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众人智慧，集思广益是曾国藩重要的领导术。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能耐，终归只是一个人。如果做点小生意，一个人拳打脚踢，忙里忙外，自然是可以的；但倘若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领导者仍然以小生意人的意识去思考、决策，大包大揽，即使拳打脚踢，也难以有大的作为。特别是像干曾国藩那样的大事业，必然是集中众人智慧的结果。曾国藩说：
大厦非一木所支，宏业以众智而成。苟其群贤毕集，肝胆共明，虽金石而可穿，夫何艰之不济！
高楼大厦不是一根独木构建的，宏大事业需要集中众人的智慧。有了众人的智慧，不论什么艰难险阻都可以克服。因此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注重人才的广泛罗集。而在具体领导实践中，他从组织结构到决策制定，都注重发挥众人的积极作用。组织上做到分权配合，决策上做到缜密商量。他总结说：“于军事则赖诸将之匡扶，于吏事则资众贤之赞助。”明确指出自己军事、吏事都是依赖各位将领与各位贤才，而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他说：
至于集思广益，本非易事，而施之于会城之内，尤易为人欺蔽。日之抵吾门者，或上书献策，或面陈机宜，大抵不出尊书三端之外，抑所谓阳娇者也。然因此而尽费吐握之风，则又不可。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我思古人，殆应如此，而区区则未逮矣。
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协助省政府办理军务，很多人就上门给他提建议。他们的建议主要是抓教育、强保甲、立文案。这是一些常规性的工作，缺乏真知灼见与创建性见解。曾国藩强调，真正做到集思广益，领导者看待事物、分析问题、决策问题，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主见，不被别人左右。这就好比是驾车的，手里抓住缰绳，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要是为别人左右，定会进入误区。可见，曾国藩集思众议也是有原则的。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吸纳别人的意见，像万千细流流入深渊。
分权术
分权就是按照一定的制度设计，将权力分配到各个层级，主要领导不统包统揽。
湘军的营制是当时最先进的分权组织结构，蒋方震、蔡锷等对此非常推崇。营是湘军的主体组织，一个营500人，由作战人员与长夫（后勤人员）组成。营官拥有“威权”、利权。威权就是行使政令的权力，拥有对于下级军官与士兵的处罚权；利权，就是后勤权，钱财物由营官统一负责派发。在营官权力配置上，“每营必须择一营官，必划然分出营数，此时即将全数交付与他”；“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营官拥有“生杀予夺”大权。湘军的营是独立的作战体，除了制度设计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军队招募由营官负责，招兵之前，确定营官再由营官去挑选兵勇。这种做法，使士兵对营官充分信任，且有依赖感，其独立作战能力更强。
这一制度设计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具有完整的独立性，实现了事权高度归一。所谓事权归一，就是所要做的事情和完成该事情所需要的权力的统一。湘军各级指挥官，都有独立指挥、独立决策的权力。
这一特点，使各个分立的组织能够结合实际形势作出正确的决策，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调动各级指挥者的积极性；消除了地域广阔、部队分散、交通通讯等不利环境条件可能造成的高层决策失误；各个指挥官能够独立面对形势，作出决策，或者随机应变，实现统帅的决策；也便于整合裁撤，当一营“师老兵疲”，或者出现“哗变”等情况，或者营官因故离开的时候，可以立即裁撤，不会影响整体。对未来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的认识，需要建立相应的权力机制。二是具有科学的预测性，做到未雨绸缪。领导者要善于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并相应建立科学的预防机制。曾国藩认为：“（太平军）此后必成流贼，股数甚多，吾须分股与之相逐。”流寇的特点是股数很多，对付的办法就是“分股与之相逐”。平时不分股，临时再分，一方面各股领导者没有指挥经验，难以应对；另一方面，临时分股，未必不出现错误，“临阵始分股逐贼，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矣”。早作打算，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临阵磨枪，手忙脚乱。
分权是一种好的做法，但是也不见得被所有人理解与采纳。像王鑫就不听他的这一套。开始他们两人商量好，一起招兵，一起东征，可是当王招募了2000勇后，曾国藩的调度、指挥就不灵了。曾国藩要求他建立分权组织，将2000人分为四营，各营安排一个营官，以达到“分之，则各有专职；合之，则联为一气”的目的。对于曾国藩的要求，王鑫置之不理，不仅如此，还误解曾国藩要分他的权，给曾国藩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两人为此闹翻。李元度也是这样的，平江勇不论多寡，都由他一个人指挥。
按照现代管理科学的研究，一个领导者管理的人员是有限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制就是难以面面俱到。曾国藩虽然不懂得现代管理理论，但是他的做法契合了现代管理理论。他在谈到王鑫的做法时指出：
璞山之勇，非必欲分其权也，以二三千人，实非一人所能了。而弟于各营，皆令其不得过五百人，例须画一整齐。故择石、韩、青与璞最亲者，外判四营，中实一气，皆璞山可自为政者也。璞山不谅我苦心，但求乞病归山，弟将何从置辨？且军中定例，如派何营出队，何路进兵，何起专攻何城，何起分剿何股，均由主帅定计，营务处发令。即杀一人，赏一人，亦由主帅专之。璞山之志趣于此等处，盖不欲受人节制也。弟恐勉强节制，或致临事龃龉，故不带之同行。
战争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根据战场的客观实际来作出决定。营官是最前线的指挥员，临阵指挥具有及时性、临变性、方便性等特征。如果事事等待最高领导者来决定，往往会贻误战机，造成不应该的损失。有些领导者喜欢大小事包揽，属于婆婆型领导者，好像只有自己亲自做了，才是可靠的，别人做，是不放心的。历史上这样的领导者很多，像秦始皇，他每天要看几十斤的公文，什么事都管，结果累得要死。等到他儿子来管理国家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父亲那样的能力、精神，干脆就不闻不问，耍他的去了。领导者要想自己轻松一些最好还是分权好。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分权制度的重要性的看重。
“复制湘军”，是曾国藩分权领导艺术的一大手笔、大气魄、大胸怀。有人认为，曾国藩组建淮军是为了替代湘军，目的是为了自保，不被清朝政府所抛弃。这种想法除政治上的幼稚外，就是对曾国藩这个人缺乏真正的认识与了解，对曾国藩分权缺乏认识。
1860年初，曾国藩就有一个想法，要在扬州建立水师，他向朝廷推荐李鸿章去办这件事。扬州在苏北，靠近安徽，他认为李鸿章去是最合适的，但最后去的是黄翼升，湘军的一名水军战将。1861年，安庆收复后，朝廷对曾国藩的倚重迅速加强，信任度也随之显著提高。这个时候，朝野对曾国藩寄予的希望也更高了。朝廷采纳一些人的建议，提出由镇江、嘉庆以及杭州两面进攻金陵的计谋，要求曾国藩实施。江苏人对他的期望更高、更大，上海绅士界不断派遣有名望的人士来安庆求援。作为两江总督，守土是他的本职工作，但是自上任以来，他还没有发一兵一卒到江苏境内，他感到深深的自责。上海是中国开放较早的城市，外国人在上海有兵、有民、有生意，民族商业发展得比较好，“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江南大营被攻破后，太平军加强了对江苏、浙江的进攻，新占领江苏苏州、松江、常州、常熟等地，浙江除了湖州、严州等极少数地方，大部分都囊括手中。随着外国侵略者加入镇压太平军的行列，太平军进攻上海是迟早的事情。因此，如何保护好这一完善之地，已经成为曾国藩思考的重要问题。
按照曾国藩最初的想法，是要曾国荃带8000人去上海的。曾国荃是较早提出要曾国藩派人去上海的人之一。早在1861年9月，曾国荃就提出上海渴望湘军，需要湘军前去保护，而且上海还可以筹措大量军饷。要求曾国藩“绸缪于未雨，防患于未然，不可不深图，不可不早虑，伏祈酌量，迅赐施行为祝。”（《曾国荃全集》岳麓书社第五册第113页）一般的领导艺术是谁提出一个好的建议，往往就派谁去实施这个建议。正是按照这一要求，曾国藩决定派曾国荃去。可是，真正决策的时候，曾国荃不愿意去上海。曾国荃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金陵，太平军的老巢。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转派李鸿章去。李鸿章1859年到曾国藩幕府，给老师出谋划策，对他的才华曾国藩是很赏识的。1860年即推荐他担任道员。要他去上海，曾国藩是很放心的，但是李鸿章手里没有兵勇，必须另起炉灶。曾国藩统帅的主要部队是湘军，是湖南人，将军是湖南人多，勇也是湖南人多。鲍超虽然是四川人，但是，一直在他的调度掌控之中，然而李鸿章组织淮军则不同，基本上脱离湘军的组织管理，与湘军“分庭抗礼”。中国自古以来，这样的情况还没有过，也没有人做得到。谁不愿意掌控权力，谁愿意将自己的权威划分出去呢？谁愿意组织一支队伍来替代自己呢？没有人会这么做，但是曾国藩做了。
复制湘军，建立淮军，这样的分权做法，对于领导者来说是一个严格的考验，需要领导者具有高尚的情操、宽广的胸怀以及以天下大局为重的理念，需要领导者对分出去领导者的充分信任。缺乏信任，缺乏大局意识，缺乏宽广胸怀，这是无法做到的，也不会去做的。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建立“子公司”，而是建立一个“新公司”，而且这个新公司以后可能取代“旧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