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对三星堆考古而言，又是一个获得了历史发展机遇的年头。
3月上旬，全国考古工作汇报会在成都锦江宾馆召开。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汇报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兴趣，大家议论纷纷。
会议期间，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到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和三星堆遗址进行参观指导。
中国考古学泰斗之一的苏秉琦教授，针对三星堆文化的特色，概括性地提出了“古城、古国、古文化”的评语。
可谓是一语中的。
借全国考古工作汇报会在成都召开的东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强势出击，又选择在鸭子河边真武大队的西泉坎的地方进行发掘。
由于这里是第一次发掘，考古队先后布了7个5×5米的探方，面积175平方米。
在西泉坎的野外工作持续进行了三个月，出土了一些新的器物，如“尊形器”、“敛口折肩的尖底罐”、“双耳杯”以及大量的酒器、高圈足盘等等。这次发现的器物有以前见到过的，也有新出现的，为三星堆文化增添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
根据同时出土了众多石器这一现象，推测这里有可能是三星堆蜀人的石器的存储地或加工场所。
这次考古发掘，最重要的发现，是一件石雕人像。这件石雕人像是用一个整体的鹅卵石雕琢而成，其线条轮廓都比较简单，但人像清晰，可以看出其双手被缚于身后，双膝下跪，看似一尊奴隶造型。
过去在中国河南省的安阳殷墟发现有这种反映奴隶形象的石雕，两者对比造型相似。不同之处，只是殷墟的造型较精致，器物较大，而西泉坎发现的石雕人像比较粗糙简单，只有8.5厘米高。
无论如何，在四川三星堆古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奴隶的造型，给考古学家提供了足够多的信息——西泉坎遗址点当时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奴隶制社会，卑微的奴隶石雕是古蜀王国社会存在的真实写照。
由于三星堆考古的强势，也同样吸引了与三星堆考古素有渊源的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老师们的注意。
同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的考古实习，也选定在三星堆遗址，受到四川大学师生的有力支持，三星堆遗址的考古节奏，愈来愈快。
1986年的3月至6月，为配合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考古教学需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发掘。
这是三星堆遗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共有三个发掘区，各区相继有重要的发现。
1986年3月8日。
在第二发掘区附近一小坑（该坑是被砖厂民工挖出来）发现一件青铜器的残件，呈柱状，内部有烟熏痕迹，上面有乳丁纹和云雷纹，长4.5厘米、宽3.6厘米。推测可能是青铜甗的残足。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圆形铜瑗和一件方形铜瑗及一件玉瑗，但它们都是残件。
1986年3月10日。
上午，在第三发掘区的T1313发掘点第八层出土了一件石雕人像。这件石雕人像和1984年在西泉坎发现的石雕人像一样，都是双手反缚、双膝下跪，不同的是这里发现的石雕人像的头被“砍掉了”。
石雕人像只有身体没有头，这有可能反映了古蜀王国的等级森严及严厉的酷刑，也可能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人祭形式。
这次发掘，发现了大量的新器物和新器形。有三足形炊器、雕花漆木器、陶猪、陶虎、陶鸡、陶羊、陶双头猫头鹰， “鹦鹉、鱼老鸦、鹰”、马、老鼠等陶塑动物的形象。
上述器物与陶塑，对于中国美术史而言，真是妙不可言的历史珍品。
陶老鼠、石虎、石蛇等野生动物塑像的发现，也许表明了古代三星堆蜀人的独特审美观。
而在遗址中采集到的一件陶狗的雕塑，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当时的古蜀人与中原和江南地区一样，早已完成了对狗的驯化（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河北磁山遗址、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都发现了狗的遗骸，说明在7000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对狗的驯化）；二是狗与猪、羊、鸡是当时的家畜。
此次发掘，第三发掘区最受重视。因为不仅该区发现的文物最多，文化层堆积也最厚，达2.6米之深；而且，通过该区的16个地层的发掘，三星堆历次的发掘物和收获都在这里得到了验证。
它是三星堆考古的标型地层。
在这里，再现了三星堆3000年到5000年前的历史，证明了三星堆遗址从距今5000年至3000年的历史是连续不断、未曾中断过。
这样的结论，当然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要知道，在此之前，四川的历史，还只记载到商周时期；再早的历史，诸如蚕丛、柏灌、鱼凫之类，都只是“远古邈难寻”的古代神话传说。
这一下，四川的历史要提早好几千年！
连新闻媒体都为之激动。
当年的《人民日报》以醒目的标题“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收获甚丰——早期蜀国都邑重见天日”，报道了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