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δ2∈［δ0,δ1］时，城市劳动力同农村劳动力共同与厂商议价，由于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较低，厂商将会尽力压低工资。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根据Todaro（1969）的理论，即使厂商支付低工资也会高于他们所在地的工资，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首要条件。因此他们首先需要实现的是就业。根据前面的分析，城市劳动力会有除就业以外其他声誉上的要求，因而他们将不会满足于和农村劳动力同处于低技术部门，对高工资的追求导致了城市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以实现δ2>δ1，从而城市劳动力逐渐离开低技术部门。相应的，城市劳动力议价能力得到提高。如果城市劳动力技术水平足够高，假设令高技术部门的岗位需求为L″，短期内在高技术部门（δ>δ1）还可以实现高于厂商利润最大化的超额就业。则议价解落在等效用曲线与等利润曲线相切的E2点。由此，可以得到命题1。
命题1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后，由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和城市劳动力的声誉约束，使得低技术部门中城市劳动力被"挤出"。两类劳动力与厂商在不同的技术水平下实现议价均衡。
（3）技术进步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将城市劳动力从低技术部门挤进了高技术部门，这个过程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了技术进步：首先，随着高技术部门就业人员的增加，整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将得到提高。由于技术的溢出效应使得厂商对"门槛技术"的要求提高，尚未转入的劳动力为实现成功转移不得不在事前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门槛技术"的要求并提高工资收入；其次，在低技术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由于就业压力，将努力在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以稳固就业并提高工资收入。长此以往，低技术部门劳动力的技术上限也得到提高，相应地又将一部分城市劳动力挤向更高技术水平的部门。整个过程不断进行，实现了技术进步自我循环。简单说来，技术进步将依赖于相对工资水平的增长，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不断转移中，厂商与两类劳动力通过议价实现各自利益，从而推动了技术进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命题2。
命题2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也是厂商、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实现议价均衡从而导致技术进步的过程。
4.3城市效率改进
4.3.1 行业（部门）的结构性：分工演进
城市功能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在聚集资本的同时聚集人口，我国现阶段城市发展过程中在聚集人口的功能上主要表现为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当城市市场中存在异质（不同人力资本）劳动力供给时，厂商与城乡不同层次（以人力资本衡量）的劳动力通过对工资和岗位的议价谈判能够形成劳动力的分工结构：农村劳动力从事低技能要求的职业、城市劳动力从事高技能要求的职业。这样的分工结构是基于初始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下形成的，它不是一种静态的均衡。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不断转移，"结构"会分得越来越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不断将城市的部分原有劳动力"挤出"低技能部门。与此同时，城市经济的迂回发展内生出许多新的行业和部门（包括不同技能层次）。于是，"转移-挤出-行业（部门）分工细化-转移"不断循环发展，城市分工也循环累进。
这里所描述的行业（部门）分工细化主要源于对不同技能要求的工作岗位的细分，厂商出于追求利润的最终目标将更加合理的安排岗位和进行职责分工，从而促进整个市场规模的扩大。按照分工理论的解释，如果交易效率很低，也就是交易费用很高时，不得不选择自给自足，因为交易费用超过了专业化经济。即当区分市场上供给的劳动力的技能水平需要花费很高的成本时，厂商不愿意支付过多的费用去细分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生产，部门之间的技能差别小，生产规模小，进而效率很低。随着农村劳动力转入，区分不同劳动力技能水平的相对成本逐渐减小，交易效率提高，便能带来专业化和分工水平的提高（因为专业化经济超过了交易费用），于是企业内部岗位分工越来越细。与此同时，随着不同劳动力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生产率提高、个人之间（部门、行业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程度的增长，市场中不断划分出更多的行业（部门），或发展出新的高技术部门（行业）。
正如斯密（Smith，1776）所述，分工是提高生产力的最重要条件，他以扣针制造的例子论述了分工的好处在于分工导致劳动者技巧与灵敏的增强，甚至技术创新。一方面，农村转移劳动力与城市原有劳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使得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更窄的生产领域中，因而能够较容易地产生技术创新；另一方面，由于专业化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学会了简单的机器操作，提高了实践能力，同时他们的操作越来越趋向简单和单调重复，这就为采用机器代替人工提供了条件，因为人们最初的技术能力只能创造出单调重复的机器。再者，由农村转移劳动力参与的大批量生产为采用高效率的机器设备提供了前提。这意味着，随着分工水平的演进，当分工变得极为复杂时，人力资本网络的分层结构或城市市场的系统化，对提高交易效率起很大的作用，即分工进一步促进分工（Young，1928）。
由于城市经济存在着不同技能需求的岗位和部门之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首先进入低技能部门（行业），然后才有可能进入高技能部门（行业）就业。这也就是Todaro（1969）所区分的城市中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以及农村转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特点。不同部门（行业）的岗位创造率越大，越有利于将更多的劳动力转入；农村劳动力的转入量越大，对城市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的替代量就越大，从而会推进城市岗位的划分和创造。这个效应不断循环演化，城市中的行业结构不断趋于系统化和层次化，城市聚集人口和产业的功能越来越明显，将会推进城市分工演进进而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在过去20多年，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了全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的极大提高，在相当大程度上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转移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的矫正过程，也是不断推进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即通过"内部效率"的改进推动了"外部效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转移给城市劳动力市场溶入了新的低成本资源，促进了城市的行业专业化和行业多样化，也同时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结构性转移的过程推动了城市分工细化和专业化加深，伴随着这些过程的演进，城市经济得以发展。而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关的另一重要经济质量指标--技术进步状况（外部效率）也会由此受到影响。笔者认为，可以从人力资本提高的角度去考查农村劳动力结构性转移对技术进步的推进作用。
4.3.2 人力资本提高
农村劳动力结构性转移通过形成分工的结构，实现了劳动力就业。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转移劳动力的数量都很大，1998～2002年，农村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从69.4％下降到66.4％，降低了3个百分点。同期，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不断加大，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从28％提高到34％，上升了6个百分点。尽管如此，目前农村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仍然是城市劳动力的2倍多。
同时，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1个省市区、800多个县、6万多农户，约15万个农村劳动力的调查，从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情况看，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越高，劳动力在业率越高，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从事非农产业的可能性越大，从业时间越长。1997年转移的劳动力中，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占54.9％，转移到第三产业的为43.4％，到异地仍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为1.69％。转移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占2％，小学文化程度占22.7％，初中文化程度占61.9％，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3.4％，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当年转移劳动力总数的26.4％。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到，劳动力转移数量、转移行业与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同时，城市中就业岗位量是有限的。因此，获得就业机会后的每一期，农村转移劳动力都将面临同原有城市劳动力、新转入的农村劳动力及未转入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竞争。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转移劳动力在人力资本积累上会表现出很大的愿望。
劳动者具有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劳动技能，可以为稳定其就业拓展空间。这一事实表明，转移机会及转移后的收入与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存在正向联系：一方面，好机会和高收入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要求较高；另一方面，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能够更主动地对潜在的、并不确定的转移机会做出反应。因此，从这一角度也可证明转移劳动力在人力资本积累上会表现出很大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