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后，为了争取更多地方势力与国民党脱离，减少解放军进军川西的阻力，陈万堂请李育滋带着崇大新支队副指导员董国福(解放后任新津县长、乐山专区、内江专区副专员)一道去上安镇，与颇有势力的李鹏举谈判，争取他靠拢共产党，在解放军到来时配合攻打胡宗南军队。那时候陌生的外乡人在上安镇的地面上根本无法通行，而李鹏举的态度又无法得知，去上安乡劝李鹏举帮助共产党，风险一定很大，即使李育滋亲自出马，也很难保证不出问题。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一天上午，董国福化装成李的保镖，身穿长衫头包白帕，尾随在李坐的轿子后，到了上安镇李鹏举公馆。
李育滋下轿后径直到李鹏举内室接谈，李鹏举的手下十分惊奇，七嘴八舌地说："李二老爷十几年没有来上安镇，今天来一定有要事相商!"一会儿屋里出来一人叫道："董先生，李大爷有请。"李鹏举正半躺在床上抽大烟，见董进去，丢下烟枪坐起来与董握手，说："先生请坐。"董国福即坐在床边慢慢地讲解当时的形势和共产党需要他做的事情。李鹏举沉思了一会儿，说："请给我一个证明。"董国福说："李先生做了好事，我就可以证明。"临行时董对李鹏举说："李先生，我们一言为定。"董国福在三十年后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坐在上席，两个李老爷坐在两边给我斟酒，手下的人都很惊奇。"谈判成功后，董又跟着李育滋走乡过境，有李的保护，安全地回到安仁镇。
从1949年秋到12月安仁镇解放，川康边游击纵队领导人多次在李育滋家召开各支队负责人会议，布置工作，印刷各种宣传品，院子里大家扭秧歌，表演话剧，一派欢快而繁忙的景象，俨然是解放区的模样。李育滋被这种气氛所感染，原来新生活是这么美好，这么充满活力，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支持共产党的工作中。此时，掩护在家的地下党人和来往开会的人不断增多，他每天要用二十个大洋为他们安排生活，上街买菜都用鸡公车推；为了掩人耳目，谎称家里来了很多侄儿的朋友。为了给中共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开始，他将设在重新场的粮仓卖掉，卖得的六十石米全数交给地下党，以后，家里其余的三个粮仓又陆续卖出，以解决几十个人的生活费和地下党的经费开支(这些事，在八十年代的党史工作会议上都得到了当时地下党员的确认。)，他多年来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钱财已所剩无几了。1949年12月下旬，解放军进入大邑县境，经中共地下党党代表陈万堂同意，李育滋在安仁镇文彩中学操场主持召开欢迎会，会上首先由崇大新支队政委致辞，再由解放军代表讲话，他作为安仁镇开明士绅致欢迎词。1950年元月，他又与陈万堂徒步赶到邛崃桑园机场，参加川西人民庆祝解放的大会。
1950年初，大邑县的一些地主和土匪武装相继叛乱，余如海组织起"反共救国军"，李泽儒、郭保芝也拉起队伍叛乱，反叛者李鹏举杀了到他家征粮的六名工作干部。他们还准备围攻大邑县城，形势十分严峻。大邑县城无险可守，县委撤退到崇庆县。原安仁镇镇长刘明高派人请李育滋去议事，想叫他一同反叛。李拒绝了他的煸动，还叫来人转告刘明高，说："与共产党作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难道几个虱子就能把一床被子顶得起来吗？还是好好跟着共产党走吧。"共产党对他的态度很重视，怕万一李育滋此时不和共产党一条心，要控制川西的局面困难就会很大。他们特地派李国藩去安仁镇暗中观察李育滋的动向，当大邑县委了解到他的态度后，才放心留在崇庆县。
李育滋深信，自己诚诚恳恳与共产党合作，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共产党员，倾其所有支持共产党的活动，自己一定会有"好下场"，有个光明的前途。经历二十多年在家乡的发展，他为自己在国家政权大变动之时的选择充满了信心。
1950年春节，曾受到李育滋掩护的共产党员们一同来给他拜年，感谢他在王陵基镇压"二·五减租"的白色恐怖时期的救命之恩，谁能想到这份救命之恩后来换得的却是杀身之祸。那是李育滋和家人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春节后，人民解放军在安仁镇收编十余万胡宗南军残部，大邑县的领导人邀请他搞后勤工作。他们说："李先生，你对安仁镇周围很熟悉，收编胡宗南十多万人马，后勤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决定由你来负责，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们。"他听了非常高兴，立即积极动员安仁镇附近的士绅出钱出粮，并派专人收购干谷草、木柴和蔬菜，安排被收编官兵的住宿和生活。十几万人的吃和住不是小事，他每天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心情却很舒畅，从不说一个累字。
1950年3月，中共大邑县委在举行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安排了爱国民主人士代表二十八人，李育滋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
正当他满怀热情迎接新生活的时候，1950年10月3日大邑县宣布全县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11月4日，通知安仁、唐场作为试点，大邑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李育滋应退押金是六十石米，(农民租种土地时，要交一定数目的抵押金，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押金一定要退还农民)但他的钱早已交给地下党做活动经费，和用作长期掩护在家的众多地下党员的生活费了，家里仅剩下五十五石米，尚差五石米。他一再向土改工作组解释，却没有一点用。
1950年11月中旬，李育滋就被工作组关押起来。
那时大邑县的副县长兼剿匪总司令就是李育滋长期掩护在家里的川西边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周鼎文，可以说他是从李育滋家走出来就担任了大邑县的领导职务，其他受李掩护过的地下党负责人，也在附近区县担任领导工作，他们都可以证明李育滋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更可以证明他支持地下党的钱早已不知是六十石米的多少倍。可是，看来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清楚事实真相，一年前李从成都赶回去救他们时他们说的话，大概早已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李育滋一直被关押着，并为那五石米受了不少刑。
不知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大邑县的领导又把目光盯在李育滋的哥哥身上。他们知道，没有任何理由到成都去抓一个川西行署的委员，于是略施小计，用一个"请"字，猎物就轻而易举落到手里。兄弟相见，抱头痛哭，他们俩谁也弄不懂事情怎么竟会变成这个样子。哥哥说："老二，哥错了，哥是不是看错人了？"李育滋说："哥，我们再等等，一个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政党不可能说话不算数，他们至少应懂得取信于民的道理，说不定过几天我们就能被放出去。"看来他说对了，1951年下半年，他作为开明士绅被推举为川西区各界人士代表，经军代表兼县委书记李天民同意，他被从牢中放出来，到成都参加川西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但是他终究还是错了，大邑县领导人的行为逻辑谁也无法用常规去推断，从成都开完会回来，大邑县政府竟又把他关回牢房.
李育滋和他哥哥在牢里度日如年，开始，他们还怀着希望，日夜盼望曾向他们宣讲过共产党政策的人、他们曾冒死掩护过的人，能帮他们一把，可那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也没有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刚刚才过了一年的、生死悠关的大事，好象谁也不记得了，好象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董国富曾拍着胸膛响当当地说过："我就可以证明!"现在也是时过境迁，无需兑现了。
那个经常到李育滋哥哥那里拿过钱的周鼎文，那个曾在李育滋家里躲过、吃过、领导过地下党活动的周鼎文，国民党悬赏四千大洋捉拿而李却冒险掩护起来的周鼎文，当时任大邑县副县长和人民法院院长的周鼎文，却对支持救助过他的兄弟俩的遭遇置若罔闻、见死不救。在关押期间李育滋常被拉出去斗争，工作组叫人用细麻绳把他的两个大指头反捆在背后，吊在梁上毒打，只听到鞭打声不断，他痛苦的呻吟声不断，直到昏死过去，他们才把人放下来，两个大指头已肿得象个桃子。这样的毒打是经常的事，直到有一天，两臂被吊得脱位骨折，这种特殊"享受"才告结束。哥哥看着弟弟遭罪，心如刀绞，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尽心竭力照顾残废了的弟弟。他现在什么都不再想了，只求兄弟俩能够活命就好，工作组的人看哥哥无微不至地照顾弟弟，觉得很不满意，他们斥责哥哥划不清界限，遂把两人分开关押，让他们独自去忍受身体上的痛苦、牢狱生活的寂寞和精神上的煎熬。
一年多过去了，1952年5月，大邑县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都已经结束。安仁镇突然宣传"杀个肥猪过端阳"，开始对李育滋进行更残酷斗争。他们拟出的罪状是：一，镇压"二·五减租"的罪魁祸首；二，李国清血案；三，抗拒土地改革。李不断高喊："我没有镇压'二·五减租'，是我救了参加'二·五减租'的共产党员，周鼎文和很多人都可以证明。我冤枉啊!.你们现在这样对待我，将来怎么向子孙后代交待？"但任他怎么叫冤叫屈都没有用。(众所周知的真正镇压"二五减租"的罪魁祸首战犯王陵基，此时正和沈醉、徐远举等关押在重庆白公馆里，牢房里有沈醉的一个部下专门伺候生活，享受每月十六元的伙食待遇，除学习之外，下棋、看报、摆龙门阵，正过得逍遥自在)。他们找来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要李育滋在烈日下挽起裤脚跪在碎瓦上，碎瓦戳进肉里，他两膝鲜血淋漓，疼痛难忍，稍微晃动一下，则被又踢又打。经常这样跪，他的两腿血肉模糊，已经站不起来了。
有人又突然用步枪的枪条子狠狠地戳进他的左眼，他凄厉地惨叫一声就昏死过去，眼珠随着抽出的枪条流了出来，鲜血从眼框里汩汩地往外冒，沿着脸颊淌到地上，不一会儿，泥地上就积了一大滩血，昏迷中的他又被拖回牢房。一天，李育滋被押回自家院子等着挨斗，三个十岁多一点的孩子吓得挤在一起看着他们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爹，欲哭又不敢。他那原来炯炯有神的目光已经荡然无存，现在，左眼已凹陷下去，无神的右眼里显出的只是木然。被跪坏、打坏的双腿，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他无力地靠着木柱坐在地上，表示要二女儿(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为他剪指甲。
孩子怯生生地走到他面前，拉起他的手，他才全身震颤了一下，右眼里显露出一丝悲切。女儿小心翼翼地剪着已陷进肉里的指甲，怕弄痛了自己的爹，她哪里知道，她的爹早已伤痕累累、体无完肤了。父亲要她来剪指甲，只因为被吊断的双手再也不能抬起来抚摸孩子，只能借剪指甲为由，让孩子来靠近自己、挨挨自己，在两个人的双手接触之际，把他的关心、疼爱和不舍传达给孩子，作个道别吧，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了。很快，挨斗的时间到了，李育滋表情冷漠地跪在院子里，任人痛打，打倒了，再跪好，再打倒，再跪好，直至昏迷......。三个孩子亲眼目睹至爱的爹受刑的惨状，不忍再看，他们深深地低下头，心如刀绞，暗暗地抽泣着。
最后，大邑县对李育滋采取了政府审判的程序。大邑县早在1951年1月就成立了人民法院，周鼎文任法院院长，在他的主持法院工作期间李育滋被判"反革命"罪并处以死刑，立即执行。李育滋表情冷漠，显得出奇的平静，他再也不叫冤、不分辩、不求饶，唯有深入骨髓的绝望。1952年5月26日，在文彩中学操场--这个他曾经主持召开大会欢迎解放军、庆祝大邑解放的地方，他被宣布犯"反革命"罪立即处决，后被拉到文彩中学操场斜对面的田里，一声枪响，李育滋倒在散发着清香的稻田里，倒在他热爱的家乡的土地上，年仅4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