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表扬沈葆桢“近亦猛进，心地谦而手段辣，将来事业，当不减于其旧”，表扬张凯章是“健者，其军亦特为江右官民所敬爱”，赞扬五十岁的萧浚川“英姿尚自飒爽”、刘印渠则是“得贤将领三人（江味根、李明惠、刘岘庄），为他军所不及”。这种对人才近乎“谄媚”、“阿谀”的赞美，出自曾国藩之口，自然可以起到奖借人才的作用。
曾国藩好像永远在寻找别人的好，一见追随者的好，就感到高兴，就逢人便说。有一段时间，他不论是和别人闲聊，而是写信，都要说王鑫是个人才，是个好男子，是个可用之才。王鑫的名声大增，与曾国藩的激励赞扬是分不开的。后来两人政见不同，王不受曾的调度，别人还以为是曾国藩的不是，以为他不能容才。王鑫英年早逝，曾国藩以挽联寄托哀思：“陡惊失万里长城，那堪死后得书，尚题七月初七夜；已拔作一朝名将，未解生前何意，仅容三十有三年。”周凤山才能一般，但是作战勇敢不怕死，吃得苦，曾国藩常常说“凤山可爱”。第一次见到刘锦堂时，曾国藩看出他是一个少年才俊，在日记里记下：“锦堂可爱”的褒奖，并且积极为他筹备饷项，支持他西征。
其次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真正优秀、杰出的领导者对于追随者一般都会有全面、客观、中肯的认识，不会偏执于一端。好就好得不得了，恨就恨得不得了，走极端，都是有失领导风范的。不以私爱用人，不以私爱废人，是曾国藩宏奖人才的特点。他对苛求人才“众长并集，一短难容”的现象很是反感，认为：“天下无完全无间之人才，亦无完全无隙之交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大者得正，而小者包荒”。对人才，既要知道他们的优点，也要知道他们的缺点；既要扬其长处，也要包容其短处；既要肯定他们的优点，也要指出他们的缺点，希望他们改正，以成大业。对曾国荃的教育体现的正是这一思想。他说：
沅弟之才，不特吾族所少，即当世亦实不多见。然为兄者，总宜奖其所长，而兼规其所短。若明知其错，而一概不说，则非特沅一人之错，而一家之错也。
对于曾国荃杰出的军事指挥能力，曾国藩由衷赞叹。他说：
记咸丰七年冬，胡帅寄余信，极赞三庵—琴之贤，时温弟在坐，告余曰：“沅弟实胜迪、希厚、雪。”余比尚不深信。近见弟之围攻百数十里而毫无罅隙，欠饷数百万而毫无怨言，乃信温弟之誉有所试。
竭力奖借其才华，但是，对于他的缺点，比如傲气、好财等等，却也严加批评教育。对于自己的弟弟如此，对其他人，莫不如此，像鲍超、李元度、李世忠、陈国瑞、刘峙衡、张运兰等等都是这样。对于才力不足的人，他认为不要紧，关键是立志与学习。他说：
才力不逮，不必引以为歉。凡才力得之天禀者不足喜，得之人事者乃可据。厉志以广之，苦学以践之，才力无不日长者。水之渐也，盈科而进；木之渐也，积时而高。才力之增，亦在乎渐而已矣。
这种将人才的进步寄托在学习的提高上的作法是非常值得后代领导者效法的。在曾国藩的军营里，很多都是文人出身，他们并非天生懂得打仗，完全是靠在实践中刻苦学习得来，充分说明了曾国藩奖借法的作用。
最后是重视物资与精神的奖借。曾国藩每月有几天去看操点名，每次他都对成绩好的给予物资奖励。东西未必贵重，金钱未必厚重，但是意义很大，效果很好。他有一个以奖代饷的办法，颇有创意。轮船制造出来后，沿海水师建立起来，船上水勇的粮饷本来已经高于陆军，但是还要求增加。如果继续增加，就会影响陆军的情绪，对水师也未必是好事。为此曾国藩提出了以奖代饷的措施。具体是：
鄙意平日可不必加口粮，校技时则可酌加奖赏。人有一一之短长，中等者未必次次得赏，上等者果能次次得赏，则倡勇敢私死士之术即寓其中矣。诚能常得赏，亦与加口粮无以异。而多寡稀稠，由上为政，众人亦无觖望。
这个措施真正落实到位，效果不错。它可以激发众人的斗志，人人向上，争取好的成绩。对那些技艺差、懒惰不勤者也是一个鞭策与鼓励。不过这样的好措施，过去难做到，现在也做不到，将来恐怕也难以畅行啊！活着的有奖励，死者也有奖励，那就是立祠。一般的集体立祠，贡献大的建立专祠。在封建社会，这是对死者最大的奖励与安慰，活着的人也会以此为榜样，努力向上，尽量做好。
教育艺术
曾国藩是相信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的。对于人的智力，他认为也是有区别的，粗略分为“上智”、“下愚”，“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才，就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相近之智”。他以围棋与写字做类比论证：
以围棋论，生而为国手者，上智也；屡学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则皆相近之资，视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则习之而高矣，教者低则习之而低矣。以作字论，生而笔姿秀挺者，上智也；屡学而拙如姜芽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资，视乎教者如何。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人的智力是有差别的。有的人生来智商高，读书、写字、下棋等等，看上去他们不要花什么工夫，可是成绩却比那些努力十倍的人要好。有些人尽管百般努力也难以取得好的成绩。这就是智商高低的不同。有智商特别高的人，也有智商特别低的人，但是一般人智商相近。智商相近的人，能否成为优秀人才，关键是后天的教育与学习。这是情商问题。情商高的人，智商一般也可以成为杰出的人才。曾国藩认为：
古来做好人的，并非生来就好，亦是好师、好友、好榜样，渐渐教劝，渐渐变化，不知不觉便走到顶好的路上去了。做好官的，也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做名将的，也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方易于渐染成器。倘若有坏师、坏友、坏榜样，亦不知不觉便走到顶坏的路上去了。
中才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走到顶好的路上去，也可以由于教育不良的原因，可以走到顶坏的路上去。“中材可与为善，可以为不善”，关键是教育，“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担当教育的重任，是各级领导者。
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之于偏裨亦如此，为父兄之于子弟亦如此，为帝王之于臣工亦如此，皆以君道而兼师故，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领导兼老师，甚至于兼父兄，数职合于一身。那么怎样去教育追随者呢？主要有五个方法：
勗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乃不虚设此局。仆坐言辞钝拙，不善训迪属吏，常用为愧。若阁下能殷勤教训良吏，则旧怨尤可全消，而亦足补鄙人所不逮也。
这是曾国藩教导丁日昌怎么教育下级的办法，他所说的教育方法，我认为是很有价值与意义的。
勗之以学，曾国藩最典型的做法是将军队变作一所学校，带领有知识的下级军官给士兵讲课，一边书声琅琅，一边炮声隆隆。领导者之间，也常常探讨学习之法，学习之效，使得湘军成为一支学习型军队。
教之以身，是领导者以身作则。曾国藩非常重视榜样的作用，认为一二人既可以起到转移风俗、形成正气好学的良好风尚。他在《告直隶士子》与《原才》一文中，以及其他地方对这个问题都有论述。《原才》一文如下：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时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
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很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湘军之所以成为湘军，也正是由于曾国藩、罗泽南等少数人率先倡导而形成良好的风气，因此而建立了巨大的功劳。晚清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也是由少数人倡导而成。良好的风气能不能形成，关键看老师的水平如何。他十分重视老师的学习，要求领导者通过不断的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