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组建水师，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一切从零起步，要船没有船，要炮没有炮，要钱没有钱，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要自己去摸索、自己去想办法，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比如战船，采用了几种模型，都不成功；又比如子弹，曾国藩亲自试验，开始用生铁，没有做成，后改用熟铁才成功。筹备粮饷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现在御贼不难于陆，而难于水；不难于兵，而难于饷。”曾国藩做事讲究充分的准备，他秉着对勇，也是对自己与事业负责的态度，强调：“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特别是对于勇，他十分强调训练，认为“新招之勇未经训练，断不可用。
”训练时间上，起码要二个月，才可以带上战场。对当时的战争，曾国藩看得非常清楚，与太平军决战长江，“不难于陆战，而难于水战。”12月，大多数船还在船厂，根本称不上是炮船，拿什么“驶出洞庭湖，由大江迎头截剿” ？更莫说是，“肃清江面贼船”。所以说，咸丰的指挥纯粹是“病急乱投医”，抓根稻草当救星，属于盲目的瞎指挥。按照这种指挥出兵，带着一批没有经过训练的、善良、纯洁的乡下青年去打仗，不是去送死，又是去干什么呢？而且曾国藩是靠民间的力量、靠自己的募捐组织军队，国家不出钱、不出人、不出力，没有明显的后发优势，禁不起失败，“如其毫无把握，后此更难措手。”“一经挫损，后遂无继。”所以不能不慎重，不能不拒绝咸丰的瞎指挥。
在拒绝咸丰立即出师的命令上，曾国藩表现出了坚毅、不屈、倔强的领导品格。在拒绝的方式上，他尽量做到有礼有节，滴水不漏，不让咸丰抓到小辫子。
这里我们重点谈一下12月16日的谕旨以及曾国藩的态度。在这道谕旨里，咸丰的态度非常强硬，他发出一连串得质问：安徽形势危急，你按兵不动是什么意思？你想一个人统管几个省的军权吗？不是说你很能干吗？做给我看看！像这样的责备是很重的，一般的大臣哪里受得起，但是曾国藩顶住了。21日，他专门上了一道奏章，来阐述自己的看法。曾国藩谈到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黄州巴河被贼綜占据，必先扫荡鄂境江面，乃能赴”；二是“起行之期必俟粤东解炮到楚，稍敷配用，即行起程”三是“武昌为金陵上游，贼所必争。目今宜力保武昌，然后可以进剿”；四是“臣所练之勇，现在郴桂一带剿办土匪，不能遽行撤回，俟来年正月船炮将齐之时，一并带赴下游”。五是四省合防问题，是骆秉章、吴文镕、江忠源等人提出的，而不是曾提出的。咸丰认为曾国藩是在争权，实际上是误解了他，所以曾又把球踢了回去，最后表达了自己的忠诚之心。他说：
饷乏兵单，成效不敢必，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
咸丰本来是想以严厉的态度来督促曾国藩出兵，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下级竟是这样的倔强，一点面子也不给，一拳打出，软绵绵的，一点力也不受。听了曾国藩的解释，咸丰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属非是！”又下旨表扬他说：“汝以在籍人员，能如是出力，已属可嘉！”
一抑一扬，正是领导者惯用的艺术。抑是发自内心的，是维护其政治权威的需要；而扬只是手段，是为了掩饰其抑的心理而作出的虚假的选择。三件事可以看出。一是关于杨健的问题。杨是衡阳人，原任湖北巡抚，退休后在家乡做了一些好事。死后，地方绅士请求将他作为乡贤祭祀，没有批准。曾国藩到衡阳办团练，他的孙子捐银二万两。曾国藩上奏朝廷，请求“特旨准其从祀乡贤，无庸再交部臣核议”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又不要朝廷出钱出力，又可以起到鼓励地方风气的作用，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咸丰不仅没有批准曾国藩的请求，反而要治他的罪，“部议革职”，后改“降二级调用”，原来是正二品，降二级就是四品了。一件小事，需要这样严肃处理吗？不需要。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为了打压曾国藩，让他明白，你不过是我的下级而已。二是1854年湖南战事。
1853年、1854年上半年，曾国藩的贡献是很大的，一年湖南肃静、出兵后四次大捷，仅有岳州陆军之败、靖港水师之败。对于成绩，咸丰不予肯定。相反批评他“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责问他“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靖港之败，对他的处理是“即行革职”，告诫他“不可从事孟浪，再致挫败”。三是攻克武汉后，咸丰开始授予曾国藩湖北巡抚的职务，但刚刚七天，立即免除他的职务。据说，咸丰得到武汉三镇收复的消息时，很高兴，立即下令给予曾国藩奖励，提拔他为巡抚。命令发出后，有人说曾国藩以一个在籍侍郎，带领一支军队这么能战，令人担心。又据说，有人说去了一个洪秀全，又来了一个曾国藩。咸丰本来对曾国藩不满，听了这些火上浇油的危言谗言，咸丰哪里还敢授予曾国藩地方督抚的权力。不仅撤销任命。而且令人好笑的是居然说：我知道你要推辞的，所以干脆我主动免了你的职，你好一心一意征剿敌人。
1857年，曾国藩上奏咸丰说：当今时代，没有地方督抚一级的权力，不可以带兵，即使带兵也不能筹饷。曾国藩跟咸丰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要兵权？还是诉苦？抑或是实情实说？咸丰听了这话是很高兴的，并且答应了他终制的请求。削夺曾国藩的湘军指挥权，正是咸丰抑制打压曾国藩的目的。不给他地方大权，曾国藩就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他的军队进入江西后，形成了由咸丰、官文、陈启迈、曾国藩、胡林翼多人指挥的格局，曾国藩不得不在痛苦中离开。硬碰硬的博弈，失败的往往是权力小的一方。这一次，曾国藩成为博弈的牺牲者。
学会迂回战术
权力角逐，真正胜出者，一般是那些懂得迂回作战技术的人，强者与强者争，懂得迂回者胜；弱者和强者争，懂得迂回的弱者胜。以硬对硬，以强对强，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甚至碰的头破血流。讲究迂回，讲究以弱克刚，则常常可以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在权力角逐场，没有直线可以达到成功的彼岸。
1858年6月，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再次启用曾国藩。所谓形势需要，不是战争形势恶化了，相反战争形势较曾国藩离开的时候更好一些，而是湘军各级将领的要求。曾国藩离开后，清廷派遣福兴去统领湘军，表面上，湘军各级将领对他客客气气，实际上，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这让咸丰看到，别人是治理不了湘军的。1858年上半年，很多湘军将领，像胡林翼、李续宾、杨岳斌等都要求曾国藩出来主持大局。曾国藩不出，李续宾、杨岳斌、彭玉麟等人均产生退志。真的湘军首领们集体辞职，回家种田去，那样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屈于这样一种压力，咸丰不得不再次启用曾国藩。曾国藩六月三日接到谕旨，六月七日就动身，干脆利落，丝毫也不客气。这一起身，咸丰表扬道：“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这么一件小事，值得皇帝来表扬？完全不必要。而咸丰居然表扬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咸丰是采取帝王之术和曾国藩周旋，而他的内心未必真的想使用这个人。我以为，这个时候的咸丰，对于曾国藩总的原则应该是：用其力而不用其人。用其力，就是要他做事；不用其人，就是不给予权力。用农民的话说，这是“既要牛犁田，又不给牛吃草”。这是领导者用人的大忌，其结果是牛会因饥饿而做不好事情，甚至懒于做事，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以下是曾国藩东山再起后咸丰对他的调度：1858年5月，曾国藩复出，接到的第一道谕旨就是率领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驰援浙江。7月因石达开进入福建，命令曾国藩率援浙之师转而驰援福建。1859年5月21日命令曾国藩“即日统带由楚、江前赴四川夔州扼守，以据两湖上游之势”。1859年9月，命令曾国藩“取道光州、固始、颍州一带绕赴北路，会同胜保、傅振帮等诸军并力南攻，与楚北各军呼吸一气，再得和春、张国梁等督饬江南、江北诸军击其东面，翁同书、胜保等击其西面”。
人才有正才、偏才之分，有帅才、将才之分。特点不同，用途不同。曾国藩属于正才、帅才，但是咸丰把他作为一个偏才来使用。正才偏用，无异于浪费人才。咸丰这样使用他，用意应该有两个：一是向全体湘军将士做出一个启用曾国藩的姿态，让他们不要责备朝廷；二是心里面仍然对曾国藩有顾忌，不想委以重任。加之，当时南有江南大营向荣重兵、中有淮北胜保、北有僧格林沁，不倚重曾国藩，也是有其依据的。对于这种情况，曾国藩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1858年曾国藩复出时，面对一个新的形势，就是石达开从太平天国分裂出来后，成为一支“流寇”，没有战略目标，没有战略路线，打到哪里就是哪里，飘泊不定。一路经过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最后达到四川。对付石达开，需要一支偏师。咸丰选中曾国藩追逐石达开。这不是曾国藩所需要的。
1858年7月，曾国藩来到巴河，会见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彭玉麟等，提出了他的战略构想。根据他的构思，湘军的终极目标进攻南京，主战场是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战略步骤是由西向东沿长江两岸有序推进。这是曾国藩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他内心的真正想法。曾国藩是意志非常坚定，一旦选准目标，绝不轻易改变。他的一切行动都围绕这一战略，凡是与它相违背的，他都会想方设法改变之。这是他内心的刚正、内心的倔强、内心的执着，是他自始至终坚守的东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与咸丰的博弈上，他采取了外圆内方的守拙态度，采取了以柔克刚的迂回战术。所谓迂回战术，是你要我做什么，我就答应做什么；你要我往东，我就往东；但是我总要想方设法改变你，最后回到我要做的事情、我要走的路线上来。他将自己执着、倔强、坚持的性格隐藏于圆融的外表之中，表面上看似随和、随意、听话，实际上坚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原则，不和上级咸丰发生正面冲突，从而获得咸丰的支持。这是一种大境界、大艺术。
比如援闽。曾国藩刚刚部署好援浙的计划，石达开离开浙江进入福建，朝廷立即改令曾国藩援闽。在福建形势的分析上，曾国藩认为福建太平军不多，本地军队就可以解决，所以要他带湘军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他下定了决心不去福建，但又不能和咸丰冲突，于是他答应咸丰尽快进入福建境内，但是实际上却迟迟不去。他采取的措施：一是向咸丰报告湘军入闽的准备，将由云际关、广昌、杉关入闽，给咸丰吃了一颗定心丸。
二是给自己找到一条退路，在入闽军队上做文章，部署在江西一带的湘军主力原地不动，他要带的是远在广东、湖南的张凯章等部，等这些军队赶到江西，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也许福建的太平军已经赶走了。打了一个时间差。等军队赶到江西时，千里迢迢，很多士兵累坏了、累病了，军队中出现了疫病，为曾国藩滞军江西提供了借口。他上奏咸丰说：“建昌、宁都各属，疾疫流行，为从来所未见。”张运兰一军有1200人病倒，萧启江有将近1400人病倒，吴国佐有800人病倒，刘长佑90%病倒。这两个理由都很正当，咸丰没有理由拒绝，只好“朕亦不为遥制”了。等到11月底，福建形势有所改变，他即提出移军景德镇，12月份，他又以眼睛问题请假一个月。这样就成功地留在江西，没有去福建了。
又如援蜀。咸丰接到石达开要去四川的报告，立即命令曾国藩赴援四川。从当时形势看，石达开还在湖南一带，没有去四川的意图。接到命令后，曾国藩没有和咸丰顶撞，而是高高兴兴接受了指令。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他则采取“迂回”的办法，企图改变咸丰。他向咸丰报告入川的困难，说身边没有一兵一卒，要是带走江西的所有湘军，那么刚刚安定的江西又要丢弃，是“顾此失彼，有碍大局”，即使将他们都带去，也只有1万多人，“剿固不敷，防亦不足。孤军客寄，伤亡难补。以势度之，恐无裨于大局。”提出添募3万人，水陆具备才可行。他缓缓向西推进，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到武昌，理由是士兵需要休整、长江风浪很大。到武昌后，迫不及待和官文、胡林翼等湖北官员商量征皖大计，根本不谈如何援蜀，自己也上奏章，阐述安徽局势的重要战略意义，提出了四路进兵安徽的战略建议，并且由官文具表挽留。四川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这么一折腾，咸丰就答应曾国藩留下了。
由于采取以柔克刚、迂回的战术，复出后的曾国藩没有再和咸丰发生权力冲突，他在咸丰心目中的形象逐渐改变，终于在1860年夏授予他两江总督之职。随着曾国藩职位的高升，湘军成为主力，得到了朝廷与各个地方的大力支持，政治地位也明显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