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徙徇外为人。每日以十叶为率。
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叶，间断不孝。
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馀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树立宁静心理形象
静是领导者需要修炼培养的领导力因素，而忿则是领导者需要摒弃去除的不良因素。领导者思考问题、决策问题、处理问题，需要一个安静的心境。特别是面临一些重大问题，一些紧急、突发性事件，更需要静。有静的环境让领导者静静地思考，那是再好不过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领导者所处的环境往往是喧闹、躁动，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安静的环境既不可得，就只有求助于内心的宁静。所以说，领导者追求的静主要是内心的宁静，是一种处变不惊的境界。忿滞是一种不好的心理因素，一旦产生，就可能丧失理智，不顾一切，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曾国藩所要除去的就是心中的莫名的躁动与忿滞，追求的就是内心的宁静与处变不惊的境界。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段时间，曾国藩总是发脾气，动辄发火，连他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有时，与朋友说着说着，就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言语之间产生出忿滞的话语。有时因为下人不忠，侵蚀他家的钱项，愤愤不平，难以释怀；有时为了一点很小的原因，大气脾气，不能自已；有时坐在马车上，一个人也生着闷气；拜访朋友归来，马车夫不在车旁，要他等候，脾气马上生出。有时觉得自己发誓要改变的事情一件也没有改变，也不自主地愤恨。发脾气的时候，不仅自己无法平息下来，就是朋友在旁边劝导，也没有用。“予大发忿不可遏，有忘身及亲之忿。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对于自己的莫可名状的愤怒，他自己也感到失态，事后也觉得后悔，但总是控制不住。他分析原因，认为是“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触即发耳”。
树堂昨夜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馀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为什么在1841年到1843年间，曾国藩这么容易发脾气，产生愤怒之情呢？我以为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情商EQ没有锤炼到位，对自己不满，对别人不满，对事情不满，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难以理智待人待事待物。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素有忿狠不顾气习，偏于刚恶，既而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根源在于“不好静”。
静，在古人看来，是一种非常有价值、非常重要的领导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圣王之道”。《管子?法禁》：“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圣王之道也。”管子认为，领导者平静就能处理好问题，国家就会得到治理，这是圣王治国之道。与曾国藩同时代、著名的理学家唐鉴海曾经教导曾国藩说：
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
在他看来，静是很重要的。静可以看清楚自身的毛病、修身的问题，哪怕是极其细密的问题，也可以看清；面对棘手的事务需要处理，也能够看清道理；每一个人总是有偏好、有爱憎、有刚柔，沉溺其中某一方面，就可能导致错误。静是治理他们的良方。这里的静其实就是情商EQ的中国式代名词。曾国藩对“静”字的认识也是很独到的，他认为：“心静则体察精，克治亦省力。”心静就能够体察事物的本质，发觉事物的精微；处理事情也能够省力，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他极其推崇“静”字工夫好的人，而对自己的忿滞之情则给以严格的批评，认为这是“认贼作子”。
在静的修养上，曾国藩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守一“耐”字诀，克服浮躁骄气心理。对于自己心存之骄气，曾国藩在这段时间作了尖锐的反省与自我批评。比如，有一次与好朋友陈岱云谈到三更，两人应该是很投机了，但是事后曾国藩反省认为自己说话太多，心里“颇有骄气”，是“斗筲之量，真可丑也”。他认为岱云“每日工夫甚多而严，可谓惜分阴者”，而自己则是“玩世不振”。他在日记中常常记载去与朋友、与客人谈话时的心态，剖析自己存在“夸诞”、“ 气浮”、“妄语”、“浮躁”、“听之藐藐”等心理现象，他反省道：“细思我何尝用工夫，每日悠悠忽忽，一事未作，既不能从身心上切实致力，则当作考差工夫，冀博堂上之一欢，两不自力，而犹内有矜气，可愧可丑！”因此提出治理之法，“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具体则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尽量少说，第二步不说。“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话多是领导者的一个积弊，也是领导者骄气的表现。曾国藩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这个毛病并且力行改正，的确不易。
二是守一“专”字诀，克服游思劳乏状态。有一段时间，他醉心于古典诗歌的写作，每每写了诗，就去读给朋友们听，其中不无夸赞之意；影响了对理学的研究。他反省道：
数日心沾滞于诗，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一之法，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迁耳。
心不静，多浮气，“言心与气总拆不开，心微浮则气浮矣，气散则心亦散矣。”心气不能归一，所以读书也不能专心致志。反省自己：“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叶书，如勉强当差相似，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馀，尚浮躁如此耶！”
心不静，所以志向不专一。反省的结果就是要从“专”上下功夫。他引用倭仁的话说：
无间最难，圣人之纯亦不已，颜子之“三月不违”，此不易学，即“日月之至”，亦非诸贤不能，“至”字煞宜体会。我辈但宜继继续续求其时习而说。
“至”就是专一，就是一心一意做好某件事，不要间断，不要改变。专的修养，使曾国藩形成了“虽百变而不改其宗”的坚定信念。他在以后的领导生涯中，不论遇到任何事情，看准的目标坚决不改变，直到最后的胜利，展现了一个领导者坚定不移的意志力。
三是守一“坐”字诀，治理身体劳乏神疲之弊。曾国藩身体经常不好，有几次竟然吐血。对自己身体的这种不良状态，他从两个方面反省。从与父母的关系来说，他认为这是“斫丧父母之遗体”，就是说是损害父母生下他的身体，是“大不孝”；从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度而言，没有好的身体，难以担当大任。因此要求自己从静养上下功夫，“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惟有日日静养，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对于静坐养神养身曾国藩颇有体验，他这样描述：
细思神明则如日之升，身静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蜇之坏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干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息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冈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
这既是一种养生的境界，在静寂之中达到身心各个方面的和谐融洽；同时也是一种决策的过程，即领导者在思考问题时进入一种极其安静的境界，从纷纭的事务中沉淀下去，探究事务的本源，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一阳初动，万物资始”。
静的修炼，给了曾国藩很大的好处，在江西战场曾国藩“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焦虑；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徘徊”，处在那样的大风大浪之中，仍然能够镇定指挥，作出正确的决策，和这一段时间的反省修养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