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胸襟有多大，事业就会有多大。曾国藩的成功大半得益于胸襟的广阔。他常常说：“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胸次，就是胸怀，是胸襟，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心中有什么想不开的，那一定是他学习、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没有学到家，没有深刻体会，摆脱不了世俗的偏见，耿耿于怀。
领导者掌管某一些人，负责某些方面的事业，如果心胸狭窄，就不能容纳别人，也不能克服自己内心的私心杂念；如果没有大局意识，就会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只想着自己，想着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自己的小圈子；如果没有理想，就会站得不高，看的不远，不能给追随者以愿景，不能让追随者看到希望。所以，曾国藩特别注重胸怀宽广，强调领导者要有君子胸怀。他认为：“君子……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领导者心胸宽广，装得下整个天下，也放得下整个天下。曾国藩攻下金陵后就想到退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内圣外王之志
曾国藩是一个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负的领导者。他的志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在翰林院的头几年，曾国藩一心赴在诗词与理学上，他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好的词臣。所谓词臣，就是以诗词歌赋著称的臣子。这样的臣子，在中国古代不少。他们用诗词来表达人生的理想，揭露与批判社会丑恶，歌颂一切美好的事物。像杜甫所说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所以在翰林院的前几年，曾国藩非常重视诗词的研究与写作，很快即以诗文成名。同时，一心钻研理学，拜著名理学家唐鉴先生为师，与满族理学家倭仁亦师亦友，理学造诣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一时期，他的理想、志向体现在他所写的一些诗歌当中以及家书里。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刬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这是《岁暮杂感十首》中的一首，诗歌描写了一位青年英雄气干云霄的志向。他豪气冲天，入海屠鲸；他志吞云梦，铲除君山。另一首诗《感春六首》，同样表现了一种伟大、豪迈、壮丽的志向。
太华山顶一虬松，万龄千代无人踪。
夜半霹雳从天下，巨木飞送清渭东。
横卧江天径十里，盘坳上有层云封。
长安秭人诫一见，天子正造咸阳宫。
大斧长绳立挽致，来牛去马填坑洪。
虹梁百围饰玉带，璃柱万石枞金钟。
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诗里，曾国藩将自己比做太华山上的一棵千万年的虬松，一直不被人们所发现，终于有一天，大雨将巨木刮倒，大树随着洪水来到繁华的长安，天子脚下，渭水之滨，被正在修建宫殿的匠人发现，运送到宫殿里，做了栋梁之材。
曾国藩的理想与追求，高调高扬，非流俗可以相比。他在咸丰九年的日记里总结了“四不”：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馀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四不”给理想增添了一些古典色彩，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恬淡、宁静的曾国藩。古人看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将“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作为人生三大喜事。曾国藩不以为然。他所追求的不是富贵，不是官职，不是名声，不是别人的报答，而是社会理想、国家理想，是“立德、立功、立言”，是 “内圣外王”。他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于天地之完人。
内圣，就是圣明，指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文章才华；外王，就是建功立业，就是指一个人一生为国家、为社会作出的贡献。曾国藩强调，一个人要立志。只有立志高远，才不至于流于一般。他教导子弟，要求做到“三有”：有志、有识、有恒。
随着职务的提升，特别是升任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曾国藩开始关注治国问题，研究社会现实，其理想得到升华，由一般性的理想转向务实，转向挽救世风。这是他理想的一变。
曾国藩认为：“大抵事机之转，其始赖一二人者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意思是说，要改变社会风气，办成某一件大事，需要一二个有识之士发轫，之后才有人跟着应和，最后形成新的风尚。清王朝到了咸丰初年，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病入膏肓”，几乎无药可救了。朝廷上弥漫着一种浓厚的和同、阿谀氛围，假话、套话、官话连篇；办事敷衍颟顸，衙门习气严重。改变这种风气，关键要从皇上开始。所以他大胆呈上了著名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这篇疏里，他重点讲了琐碎、文饰、骄矜三种风气，强烈要求咸丰帝预防。咸丰登基不久，哪有那么多不好习气呢？因此说是“预防”，既为预防，有些话，就会说得过头。他在这篇疏里，对咸丰的所作所为，大大的批评、指摘了一番，比如批评咸丰行政失误达13处，提醒咸丰好读古书会产生“尚文饰”的陋习，等等。著名作家唐浩明认为，曾国藩此疏有五大出格，主要是指责过头、小题大做、借题发怒、越职代言、词锋峻利，是很恰当的。但是既然是言事，既然是预防，当然要把话说得严重一点。
上这样的疏，是很危险的，但是曾国藩业已“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他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风，其他个人得失都置之不理。他说：
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馀意也。
他将正风气作为自己的理想与工作的入手点。但是社会风气的形成，特别是朝廷上下、地方官府、国家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的形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清朝官僚作风、世风的形成从康熙以来就逐渐滋长、蔓延，终于长成痼疾，不可医治。其成形过程大致为：康熙末期，吏治松弛；乾隆、嘉庆时候，崇尚才华，读书人好高骛远；道光采取镇静收敛的办法，以求改变浮夸的不良风气，造成了墨守成规的风尚，视胆小退缩为谨慎，视柔顺附和为恭敬。办理公务则退缩、琐屑；敷衍、颟顸。退缩，就是办事互相推诿，不愿多做一点事，动不动就请旨，把烦恼推给朝廷，生怕自己承担责任；琐屑，就是斤斤计较，不识大体，眼睛只看细微末节而不顾全局；敷衍，就是只知道借改头换面应付眼前，而不管日后的长远利益；颟顸，就是指表面上装模作样，而内里的政务实际上一塌糊涂，给朝廷的奏章尽是粉饰太平的文字，并无一句触及要害的话。
《预防流弊疏》送上去后，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咸丰非常恼怒，声言要将他撤职严办。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闻讯后立即上疏求情，讲了一通好话，咸丰才平息了怒火，没有处分曾国藩，但是也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建议，而且写了大段文字辩解。虽然此次上疏效果甚微，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这个时期，曾国藩前后上了数道疏，包括《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平银价疏》，从皇帝的学习到人才的培养、考核、使用；从军队的改革改良到百姓的疾苦，从社会风气到银价的确定，各个方面提出了一套改革的办法与措施。
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急剧恶化，曾国藩的理想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的改革世风，转变为“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即挽救恢复国家安定局面、统一局面、挽救国家于既倒这一新目标、新理想。
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曾国藩逐渐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自强御侮成为他新的理想。这是理想的又一变。他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西方制造机器，开办制造局，制造轮船、枪炮、火药，开启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近代工业之旅；他派遣留学生到美国留学，组织人员翻译外国科学著作，推动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他积极筹划中国海军的建设与沿海防务，改变了中国长久以来注重陆地而不重视海洋防务的军事思想，对中国近代海防建设具有开山祖的功劳。在曾国藩的积极倡导与强力推进下，清朝自强运动得到深入开展，出现了“同治中兴”的良好局面，中国得到了一个相对安宁的发展局面。
全局意识
曾国藩是一个全局意识非常强的领导者。他组织湘军，最初的出发点就是“大局”。1853年，湖南组织3600人出湘奔赴江西“剿贼”。这3600人，共分三支：江忠淑率领新宁勇1000人，从浏阳支援江西；朱孙诒率领湘乡勇1200人，由醴陵支援江西；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率领1400名兵勇支援江西。这是湘勇第一次出境“剿贼”。7月24日在南昌与太平军交战，湘军受到挫败。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罗镇南以及80多名湘勇战死。这些战死的湘勇，大多是罗泽男的弟子。这次失败，激发了曾国藩的斗志。
这以后，曾国藩招募了一支军队，王鑫也组织了一支。王鑫的叫湘勇，是后来的老湘营。在分析、对比王、曾募兵的动机和出发点时，曾国藩说：“男系为大局起见，璞山系为复仇起见。”
所谓大局，就是当时太平天国已经建立，并且基本上战略了江西、江苏、浙江，以及湖北、安徽大部分土地。湖南的江忠源正受命前往江西征剿太平军。王鑫是为了替朋友、同学报仇；而曾则是为了支持江忠源，为了征讨大局。王鑫组织2000人，自己带领；曾国藩要训练1万人，是因为“以江岷樵麾下人少，必须万人一气诸将一心，而后渠可以指挥如意所向无前。”王只招湘乡人，而曾则“兼招宝庆、湘乡及各州县之勇”。
曾国藩的大局意识，表现在处理矛盾上，是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想让事情闹大。他最初在长沙训练湘勇，但是当时长沙的正规清兵根本就看不起湘勇，摩擦时常发生，有一次竟然冲进曾国藩的办公室，差点闹出大的冲突。为了避免这种无谓的冲突再次发生，曾国藩干脆移师衡阳，不在长沙练兵。看上去曾国藩是在逃避矛盾，其实他这一逃避，正符合古人所说的以退为进的领导艺术，衡阳没有多少正规军，又是曾国藩先祖居住地，自然办起事来方便得多。
大局意识，有时表现为放得下。1865年5月，曾国藩受命北上剿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各项基础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如坚壁清野，他派遣大量的委员到各个村镇，开展清理工作，将一批与捻军关系紧密的危险分子清理出来，基本上断绝了捻军的民众基础。他采取分段防守的措施，将捻军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虽然剿捻没有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大量基础性工作卓有成效的开展，胜利的曙光已经显露出来；但是朝廷的高层对此并不清楚，那些喜欢清议的人也不清楚，他们大肆指责曾国藩、批评曾国藩。不得已朝廷更换了指挥权。
临阵换将，本来是军事指挥的大忌，特别是更换曾国藩这样立了大功的指挥者，其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可以想见的。对此曾国藩态度泰然，不仅不闹个人情绪，相反，请求以散员身份留营效力。要求以散员身份留营，目的是为了帮助照料、维系湘、淮军心，确保苏、鄂血脉畅通；“默运潜移，使霆、湘两军与少泉水乳交而后安，绝非挟军心以自重。”参加剿捻的主要军队包括淮军的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湘军的刘松山、鲍超、曾国荃等。曾国藩担心李鸿章难以统一调度，所以决定留在营中维系军心。这一想法完全是出自大局。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也许就会闹情绪，甚至挑起矛盾，或者趁机离开危险的战场，去做太平宰相。而曾国藩却宁可不当两江总督之类的高官，愿意为新来的领导者效劳。这样的胸怀，何其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