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以八个字严格要求自己。这八个字就是“拼命报国、侧身修行”。侧身修行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勤、俭、廉。他生活在一个混乱、昏聩的社会，不依靠吹牛拍马、结党营私、送财送礼等丑恶行为来达成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无论是他的学业，还是功业，无论是他为京官时的一步步攀升，还是后来的做到两江总督、直隶总督，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一个丁一个卯、一点一滴做出来的。他一生坚持过着简朴的生活，以禹、墨之“勤俭”作为立身之道，“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他认为：
若事事勤思善问，何患不一日千里？无论军事吏事，皆从“勤廉”二字做起。勤则事之惰者无不举，廉则人之污者无不畏。刻刻以此自励，以此教人，自有振兴气象。
曾国藩概括了“四不”、“四败”，其中核心内容就是勤、廉、俭。“四不”就是“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馀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四败”即“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昏惰就是昏庸、懒惰，一个领导者懒惰就不会去辨别下级，使用官吏也就会糊涂；贪刻，是指贪婪、刻薄，领导者又贪婪又刻薄，没有不败落的。为此曾国藩以“勤、俭、刚、明、孝、信、谦、浑”八德自勉，要求自己时时做到勤奋、俭朴、刚强、晓事、孝顺、诚信、谦虚、宽厚。他说：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前此所见之“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勤能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廉”字。
勤是古今中外卓然有成的领导者的一个共同的品格，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基础，是他们走向辉煌的法宝。廉，却并不是任何一个领导者所能够做得到的，只有那些有道之士才可以做得到。道当然是指道德品质。领导者掌握了许多的公共资源，面对很多的诱惑，只有具备了高尚的道德，纯洁的品行，才可以真正做到一个廉字。
曾国藩是勤的力行者，也是廉的坚持者。他一生的成就，与他的勤是分不开的，与他的廉也是分不开的。勤使他兢兢业业于事业，廉使他清清白白做人，他认为：“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这两种气，人可以兴，家可以兴，事业可以兴，国家可以兴。在曾国藩看来，勤、廉既是修身的需要，也是干事的需要，也是领导力的需要。
作为领导艺术研究的客体，我们在看到领导者曾国藩本身所具有的勤廉品格的同时，更要研究他是怎样将一种属于个人品德、品格的东西转化为一种领导力，转化为一种团体的力量。这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领导者，曾国藩高立于金字塔，之尖顶，如果单纯一个人勤廉是不会取得很大的成就的，曾国藩的领导术则在于将个人的领导者品格转化为组织的行为，团体的理念。这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也是我们研究其勤廉的意义所在。
兴旺事业的勤
曾国藩是依靠“勤”来立身、兴家、兴国的。他一生坚持以禹墨勤俭立身，深信“勤则兴，懒则败”、“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的道理，以勤补拙，用勤来解决未知，用勤来解决不会。“盖一勤则不知者可徐徐而知，不能者可徐徐而能”。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他所从事的事业得到证明，军事、外交、近代机械船舶制造都是他所不知、不会的事情，但是由于勤，他都做的很好、很出色。他说：
吾辈现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趣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薪；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既要勤劳，又要恬淡，这是最有意思的。他有三乐，其中之一就是“勤劳而后憩息”。紧张的劳动后休息，在他看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他有一副对联，很形象、很鲜明地说明了他的勤：
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生哪有空闲的光阴。
的确他一辈子都是处于勤劳之中，就是临死前，他也在记日记、读书。曾国藩年谱记载：
公在军，终日凝然，奏牍书札，躬亲经理，不假手于人。益治书史，不废吟诵。尝谓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盖其数年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从容补救，转危为安也。
1853年在衡阳创立曾家军时，什么事情他都亲手参与。有一件事足可以说明，湘军最初制造子弹，采用生铁，做出来后枪声一响，子弹就炸裂，没有杀伤力；后来改用熟铁，才制造成功。试制子弹的人就是曾国藩本人。
曾国藩的祖父有个八字诀，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早起。这一点曾国藩一直坚持。他说：
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1854年，曾国藩发现太平军四更吃饭，五更起行，他认为这是可取的，而自己的军队起得太迟，吃饭太迟，是“一大坏事”。于是改革作息时间，“每日于放明时起来，黎明看各营操演。”但是吃饭还是太晚。他在军队一直坚持早起早吃，“各营皆畏慎早起”。
曾国藩勤而有计划、有部署，按照计划办事。早在北京为官时，他就制定了一个每日工作、学习计划，“每日自课以八事：曰读书；曰静坐；曰属文；曰作字；曰办公；曰课子；曰对客；曰复信。触事有见，则别识于其眉。”后来职务提升了，在做好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等事后，“退食之暇，手不释卷”，没有虚度一日。训练军队、组织军队、领导军队，他坚持“逢三日阅刀矛步箭，逢八日阅马箭、枪炮打靶。”担任两江总督，他更是勤勉有加，切实做到“四不敢”：“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妒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偷安就是懒惰、不勤快。他认为勤就要做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他要求自己终身坚守这十二个字，这样的话，“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作为一个高级领导者，坚持勤，即使遇到大的困难也可以解决。他勤勉于吏事、军事、饷事、文事，严格要求自己“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并且认为“一日无进境，则日日渐退矣”。不仅如此，他还对如何做到勤做了一个具体的规定，“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吏事的重点是勤见僚属、多问外事，军事的重点是教训将领、屡阅操练，饷事的重点是慎择卡员、比较人数，文事的重点是恬吟声调、广徵古训。他坚持每天办完当天的来往公文，私人信件也做到当天回复，不拖欠，不落掉。
作为一个领导者，光一个人勤是不够的，他需要将一个人的勤转化为组织的勤，追随者的勤，形成一种勤的氛围、勤的动力。只有大家勤才是真正的勤，才是有效率的勤。诸葛亮够勤的了，累死在五丈原，也没有完成自己的复汉大业。1869年，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经历过战争之后的直隶，到处荒芜凋残，百废待兴。比如讼诉案件，由于战争积累了大量的案件，没有处理，意欲加以整顿。他说：
国藩视事以来，已逾两月。畿辅兵燹之馀，民生日蹙，狱讼繁多。鄙人初莅此间，意欲少加整饬，稍苏民困。撰拟《清讼事宜》十条，严立限程，颁发州县，冀于数月内清厘怒狱。分饬各属访举贤才，加以奖稽了翼伸正气而化刁风。
通过八个月的努力，审结旧案12074起，新案28121起，总计40195起。这是很不容易的。能够做的这么神速，而且效果好，原因之一是曾国藩以自己的勤推动了追随者的勤。他制定了《清讼事宜》的鼓励政策，要求各级官员在处理案件上做到“六个亲自”，亲自验收、亲自细核、亲自删减、亲自勘验、亲自计算、亲自经理。不能做到六个亲自，给予处分。对于办案积极，效果明显的给予奖励。
治家与治国一样，曾国藩极其重视勤。他规定新媳妇娶进门就要“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要求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给他，以考察她们是否勤勉。三姑是他的三个女儿，一嫂是长子曾纪泽的妻子。他要求：
要实行勤俭二字。内间妯娌不可多写铺帐；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
有一个笑话，可以说明曾国藩一家之勤。儿子新婚不久，睡在床上，辗转反侧，心甚焦急，于是大呼说：“妈，你那不懂事的媳妇，吱吱呀呀，纺车不停，闹得我睡不着，请将她那部纺车打碎好了。”曾国藩在隔壁屋听到了，也高声大叫道：“太太，如果要打，最好先将你那部车子打碎，我也睡不着呢！”这仅是曾国藩每日饭后与幕友闲聊时所讲的笑话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