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率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家书，给澄侯四弟）
余近年在外，勤，谨和平，差免愆尤，惟军事总无起色。自去冬至今，无日不在危机骇浪之中。所欲常常告诫诸弟与子侄者，惟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及余之八本、三致祥而已。八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也，三不信曰：“药医也，地仙也，僧巫也”，八本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律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兹因军事日危，旦夕不测，又与诸弟重言以申明之。家中无论老少男妇，总以习勤劳为第一义，谦谨为第二义。劳则不逸，谦则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四家书）
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星冈公的为人。他曾经迷失过，终日嬉戏游弋，差点败家，但懂得迷途知返。一经改悔，就一心一意扑在家庭生产经营上，开山劈田，种蔬养鱼，劳作不息。他从农业生产中获得了很多的乐趣，并且富有独到地总结了很多生动形象的经验之谈，如自己种的菜、自己采摘的蔬菜吃着甜；总结出了一个家庭兴旺发达的“八字诀”；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信药医、不信地仙、不信僧巫，这在巫文化盛行的梅山文化地区是难能可贵的。他一生勤朴节俭，尊敬知识与知识分子，深以少年时代失学而后悔。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也是一个喜欢做好事的人，有着君子一般的品性。因为这些高贵、优秀、美好的品质，他在当地深受百姓喜欢与尊敬。他虽然没有担当领导者，但却是一个具有优秀领导者品格与魅力的精神领导者。他对孙子曾国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纵观曾国藩一生，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无论是对待长辈还是同辈晚辈；无论是群处明处，还是独处暗处；也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的身上、他的灵魂深处、他的一言一行都透露出他祖父的影子。祖父是他一生行为处事的镜子，映衬着他远行的足迹。
敢于反省、善于反省，是曾国藩最优秀的品格之一。优秀的领导者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一般人遇到事情不仅不反省自己，反而喜欢责怪别人，而优秀领导者则喜欢不断地反省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反省是领导者形成正确的领导力的重要措施。星冈公不回避自己年轻时候的荒唐与乖谬，痛悔自己年轻时放弃学业的过失。曾国藩也不回避在纪念祖父的文章中说到这事。这种敢于反省的精神与中国古代“为尊者讳”的道德教条是格格不入的。受这种影响，曾国藩一生都在反省自己。特别是人生的一些重要时段、关键时刻，比如道光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即1842年、1843年，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里，做的最多、说得最狠的，就是反省自己的道德修养；1857年，江西战场受阻不前，他回到家乡，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反思。每一次的反思，曾国藩领导力都在成熟，都在发展，为他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奠定了坚实基础。
星冈公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爷子，但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爷子。他是一个有思想、有理想的人，一个想法与众不同的人。“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这话说的很平实，要做到却很难。它与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同出一源，但又高于儒家的思想。儒家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范仲淹认为：君子应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儒者所说的“穷”，范仲淹所说的“处江湖之远”，和曾国藩祖父说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指君子处于穷困境地、处于未发迹的状态。不同的是星冈公不仅仅是“独善其身”，也不只是“忧”而已，而是尽自己之所能“排一方之难”。所谓一方之难，无非就是调节矛盾纠纷、关心困难村民、修桥补路等等。星冈公的这种思想，对曾国藩忧国忧民思想的养成，对曾国藩内圣外王理想的形成，具有直接的构成意义。
曾国藩一生勤俭节约、清廉自律，日记所记、书信所写、批文所说，念念不忘“勤俭清廉”。星冈公说到的八字诀“考、宝、早、书、蔬、鱼、猪”成为曾国藩一生坚持的信条。他的“八为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
“恕”是曾国藩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曾国藩深得朋友、同事、下级的尊敬，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宽厚、宽容。如果说年轻的时候，他还偏于严的话，那么到了晚年更加讲究宽厚待人，哪怕是对待那些犯了错误的追随者，他也不是一味地追究责任。曾国荃曾经说他“仁爱有余，威猛不足”，一些朋友也这样认为，分析其原因，就是“不能精明”，就是太过仁恕。
父亲的殷切期待
曾国藩的父亲，名麟书，号竹亭，是影响曾国藩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三字经》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责。”这是对不好的父亲与懒惰的老师的批评之语。至于曾麟书则既是一位慈父，又是一位严师。就是在这样一位慈祥的父亲兼严格的老师的教育、引导下，曾国藩的领导力因素得到了极其重要的培养与成长。
曾麟书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当他发现自己的孩子学习优秀的时候，他主动放弃了自己追求功名的理想，一心一意承担起教育儿子的责任。他在自己家里设了一所私塾，取名“利见斋”，教授包括曾国藩在内的十几个学生。在父亲的督责下，曾国藩九岁便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史记》、《文选》，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
真正优秀的领导者，都是学习非常刻苦、非常认真的人，是博览群书而又有深刻学习心得的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年轻的时候，家庭极度贫苦，没有机会读书，在黄觉寺出家时，以行脚僧的身份走遍长江南北，获得了很多社会知识；进入南京后，隔天要听李善长讲课，学习古代历史，了解古人治国的经验教训。清朝的康熙、乾隆等皇帝都是极好的学习典范。曾国藩在上呈给咸丰的奏章中，谈到康熙日讲的好习惯，要求这位年轻的皇帝学习康熙、效法康熙，加强学习。曾国藩一生好学，读书无数，而且在他当上二品“副部级领导干部”实职之前，他都是以考试获得提拔、获得“差事”的，他的成功可以说源自于读书。好读书，爱读书，勤读书，恒读书，正是得益于他父亲的殷切教育。
1835年，曾国藩北上赶考的路费都是向亲朋好友借贷的，但是对于曾国藩的读书，父亲曾麟书却是非常支持，只要是用于读书，曾麟书就不含糊。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曾国藩恩科落榜，怅然南归，囊中羞涩。途经睢宁，便向在此任知县的湘乡人易作梅借了一百两银子，以充作路费。途经金陵（今南京），在书摊上看见了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曾国藩爱不释手。恰好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已买好，曾国藩便用借来的钱和典当随身携带的皮袍冬衣的钱，买下那部《二十三史》。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的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曾国藩感到很震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奋读书，并立下誓言：“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此后几十年，曾国藩从来没有停止过读书，这个良好的习惯，应该归功于他父亲的巨大影响。
曾国藩被人称作“第一忠臣孝子”，并非浪得虚名。他的“八本”理念，其中“一本”就是“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得到父母的欢心，就是孝顺。在京城生活，自己并不宽裕，甚至于经常借钱维持生活，但是每年寄钱回家养亲，甚至经常帮助亲戚乡邻中困难者，替父母分忧。他孜孜不倦替父母教育几个弟弟，当弟弟读书出现厌倦情绪的时候，他不是责备，而是不断地反省自己，责备自己方法不当，耐心不够。曾国藩这种至孝的品德深受其父的影响。他在其父的墓表中写道：
王考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其责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广众，壮声诃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竞日畸璃，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府君则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趿躇徐进，愉色如初。王考暮年大病，痿痹瘩哑，起居造次，必依府君，暂离则不怡，有请则如响。然后知夙昔之备责府君，盖望之厚而爱之笃，特非众人所能喻耳。
王考，是指他的祖父，府君是指他的父亲。他祖父有时莫名其妙在大庭广众批评他父亲，毫不讲情面，脸色难看，言词激宕，一家人都害怕，而他的父亲呢？毕恭毕敬，屏气不做声，靠着墙壁，慢慢向前，脸色愉快如初。他祖父晚年病重，卧床不起，全靠父亲曾麟书照顾。父亲整天照顾祖父，有时几个晚上不睡，稍微休息一下，听到其父的喊声，马上起来照顾。这样孝顺的父亲，对曾国藩的影响是至深的。1857年，曾麟书去世，曾国藩毅然决然丢下江西的军事不管，回到家乡，为父亲办理丧事，丁忧守制，体现的就是一个“孝”字。对父母孝者，对国亦忠。岳飞是一个大孝之人，他担任国家将领后，一生“精忠报国”。左宗棠赞扬曾国藩“公忠体国”的高尚情操，认为自己不如。攻下金陵后，曾国藩直接统帅的湘军达12万，遍及全国的湘军达32万之众，颇有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气势。一些湘军将领、人士纷纷暗示他反清称帝，但是他都一一消解于无形，甚至将自己所掌管的湘军遣散回家。一般人认为，曾国藩这么做是为了避祸，其实他的根子里还是年轻时所学习到的至孝至忠道德在起作用。
曾麟书一直重视对曾国藩孝友的教育。曾国藩十岁时有了弟弟曾国潢，父亲曾麟书出了一个《兄弟怡怡》的作文题，要曾国藩做。曾国藩居然写了出来。父亲高兴地赞赏说：“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曾麟书对待朋友的真诚。道光三十九年十一月，曾国藩离开湘乡赴北京，约好与朱啸山在长沙见面，一同北上。曾麟书送儿子到长沙，两人在长沙等了一天，朱没有来。于是曾国藩先乘船出发，夜宿金紫湾。他走后不久，朱啸山来了。曾麟书又陪他去坐船，并且一直将他送到金紫湾，与儿子相会，才和他们分手告别。作为一个长辈，送孩子的朋友，能够送上船就很不错了，可是曾麟书却不仅送他上船，而且陪他走了五十里水程。这样对待自己儿子的朋友，不是出自一片至诚，又是什么呢？曾国藩一生结交了不少朋友，而且待友一直真诚友爱，在北京的时候，每次有好友南归，他都要亲自帮助联系车船，送他们上路。陈岱云的妻子得病，一个月期间，曾国藩每天要去看望，陪伴好友。有一位朋友去世了，江忠源护送回湖南，曾国藩高度称赞他的“侠义”。好友冯树堂在江南制造局工作，有所亏空，他出钱垫补。对朋友的这种坦诚相待、真诚关心，与其父亲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曾麟书虽然只是一个秀才，但却关心国家大事。曾国藩的家书中，有一部分内容就是讲国家大事。1852年，太平军围攻长沙，曾麟书即“率乡人修治团练，戒子弟，讲阵法，习技击”。这个时候，曾国藩还在去江西主考的路上，曾麟书就在家乡办理团练，准备防御太平军。曾麟书虽然处于穷乡僻壤，但是“志存军国”，开始让“国葆募勇讨贼，既又令三子国华，四子国荃，募勇北征鄂，东征豫章，粗有成效”。他的两个儿子战死在沙场；曾国藩、曾国荃位至总督，一生效力于国家。他们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不得不说和曾麟书的教导有莫大的关系。
值得一说的是曾国藩的母亲江太夫人。她一生勤俭持家，坚忍耐劳，性格倔强，在曾国藩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当时曾家由于人口激增等各方面的原因，入不敷出，用度极其拮据。1837年曾国藩北上赶考的路费还要向亲戚朋友借贷。曾国藩也曾经在竹市卖过竹篮，以维持家中的开支。这位老母亲以其勤奋、坚忍、善良的品行操持着这个大家，她曾经说：“那个读书，那个耕田，那个经商。我在家中操劳，几个儿子在外面做事，怎么能担心贫困呢？”自强自立，气概凛然。曾国藩后来在写给他的几个弟弟的信中说，他的倔强的性格，多来自于他们的母亲。这是很实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