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是学习者。伟大、卓越、优秀的领导者总是重视学习。他们视学习为领导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注重通过学习转化某些知识，更重视通过学习获得解决问题、处理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艺术。曾国藩认为：“惟学做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通过学习，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贤。所谓“圣贤”就是那些圣明、贤能的人，包括读书人，也包括一些高超的领导者，像周文王、周公旦，孔子、孟子，都是古人所推崇的圣人，都是一些有过伟大勋业、对人类历史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圣贤，“全由自己做主”。自己做主的方法就是“学”。他自己一生也在追求古代圣贤的卓越品质与功名事业；并且成就了在他那个时代堪称伟业的伟大事业。
学习，是曾国藩成功的诀窍。通往伟人之路充满坎坷、荆棘、险阻，填平坎坷、拔除荆棘、铲去险阻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不懈地学习。领导者不学习，思想就会僵化，心胸就会狭窄，理想就会浅近，格调就会低下。
曾国藩人分为上智、下愚、中近。 “上智”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天才，这种人生下来IQ就高于常人，什么东西一学就懂，一记就牢。“下愚”，就是特别愚蠢的一类人，怎么教都学不会。中近是指介于上智与下愚之间的普通人，既不特别聪明，也不特别愚笨。“中近”的人最多，能不能取得成就，取得多大的成就，关键看后天的学习，怎么学习。曾国藩一生从来没有停止学习过。年轻时他为了科举努力学习；当上翰林后，他为了“内圣外王”、学做“圣贤”而学习；从军后，他更是为“澄清”玉宇而学习；担任地方要职后，为了地方的治理而学习。他一生坚持以人为师、以史为师、以败为师、以敌为师，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有效的学习法，值得后人效法与学习。
以人为师
古人强调老师的重要性，认为“古之学者必有师”。曾国藩也认为：“古之君子，其载德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帅而掖之，而后后者有所阶而进，必有人焉；辅而翼之，而后前者有所托而传。水非水不续，人非人不承。”就是说学生要有老师的栽培、教导才有进步的阶梯；老师要有学生才能传承自己的学识、德业。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表现之一，就是善于以人为师。他所从师的老师不少，这里我只讲一个。
唐鉴是曾国藩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老师。这是他入仕后遇到的一个最好的老师，对他修炼领导术、从事领导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善化（今长沙县）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至江宁布政使，入为太常寺卿。咸丰元年致仕，后曾主讲金陵书院。曾国藩是这样描述唐鉴的：
先生为外吏二十年，萧然无资积以自存，即当世之所谓迂阔，而其为学也，又惟自治其身心之急，或不沾沾于文艺之短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鉴是一个与当时社会风气格格不入的正人君子，为人淡泊，不积财产，专心修身，专一读书。对于他的读书，曾国藩曾经写诗称道：
千炮齐震雷破山，
万马不嘶月如水。
先生兀坐了不惊，
秉烛从容读书史。
今天的人看来，唐鉴就是一个“书呆子”。处于千炮齐鸣、万马不嘶之中，没有一点惊惧之心，从从容容读史书。这样一种胸襟、气概，对学习的潜心、专心，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所以曾国藩称赞他：
以故土之骛才技而竞声称者，亦罕过而勤焉。而吴、窦诸君子独相寻于淡泊，究道而考德，夙参而莫造。既其违离，而作为诗歌以抒怀想。斯岂曩者凌渝安、何商隐及沈、盛、陈、江之畴耶？何其笃也！
曾国藩认为，唐鉴是湖南读书人的楷模，讲求才技，修身养性，湖南读书人很少有像唐鉴那样勤奋的，并且认为唐鉴和凌渝安、何商隐、沈石长、盛圣传、陈确庵、江药园等人属于一个类型。
拜唐鉴为师，应该是曾国藩作出的最明智的决定。他每月去一次，或者几次，向老师请教进德、修业上的问题。如果说，之前，他的重点是学习怎么样参加“科考”，那么现在，他的重点就是怎样在领导力的修炼上下功夫了，即怎样在治学、修业、修身上获得进步。拜师的效果是明显的，正如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复贺长龄》中所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充分说明了唐鉴对他的影响。
1841年7月14日师生间的一番对白，对曾国藩的影响，更是意义深远。那天，他们谈到了“检身之要”与“读书之法”。他们的对话是从曾国藩新买的《朱子全书》开始的。唐鉴指出：
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闭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这次询问学习方法，对于曾国藩来说，具有“昭然若发蒙”的重要意义。蒙，意指没有知识，愚昧。“昭然若发蒙”就是说，这次谈话，使曾国藩真正清楚了学习的“指归”，即学什么、如何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治学内容。作为修为理学的人，主要应该学习义理、考核、文章。经济之学包含在义理之中，后来曾国藩将经济之学单独提出，作为第四内容，可以说是对前人的发展。二是真正杰出的领导者要致力于义理之学，也就是说，要注重思想理论的学习，培养自己的理论品格，而不应该在诗、文、词、曲上过多用功。当时曾国藩沉醉于诗词的研究与写作，以颇有诗名自足。这次谈话，让他重新选择了自己的治学之路。三是学习的方法。他强调学习理学，必须熟读《朱子全书》，当做课程，身体力行，不能当做一般的书；指出学习经书必须专一，攻破一种经书，再去读其他经书就容易。四是介绍倭仁给他，倭仁修身的特点，对外注意形象的整齐严肃，对内心讲究“主一无适”，就是说要有坚定不移的理念。他认识倭仁后，学习他每天记日记的好习惯，从此，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也没有停止过，足见其影响之大。
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曾国藩向许多人学习过，像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王鑫、江忠源等等，凡是有一技之长者，凡是对发展事业有用者，曾国藩都能够虚心学习。通过学习，增强了自己认识事物、处理问题的能力。
以史为师
指挥军事，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件新事物，一项新工作。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成为一位军事指挥家。面对这样一件棘手的新工作，与复杂的战争场景，曾国藩解决的一个主要办法是学习历史，从历史记录的战争中去寻找解决现实的办法。这里我们举“越寨攻敌”来说明。
“越寨攻敌”，是指挥员根据战争双方的实际作出的一种大胆而冒险的决策。寨，是敌人所守的营寨。“越寨攻敌”，就是越过敌人所守的营寨，去敌人的后方攻打敌人。敌人的后方，往往是比较安全的，因此防范也不一定那么留心，因此，这一作战计谋，往往可以起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用。曾国藩在他率军参战的初期，就多次使用了这一战术。他在《笔记二十七则之越寨攻敌》里记录：
咸丰四年十月十一日，贼目陈玉成据蕲州，秦日纲据田家镇，我舟师越蕲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镇，十四日蕲州之贼亦溃。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十一月十五日，水陆各军会于九江。时贼目林启荣据九江，黄文金据湖口，石达开、罗大纲等同在湖口，我舟师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陆军罗泽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师败挫，廿四日陆军亦无利而归。此越寨进攻而败者也。咸丰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汉、黄州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庆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至旧县，往来如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这里，曾国藩记录了四次“越寨攻敌”，其中只有一次是失败的。即1844年12月湖口水师之败，从此，分为内湖水师和外江水师。其他三次都是胜利。特别是田家镇、半璧山一役，摧毁太平军船只5000多艄，扫除了进入江西的长江通道，意义重大。他曾经研究了历史上有名的九次越寨攻敌的战例。其中水路三胜一败：张兴世占据钱溪、宋子仙夺取郢州，许德勋攻破黄州，这是水路越攻取胜的例子；王琳水路进攻金陵失败。陆路三胜：尉元攻取下邳四城，李愬进入蔡州，郭崇韬策谋汴梁。陆路部越寨攻敌两次失败：李道宗策谋平壤，李泌策谋范阳，没有被采纳，造成军事失败。这些战例，对于他指挥湘军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构成了他军事理论的重要内容。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战争史的国家，各种各样的战例都有，曾国藩善于从历史战例中获得灵感与启发，用以指导自己的作战。1860年7月，陈玉成率领数万军队救援安庆，曾国藩料定他必败无疑。他有这个预想，根源就是学习三国时期周瑜预测曹操赤壁必败。他在写给阮弟的信中谈到：
昔曹操八十万人自荆州东下，吴以五万人御之，而周瑜策其必败者。一料曹兵不服水土，二料刘表水师新附、不乐为用；三料暑热久疲。其后赤壁之役果不出周郎之所料。闻德安于十一夜戌刻克复，雪琴专函来报。又言成、蒋军病人太多，不能前进。又闻鲍军病者极多。以此而推狗、辅之部病必更多，故兄料其不能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