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攻克金陵。李秀成自六安败后，回师苏州。李鸿章展开对苏州的进攻，为配合李鸿章的进攻，曾国荃在金陵发起全面进攻。到1863年10月25日，由于叛徒出卖，苏州城池被破，谭绍光被杀，李秀成逃亡金陵。金陵周边太平军相继被打败。1864年1月，曾国荃攻下太平、神策，完成了对金陵城的合龙包围。金陵合围后，湘军、淮军在东部、南部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逐一攻克了常州、嘉庆、杭州。至此，金陵再无一兵一卒之援兵，城中粮米接济被彻底掐断，对金陵发起总攻的时机基本成熟。6月15日，曾国荃亲自指挥，发起金陵总攻，16日，用火药炸开城墙，湘军蜂拥而入，终于攻克金陵。
第七篇 绵里藏针的外交力 第二十二章 探寻弱国外交出路
作为一个外交家，一百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处于毁誉交互之中，有说他是自强、抗争的，也有说他是卖国、汉奸、妥协、投降的，种种评说，都因看问题的出发点与角度不同而不同。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闭关自守；鸦片战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被迫外交。千百年来，中国以大国自居，其他的国家都是夷。英吉利国家开始来中国的时候，也以“大英帝国”自居，遭到拒斥，从康熙以来，英吉利人不能光明正大和中国人做生意，恐怕这是一个原因。鸦片战争突然把沉醉在大国梦中的中国人打醒了，面对带着洋枪洋炮洋船来到中国的英吉利人、法国人，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办了，于是被迫外交出现了。
这个时候，曾国藩作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出现了，加上他担任的是两江总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太多，所以他不得不研究外国，了解外国，思考与外国的关系，思考解决问题的策略。曾国藩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带的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外交思想具有浓厚的古代文化的幻想性，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内忧外患中思考国家的出路，又不愿意过多地伤害国家根本利益，因此形成了他特殊的弱国外交思想。他的外交领导术就是一种弱国外交领导术。所谓弱国外交领导术，即在国家十分贫弱的情况下，面对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如何避免正面的冲突，防止它们的侵略，与西方列强周旋，争取国家的自强自立。它包括处理外交的思想与方法。这里我们主要研究曾国藩对西洋国家的认识与其外交思想的形成。
闭着眼睛看西洋
曾国藩说：“驾驭洋务，贵识夷情。”洋务，就是外交事务。领导者要处理外交事务，必须了解洋情。对外国一知半解、知之甚少，是无法驾驭外交的。有这种看法，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曾国藩最初的涉外知识相当地少，而且，就是已有的知识，也是和当时俗见并无二致。
中国文化很早以来形成中原中心论，中国历代统治者以这种文化中心为自尊、自大，视周边民族为东夷、西戎、北胡、南蛮。到清朝这种文化自大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强化。由于长期的封闭锁国，中国人，无论是高层的统治者，还是底层的民众；无论是文化精英，还是一般的群众，对欧洲、美洲甚至就在国门外的日本的情况都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在中国人的眼里，已经经过了近代工业革命的英法美等国，仍然只是“夷”，只是一些应该俯伏在中国皇帝脚下的小国寡民。有这么一件事情，足以说明这种大国思想的荒谬可笑。
道光十三年，英国商人律劳卑到广东，拜见卢坤，写了一封信，信中称英国为“大英国”，对此卢坤非常生气，上奏朝廷，请求暂停与英国的贸易。一个小小的称呼，就导致两国之间贸易的中断，可见这种大国意识的力量。
这种大国思想、大国意识在曾国藩的思想中可谓根深叶茂。他在1841年1月10日日记中写道：
上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上年十二月十五，攻破沙角炮台。正月五日报到后，又直逼虎门。正月初八报到，皇赫斯怒，于初六日通谕中外。初九日，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本日又策侍卫四人往广东，备差遣。
在这篇日记里，他直接将英吉利称做“逆夷”，将他们当做“犬羊”，认为他们的性情就和犬羊一样贪得无厌。在他看来，对于这样一个小国，堂堂大清王朝，是不值得“天讨”的，只需派一大臣去“查办”就是。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他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看法。他认为：
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广东曾经就抚，其费去六百万两。此次之费，外间有言二干一百万者，又有言此项皆劝绅民捐输，不动帑藏。皆不知的否。现在夷船已全数出海，各处防海之兵陆续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议抚之使，系伊里布、耆英及两江总督牛鉴三人。牛鉴有失地之罪，故抚局成后即革职拿问。伊里布去广东代弈山为将军，耆英为两江总督。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从曾国藩这封写给家人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曾国藩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作为一个普通翰林，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但掌握的情况不全面，也不准确，或许和一个普通的北京百姓掌握的情况差不多；二是他对国家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认识，并且为之忧虑；三是他对和约签订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签订合约是不得已，而且对此抱有幻想，认为只要“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那么“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至于赔款多少是无关紧要的。没有意识到《南京条约》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
曾国藩对西方列强的另一个看法是认为“夷情志在通商”，志在得利。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曾国藩从老家复出，再一次担任湘军统帅。这位在老家反思了一年的湘军统帅，虽然在为人处事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对西方列强的认识还是处于很低的水平。他在咸丰八年正月初十写给郭崑焘的书信中写道：
惟夷情志在通商，稍有损于国体，尚无害于民生。或者许和之后，仍可驯扰抚，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
他认为英法等国之所以发动侵华战争，目的在于通商，在于获得物质利益。“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这种认识是比较肤浅的。英吉利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首先是宗教入侵，企图在思想上、文化上麻痹中国人民；其次是经济侵略，打着和中国人做生意的幌子，向中国输送鸦片，从身体上毒害中国人民；最后是军事侵略，公开的掠夺与占领，将中国沦为其殖民地。曾国藩没有看清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真实目的，是想将中国沦为其殖民地，加以残酷的掠夺。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曾国藩处理外交事务，就难免失之偏颇，不论在处理小的事件，还是处理大的外交事件上，都喜欢用利来解决问题。1861年，安庆合围后，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洋人给城中太平军接济米盐。如何解决，是一个外交问题。曾国藩的决策即采取给钱、热情接待洋人的办法。他说：“洋人最爱财利，最讲交情。”要求杨岳斌做好周密安排，要求有洋船经过的州县，各营要好好款接，接待礼节要谦虚恭敬，酒席要丰厚，馈送礼物不可菲薄，并且安排了专项经费。洋人卖米，太平军出多少钱，湘军出多少钱，以利益来诱惑洋人，达到“彼平时感我厚情，临时贪我厚利，自无不允之理。”这种措施的采取，不久就断了安庆城的接济。
对于英法等国的认识，曾国藩常常从中国历史来推演，并且得出一些结论。中国是一个儒家传统的国家，儒家治国强调的是礼仪，是仁义，是用道德来维系社会人员，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不注重法律法规。而英法等国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契约制度，依法治国。对此，曾国藩的看法是：
自古圣王以礼让为国，法制宽简，用能息兵安民。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如牛毛，断无能久之理。
曾国藩认为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根本原因是国家法律太多。法治是人治的敌人，曾国藩主张以礼治国，是一个人治家，他从人治的角度来反对秦国的治国策略，推断法多国亡是很正常的；但是，一次类推西洋国家法令密如牛毛，因此很难长久，却不免幼稚可笑。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他的思想根植于儒家思想中。曾国藩在接受儒家思想积极的内容的同时，也消化了其消极的内容。这些消极的内容表现在曾国藩对西方列强的认识上，则是只看到外表的东西，而看不到本质的东西。1861年5月7日他在日记中记道：
眉生言及夷务，余以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他认为，在对待洋人上，不应该纠缠于关税、礼节，而应该看到洋人“有德于我”的大的方面。所谓洋人有德于我，不外乎在北京不毁中国的宗庙社稷，在上海帮助剿灭太平军。前者就是儒家思想的错误体现。太平军所犯的一个大错误，也是曾国藩抓住大肆批判的一大错误就是所到之处毁灭宗庙社稷、寺庙道观。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当英法等国没有毁灭中国宗庙社稷的时候，曾国藩认为这是“有德于我”。
以上四个方面是曾国藩对西方列强认识肤浅的一面，也是他的局限性所在。可以这么说，曾国藩的这些认识，好像是闭着眼睛在发表看法，当然是肤浅的、片面的、不准确的，也是我们应该批判的。
睁开眼睛看世界
曾国藩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有思想的领导者，是一个有着开放心怀的领导者。他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善于接受新事物，善于接受新知识，并且不断提升自己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一个领导者如果固执己见，就会固步自封，难以把握变化的现实。在认识西方列强上，曾国藩的思想也是不断进步的，有时虽然和前面的肤浅认识交织在一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认识的不断提高与进步。
1858年5月他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就广州人民与英国人的斗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
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所短者，路远也，人少也。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耳。英夷土固不广，其来中国者人数竞无几，欲恃虚声以我卜国。粤民习知其人之寡、技之浅，故官畏鬼，而民不甚畏鬼，与之狎也。此次与之确斗，彼必不能坚守，此后官兵之气日强矣。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归自上，亦震诧之。意彼蹈骄兵、贪兵之忌，恐不能久。
1852年到1859年，广州人民经过长达七年的斗争阻止了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特别是1858年春，10多万广州人民以声势浩大之气震慑了文翰进城的企图，表现了广东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决心与力量。对此，曾国藩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进一步指出，通过这次斗争，英国人一定不能坚守，官兵的士气也会得到加强。当时一个叫徐松龛的人写了一本书，书中嫉妒夸张英国实力。曾国藩看了书之后，感到很“震诧”。从广州人民的斗争中，曾国藩看到了民众的力量，遗憾的是在日后的对外交涉中，他忽视了这种力量，同时也看到了西方国家在中国不能长久的现实，增强了应对信心。
他认为西方国家的长处在于坚船利炮，而这也正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提出了一条学习西方国家长技，开创近代军事工业，自立自强的道路。曾国藩对西方的认识比较客观。当时很多人对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产物还不了解，比如铁路、火车，就有人认为可以随时收放。他认为这是“无稽之言”，不可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