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方面。曾国藩一直认为督抚一级的官员，重要的工作职责只有两项：行政与吏治。在两者的关系上，得人是第一位的。“行政之要，首在得人”，而“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州县之贤否”。担任两江总督后，他拥有了治理地方的行政职责，因此开始较多地思考用人的问题。他认为：“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治理国家如此，治理地方也是如此，人才是最重要的，他以胡林翼治理湖北为例，湖北经过战乱之后，百废待兴。胡林翼致力于吏治，“罗致贤才，多方培养”，以致“不数年间，吏治渐振，抚字催科，绰有条理”，“将天下第一破烂之鄂，变成天下第一富强之省”。
当时的安徽由于战争的破坏，很多地方“蹂躏不堪，人人视为畏途”，很多州县没有人去负责，而这样的地方更需要优秀人才去治理。他认为“小民久困水火之中，偶得一良有司拊循，而煦妪之无不感深挟纩，事半功倍。”为了治理这些地方，给百姓带去实惠，他建议朝廷适当改变长期因循的用人制度。他到直隶后，深感人才的缺乏，立志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发表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了“人才随士风为转移”的重要论述，要求直隶士子从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个方面用功，以先达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为榜样，不怕艰难苦困，那样只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贤，则数辈皆思康济思民。”不出十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识人之术
曾国藩会看人，看人有术。他认为：“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知人是曾国藩重要的领导术。他识人，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有一个可以操作的识别人才的标准。人才之所以难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标准不好把握。有了好的标准，人才的识别就容易得多。他的人才标准，主要是德。他说：
司马光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德的标准是最难把握的，因为品德深藏于人的内在，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曾国藩选择了两个比较好把握的东西。一个是官气，一个是乡气。他指出：
求人之法，须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特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维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
官气与乡气，这两样东西都好把握。乡气较多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老实人”、“书生气”较浓的人，人虽然进入了官场、职场，但是品行、性格还没有改变质朴的那种。他们有棱有角，做事讲究效率，能够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讲求实际，不夸张，不摆架子。看乡气较多的人，就看他们是不是在具体工作中、具体思考问题时做到“五到”。
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五到”，按照今天的话说，是对领导者的领导艺术提出五个方面的要求：身体力行，注重实践；认真研究客观事物，有自己的思想、见解，不人云亦云；认真研究人的特点，认真领会上级精神指示；积极作好记录；认真抓好落实。按照这“五到”去识人，一定可以识出优秀人才。塔齐布在长沙开始练湘勇，职务很低，但是工作很认真，每次训练，他都去得早，不管落雨还是大太阳，他抓训练都不放松，没有惰容。每次检阅步兵，塔齐布穿着短衣，腿插短刀站立一旁。就是从这些细节，曾国藩看出塔齐布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向咸丰大力推荐。塔齐布左臂刺有“忠心报国”四字，能与士卒同甘苦，有一次德化县送给他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令退回。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塔齐布表现出众，勇敢无敌。塔齐布的被发现，充分说明曾国藩以乡气识人的正确性。
按照这一标准，曾国藩在识别营官与将才时分别提出了四个具体标准。营官，他认为：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
将才，他的识别标准是：“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选择带勇之人和统领之才，曾国藩关注的是人才的务实、胆识，不关注得失等等，和乡气有同工异曲之妙，都是好操作的。
至于官气较多的人才，正好与乡气较多的人才相反，做事浮躁沉不下去，讲资格摆架子，说话圆滑，颐指气使。特别有两种人是曾国藩不喜欢的，而这种人才也很好辨识。一种是说话不着边际的人。“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遇有考究实事多思多算者，未尝不好与讲明也。”另一种是浮滑的人。“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这种人是很好识别的。可惜的是很多领导者喜欢用这些人。
第二，讲究俯近识人。曾国藩识人，注重接近人，了解人。有很多人才是不会主动去接近领导者的，这些人难道就不使用了？在一个充满了官气的官场，这些人一般是会被遗忘的。曾国藩的做法就是主动接近他们，不让他们被遗忘。曾国藩俯近式识人，概括起来是“接近、考察、使用、徐察”八个字。接近，就是走进人才，认识人才，了解人才。他说：“知人之道，总须多见几次，亲加察看，方能得其大概。凡有缺有差之员，尚可因事考成，若无缺无差者，非常常接见，何由识其短长？”曾国藩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接见属下。他每天都要接见几个人，记住他们的特点、基本情况以及自己的看法，以此作为用人的基础。考察，就是考核下级的德能勤绩，特别是群众的反映，并把群众的反映作为重要的用人依据。他认为：“察属下之法，以诚笃为上，有才者次之。试其守之谨不谨，观其政事之勤不勤，而终以舆情之洽不洽为断。”使用，就让人才担任某一方面的工作，从工作中了解他们的才华。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就知道了。徐察，就是慢慢考察、了解，得到人才，不急于使用，而是“徐察之,视其才之大小位置之”。对于人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经过时间的沉淀，是不是人才，可不可用，自然可以知晓。
曾国藩看人，注重第一印象。这和谈恋爱有点相似，第一次见面，下级给上级什么样的印象，往往会影响上级对他的判断、评介。曾国藩往往能够从对方的外貌特征、神态特征、言谈举止等等，对人作出基本概括与评介。1834年第一次见到江忠源，他给出的评介是：“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又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烈死。”当时两人谈的只是一些市井琐事，但是从这些小事的谈论中，曾国藩看出来江忠源的个性、气质、精神，作出了准确近乎神秘的评介。1862年初，曾国藩去暗察新招募的淮军将领。这些新将领们并不知道来人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有的在高谈阔论，有的在做别的事，只有刘铭传坐在窗边一边读《史记》，一边饮酒。事后，他对李鸿章说：大家都可以立大功、做大事，但是将来成绩最大的只有坐在窗前裸腹饮酒读书的那个。后来，刘铭传随曾国藩北上剿捻，成绩卓出，升任直隶提督，36岁被封为男爵，光绪十年，指挥中国军队在基隆、淡水击败法军侵略，立下赫赫战功。台湾随即设置行省，刘铭传首任巡抚。
领导者识人，如果只看某一方面，往往会失之偏颇。诸葛亮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看到的只是魏延的“反”，却忽视了他的才，因此不能正确使用。曾国藩看人，不仅看他们的优点，也不忽视他们的缺点。刘峙衡为曾国荃四虎将之一，曾国藩对他寄予厚望，但爱其人而不掩盖其缺点。他的优点是不徇私、救人于危急；缺点是有时见解偏颇，喜欢当面骂人。他要求湘军将领“略其短而服其长”，这样将领之间“自然互相敬爱”。李次青是曾国藩的好友、亲家，早年追随他，是曾国藩的心腹，1855年、1856年曾国藩在江西通信最多、联系最多、作为依靠的就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