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悟"是严羽文艺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传统美学庄、禅合流的结晶。在中国哲学史上，"妙"主要源于道家，《道德经》开篇就说："玄而又玄，众妙之门。""妙"是指道家求道、体道、悟道的境界。"悟"主要源于印度佛学及中国化的禅宗，佛教历来都有讲"悟"的传统，所谓"悟"是指修行参禅时恍然大悟、洞见真谛。到了中国化佛教--禅宗兴起之后，"悟"进一步被发展为"顿悟"。"顿悟"说与艺术创造中"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灵感现象有相通之处，都是指思维的突变或飞跃。因此，具有直观性、神秘性、体验性的"妙"和恍然大悟、洞见真谛的"悟"组合成词，本身就是以直觉领悟为主要特征的庄禅合流的产物。
何谓"妙悟"？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在他看来"妙悟"即诗的"当行"、"本色"，是与读书穷理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严羽是诗禅相喻的，因此我们可以用禅道之妙悟来阐释诗道之妙悟，即要想悟出诗的本质，必须以心印心，"不落言筌，不涉理路"。"妙悟"是一种审美能力的体现，一种经历熟参而大彻大悟的境界。由此可见，严羽的"妙悟说"是一种突出审美主体、高举自我性灵的感物方式，其实质是突出"心"即创作主体的作用，但这却为后世江西诗派的一些文人所诟病。
叶维廉在《严羽与宋人诗论》中为其辩护："严羽诗禅互喻只是一个类比(analogy)，绝非甲等于乙的方程式。诗与禅有相叠的部分--即'妙悟'，但也有不同之处，其分野就是，禅纯然是内在心灵的经验，可与文字绝缘；但诗则需有客观的(即语言)存在于文。
"他说他当时这么做"只是想就诗之为诗的运作动力的情状来为严羽澄清一些误解，凸显他企求的一种自由的活动，一种油然而生的表现，不为语言所筌的'别趣'，不着思迹("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玲珑透彻，不障不碍，跃出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就是说，语言文字运用或活跃到一种程度，我们不觉语言文字的存在。这种心作的完成，来自多读书，或者应该说，活读书所酝酿出来的觉识，不必经过像黄庭坚及江西派'无一字无来历'那样苦思找文字，造韵律，配典故，自然而然地避过陈腔硬语，达到一种活泼泼的自发自序，是继承苏东坡演自道家美学特有的直觉主义进一步的挥发：物各其性而自发自成于未受知性干扰的运作。"由叶氏的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他所认为严羽的"妙悟"是偏于"知性的消解"，是一种直觉的体现，带有心学的色彩，不同于江西诗派所主张经由知性的用心而进入。而他在讨论纯诗时也多次提及要排除知性干扰，剔除叙述性的语言成分，尽量做到保持事物的原样。
叶维廉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严羽的"妙悟"说，并称之为灵动神思："严羽能在袭用了前人'以禅论诗'而仍能突围而出，打开后来的格调派与神韵派的局面，正是因为他洞识到了'悟'，作为飞跃性的灵动神思，不只在诗创作上重要，对当时道学家/理学家心、性、理、气的求索应该也是不可或缺的运作。"他认为"妙悟"其实一点也不神秘，它只是一闪见到道的瞬间，时不时总会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出现。无论是道家所谓的"心斋"、"坐忘"、"丧我"，还是"妙悟"的思维飞跃，都是一种知觉和感觉的迅速换位："试闭目空思十分钟，你会听到远远近近很多细微的颤动，包括你脉搏的跳动，你的呼吸等等，是你在全神贯注时所听不到的。
因为你平时刻意用心的注听，这是一种集中在局部的注听(即所谓 local attention)，空思是一种出神的状态，没有思侵，就能万籁齐响，是一种环听(即所谓 global attention)，中空四达的神与物游。"将自我迷失于瞬间或物的灵动神思，在叶维廉的纯诗理论中是十分重要的。他进一步用出神的状态来形容灵动的神思："那就是诗人用以观察世界的出神的意识状态。在这种出神状态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再存在，诗人因此便能将这一刻自作品其他部分及这一刻之前或之后的直线发展的关系抽离出来，使到这一刻在视象的明澈性具有旧诗的水银灯效果。在这种出神状态中，正如我以前说过的，诗人具有'另一种听觉，另一种视境，他听得到我们寻常听不到的声音。他看到我们寻常看不见的活动和境界。'诚然，所有真正的抒情诗人无不自这种出神的意识状态出发"叶维廉由严羽的"妙悟"说出发，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灵动的神思"说，"出神的状态"说，而这一切都是要求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要摒除一切杂念与外物的干扰，将目光投入到事物本身，参与自然的律动。
而他有关灵动神思的讨论也是与其诗歌创作分不开的，再看他《雨的味道》的后半部分：
凝
听
神
驰
入
万
里
偶一回首
是那个和尚的挥毫啊
白乐天的《游悟真寺》
在幽幽的屋角
猛然跃起
那样放怀地舞
漫入渗入整个寂寂寂寂的竹林里
后半部分诗人徜徉在自然的神韵中无法自拔，在我与物融为一体后，做了凝神的倾听，这时思接千载，神与物游，所有的感觉、知觉交织在一起，正当他驻足观望的同时，突然发现"白乐天的《游悟真寺》"，原来自己所有的思绪都是他的缩影，在那个"茂林修竹"的"围场"里真正地"放怀"。
在叶维廉后期的一些理论著述和诗歌创作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对他的浸染。他曾在《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一书中指出："我们的艺术家和诗人的使命不应该做出文化的弃权，他们应该抗拒西方工具性的割切，在创造上，在行动上，在理论上，他们应该用以异击常的方式，寻找出新的策略，向西方宰制性的意识结构挑战，进而探求新的物我的认识。最耐人寻味的是，当海峡两岸的精英分子正沉迷于赶上西方的狂热之际，西方的前卫诗人和艺术家却静静地移向近似道家的去语障解心囚的表达，对复归本样的自然与生命作出巨大的肯定。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方面的思索和创造，激发出一种爱和一种醒，醒向活泼泼的生命。"叶维廉除了在理论上鲜明地树起了他道家美学的旗帜，更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实践。山水、田园诗在叶维廉后期的作品中占有不少的篇幅，如《日本印象》、《西班牙Castilian风景》、《巴黎》，这些作品大都具有自然、平静、淡泊的品格，这与他所追求的道家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把自己融入到了自然山水之中，"我"并非是一个占有者，而更多的是一个诗意发现者，是一个自然的审美者。叶维廉的纯诗理论及其诗歌创作实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诗歌"天人合一"的境界，不仅为西方美学重新认识自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照，更为传统道家美学在现代诗歌创作中的发展探索了新的道路。
(指导教师：陈本益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