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公共知识分子为了个人缘故，为了对他们的著作和公开演讲做些广告宣传，则希望抛头露面，因此，他们乐意参加电视台或电台的对话节目，以及撰写言论作品，即便这些节目和文章空洞无物。"同时，国内学者也指出，在社会要求电视媒体应具备人文关怀等素质时，电视知识分子成为合适的合谋者，"所谓人文关怀的奥秘还要属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学术精英们最精通，于是，观众得到了'人文关怀'，电视机构用低廉的价钱雇佣学术精英们也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可谓皆大欢喜，学术精英们更是收获颇多，既为大众启了蒙，又改造了庸俗化的媒体，个人也精神物质双丰收。权力机构最喜闻乐见的也莫过于这种'万民同乐'的场面了。市场之手用不同的利益发放方式，弥合了这些动机各异的文化力量之间的差异和鸿沟"。
最后，电视媒体场域在对其他媒体场域行使影响时也需要知识分子的合谋。当下中国媒体场域中，电视场处于核心位置，报纸、杂志围着电视转的现象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为了保持这一优势地位，电视场域也需要知识分子来助力。例如，《百家讲坛》节目依靠塑造成功的电视知识分子，带动他们的书籍成为畅销书，直接影响到对于出版场域的渗透，出版社如果要出版易中天等人的书，必须经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授权，而且，其中2%的版税收入归该节目制作方。一些电视知识分子在电视中成名后，也成为广播、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争夺的焦点，作为电视的代言人和代理者，为电视场起到了形塑其他媒体场域的作用。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电视媒体场域在自身的演变中，从发自内部机构间"斗争"的需要，到与知识分子场域间建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到社会其他场域对于电视场域的形塑要求，都向知识分子发出了"召唤"的信号，而知识分子场域中裂变出的媒体专家学者、带有公共性的知识分子群体也主动地向电视场域靠拢，从而衍生出电视知识分子角色和位置。
三、电视知识分子为电视场"添魅"
在电视知识分子介入电视活动，电视场域为他们进行"社会地位授予"的同时，也能够为电视媒体带来丰富的符号资本，如果我们从传播学和心理学角度来分析，会发现这种"互惠"活动被电视场域带来的利益体现更为明显，这里，知识分子的光环为电视场域添加了独特的"魅力"。
1.对传媒倾向性的客观化掩盖
19世纪末期，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媒界在对"黄色新闻"的反思和创立新闻学教育的活动中，产生了对于此后传媒业影响深远的理念--客观报道。虽然，新闻传媒奉行"客观报道"的专业理念，但是，无法否认新闻报道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倾向性"。"所谓新闻的倾向性是指新闻工作者或新闻媒介通过新闻传播活动而暴露出的自身价值取向和思想倾向。"尤其是中国新闻学术界普遍认同传媒具有倾向性的观点。
第二节 电视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场域 (3)
虽然理论的认同体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不回避"倾向性"问题的精神，但是，在实际新闻操作中，过于明显的"倾向性"行为，并不利于事实信息的传递和观点的阐发。特别是对于以宣传为主要职责的中国新闻媒体，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由于过分强调带有倾向性的宣传属性，一方面滋生了媒体"高高在上"的强势传者意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受众对于媒体官方话语的质疑与不信任感。例如一些观众不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前20分钟节目，而只收看最后10分钟的国际新闻板块。这种现象是值得警惕的，不仅降低了国内媒体的威信，也从另一个侧面容易造就观众对国外媒体和信息源的盲目崇拜。
解决此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引入除主流意识形态和媒体之外的第三方来对媒体所传递的信息进行旁证，知识分子由于掌握着以科学、理想为特征的知识话语权，在审视社会和进行解读和批判时往往带着一副价值中立的知识面具，从而成为这种旁证人身份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在当下的电视节目中，经常可以看到，即使是最普通的说明，稍微有点科学常识或是对于经济、法律、政治等有些了解的人都可以表达的观点，作为普遍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记者也不会主动出来阐明，而非要到高校和科研机构寻找一位专家学者来出镜解释，哪怕只是一两句话或几秒钟的时间。笔者在与东方电视台的一位电视从业人员交流时，他谈道，不知道为什么，如今在做一则新闻节目之前，制片人和部门主任首先想到的是找哪个专家发一下言，好像没有专家发言，这则新闻就缺了点什么似的。如果从掩盖新闻报道倾向性上来理解，似乎可以找到些原因。
2.威信效应
威信效应是指传播者个人或群体的权威性、可信性对受众的心理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传播学研究认为，当受众把传播者或信息来源确定在高权威性、高可靠性的位置上时，这种认定就会转变对信息内容的相信。传播学研究者曾做过这样的试验，在"著名化学家"和"著名眼科大夫"的权威意见影响下，被测试的人面对一瓶蒸馏水和一张洁白无瑕的纸时，都"一起"闻到了强烈的气味或看到了白纸上有个小黑点。另外一项心理实验表明，一篇关于某种疾病治疗方法有效或无效的报道，分别以联合国医学报告的形式和以通俗报刊文章的形式告诉被测试者，前者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力明显大于后者。可见，在传播活动中，受众威信效应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传播者、传播机构或信息来源在受众心目中的威望和地位。
从受众心理角度，带有学者和专家身份的电视知识分子的出现能够增强电视媒体所传播信息的威信度。在新闻节目中，我们可以经常听到主持人这样说："对于这个事件，我们该如何理解，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的看法(或者让我们电话连线某大学的某教授)。"然后，专家出场(或在电话那端传来专家的声音)，当然要着重在电视画面上列出专家的一系列身份(教授、博士生导师、科研所主任......)，无论专家的言说是否明确解释了这个问题(因为在大众媒体面前，他们常常提出模棱两可的看法)，或是提出了只代表个人意见而值得商榷的看法，都会加重电视观众对于电视节目权威性的认可。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电视节目的权威性(在不考虑媒体属性的情况下)得益于能够邀请到的专家和学者的权威性，或者电视台所在城市大学和科研所的水平。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央电视台节目的权威性与其所处的北京市是中国的首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无关系，也就是与北京市电视知识分子整体水平有紧密联系。这也可以解释，虽然个别省市级电视媒体在体制灵活、电视理念上也有超出中央电视台的现象，但是它们只能在娱乐性节目中与中央台一较高下，却难以企及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水平(这里仍然不考虑中央台官方授予的权威性)。所以，不同层次电视知识分子的介入，在影响受众接受心理的同时，也影响到了电视场域内部的竞争格局。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是应当批判的。在一些虚假电视广告、电视购物节目中，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假借相关领域专家的身份(例如医疗广告中出现的某某主治医师、甚至一个外国人穿起白大褂冒充专家)，或者个别知识分子为了经济利益违背良心和职业道德"廉价出售"自己的权威和信誉，来佐证或夸大商品的功效和功能，欺骗电视观众和消费者，这无疑是个别商家利用处在电视场域中劣势地位的"失败者"急于获取经济利益的心理，所做出的卑劣行径，而某些电视知识分子中的败类也起到了为虎作伥的作用。这是电视场域中竞争的不规范行为，也可看做是中国电视行业发展初级阶段的不成熟表现，或者电视场域对于经济利益过分追逐的结果，既需要电视场域内的自律，又需要电视场域外的监管部门的他律和监督。
3.晕轮效应
"晕轮效应"这一概念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桑戴克提出的。他认为，晕轮效应是印象形成中产生偏见的一种心理现象，指判断者具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一旦认定人们具有某些好的或坏的特性，便认定他们与这些特性毫无关系的其他特性也可能是好的或坏的。即判断者常从或好或坏的局部印象出发，扩散性地得出或全部好或全部坏的整体印象，就像晕轮或月晕一样，是从一个中心点而逐渐向外扩散成越来越大的圆圈，所以称晕轮或月晕效应，也称光环效应。中国成语中的"爱屋及乌"可谓是晕轮效应的经典示范。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次职业声望调查中，高级知识分子都位列前位，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11-12月在全国12个省及直辖市的73个区县进行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声望得分最高的一组主要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如工程师、科学家、大学教师等)。高级知识分子参与电视节目制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受众对他们良好的评价夹携入电视场域，从而产生对于电视节目或电视机构的正面晕轮效应。
例如，余秋雨在2006年参加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评委工作，点评歌手的文化素养，据说出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学者余秋雨点评歌手时的收视率比歌手在舞台上演唱时的收视率还要高。一些观众甚至说，看青年歌手大奖赛就是为了看余秋雨点评。当然，这种晕轮效应反映在电视知识分子和电视场上时，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电视媒体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宣传使其成名，成名后的知识分子也将自己的晕轮反馈给电视场域，从而扩大双方对其他场域的影响边际。这种现象在很多电视节目中都得到了体现，例如在电视访谈节目中，只要是邀请到于丹、易中天之类的学者明星，无论其上来谈什么话题，都可能引发观众的收视热情。
不过，应当注意，晕轮效应又称成见效应。从这个词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晕轮效应是具有正负效果的区分的。负的晕轮效应就是由对象某些消极的特征或对他的不良印象，推论、想象出他还有其他缺点，从而做出否定的评价。如果是负面的缺点被受众发现，从而产生负面扩大化的晕轮效应，其危害也是成几何倍数放大的。电视知识分子与电视节目的双向选择中，应考虑对方的口碑(当然也应区分不同国情，例如情色杂志《花花公子》每期都有顶级水平的文化艺术和政治栏目，也有重要学者、文人等的深度访谈，内容涉及中东问题、哲学问题、社会问题等)。名声败坏的电视知识分子也许为其服务的电视媒体和场域带来的是摧毁性的声誉打击。
4.名片效应
名片效应指传播者先向受众传播一些他们所能接受的和熟悉、喜欢的观点或思想，然后再悄悄地将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渗透、组织进去，使受众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传播者的思想观点与他们已认可的思想观点是相近的。名片效应有助于消除受众的防范心理，缓解他们的矛盾心情，也有助于减少信息传播渠道上的障碍，形成传受两者情投意合的沟通氛围。
在电视场域对其他社会场域施加影响时，电视媒体将电视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思想作为一张获取信任和喜爱的名片递送到电视观众面前，减少受众对于媒体的排斥心理。由于高声望的影响和对知识的崇拜，受众乐于倾听知识分子对于复杂事物的阐释和理解，例如，我们在收看凤凰卫视的时评节目时，多数人是冲着去听阮次山怎么说，而不是去听凤凰卫视怎么说，阮次山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使他的观点成为了一张带着理性思考和为公众服务气息的"名片"，拉近了电视媒体与普通受众之间的距离。其实，处在多个场域夹缝中的中国电视知识分子本身自主性就较差，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所展现的观点和思想必然受到电视场、政治场、经济场等的多方束缚。以他们的观念打造的"名片"往往只是电视场域形塑其他场域的一个敲门砖，在打开电视观众的心理防范之门后，随之进来的是媒体意识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