号。他常在《哨兵报》上发表吉卜林风格的作品，如写给第十五团骑兵队的诗歌《徒步的骑兵》。哈丁经常应邀在团里的节日场合背诵此诗。诗的第一节定下了整体的感情基调：
……
我本只是一名步兵，
曾经全副武装跋涉在泥泞，
曾经学会用步枪射击，
但如今我成了一名徒步的骑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