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人物横空出世取决于时代。一般来说，越是多灾多难的时代，伟大人物出现的可能性越大。曾国藩所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周期性的政治体制进入循环的恶性阶段，而且是末期，政治的极端腐败让人民无法承受；二是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封建经济基础已经无法承担过重的人口压力与上层建筑的盘剥，各种社会矛盾、经济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并且凸显出来，直接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三是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多方面向中国渗透，中国已经从世界大国、世界强国转变为力量弱小的国家，民族矛盾急剧升格为主要矛盾，国家沦亡与否成为国人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四是长期的闭关锁国，缺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传统文化需要寻求新的文化元素的注入。这样的特征决定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伟人的时代，也是一个可以产生伟人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下，曾国藩才得以脱颖而出。
濒临破产的农村经济
曾国藩出生于农村，对农村社会发展情况、农民的生存状况有较多、较深的了解。他目睹与亲历了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农村经济的裂变，看到了许多中小地主、拥有土地的农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或流民。这种裂变，使他对未来的认识充满不确定性与恐怖感，直接影响了他“盛时要做衰时想”思想的形成，而且也深化了他对中国农民的同情之心，增厚了他的爱民思想。他在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备陈民间疾苦疏》与十二月十九日《平银价疏》，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状况。这些奏折，反映了一个领导者对民间疾苦的关怀之情，与亟思拯救之心；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与爱民思想。这一时期的认识与思想对他后期领导术的完善、健全意义非常重要。
最让他有切肤之感的一批人是他非常熟悉，或者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这些人包括楚善八叔、兰姊与蕙妹、舅舅一家、欧阳沧溟、彭王姑、陈本七、邓升等。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初，他们的家庭处境还是比较好的，和曾国藩家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经过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他们就家道中落了。他指出：
诸弟生我十年以后，见诸戚族家皆穷，而我家尚好，以为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与我家同盛者也。兄悉见其盛时气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则大难为情矣。
几个弟弟出生在二十年代，进入青年，时间已经到了三四十年代，他们对过去亲戚家的情况是缺乏了解的。对于他们在四十年代的困难状况，缺乏同情，甚至认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艰难。当时这些人的困难是很令人同情的。曾国藩在他的书信里都有交代。楚善八叔光景困难，以致“绝无解危之处”； 兰姊与蕙妹 “家运皆舛”，难以生存；娘舅一家也在嗷嗷待哺。
这些早年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变化成了这个样子，其他的只有少量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农民，生活的困苦更是可想而知。就是曾国藩一家，条件也未必好到哪里去，不仅家中经常欠账，曾国藩做京官，也常常借钱度日。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写信给他的祖父说到：“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同年八月初三日，曾国藩给父亲写信说：“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次年正月十八日给祖父写信，再一次谈到：“孙在京光景虽艰，而各处通挪，从无窘迫之时。但不能寄资回家，以奉甘旨之需，时深愧悚。”到年底“尚须借银百五十金”。与地方相同的是借钱一样难；不同的是还钱“不勒追强逼耳”，有就还，没有拖拖也无妨。从这里外面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北京生活的窘迫。
当年，曾国藩考上进士当上翰林的时候，曾玉屏告诫他的儿子说，孙子虽然当作了翰林，但是家中的开支还是要靠种田维持，不能靠翰林的收入。到了四十年代，曾家的田土不仅没有减少，相反还有增加；但是欠账时常不少。曾国藩还要想办法寄些钱回家给父母用度开支。
造成农村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土地兼并。清朝土地兼并非常严重，满族入关后，大规模的暴力圈夺土地，大量耕地集中在皇帝以及贵族地主手里。嘉庆年间，北京周围拥有皇庄最多，达539个，占地面积共计9650顷49亩有奇；盛京、锦州、热河、归化等地均有皇庄，分别占地7147顷16亩、12268顷26亩、5275顷84亩有奇、1014顷、147顷、270顷；一些大地主、大官僚纷纷占并土地，乾、嘉之际有名的贪相和珅，占有土地80多万亩；道光年间，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占有土地256万余亩；有钱的商人纷纷购买田地。失去土地的中小地主与农民成为流民或佃农。
二是人口激增。晚清一个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增长。1792年雍正实行摊丁入田的税收政策，这一政策极大鼓舞了人口的繁殖。到19世纪初人口出现一个高峰时期，嘉庆元年全国人口据清史稿记载是2.7亿，但实际上应该超过3个亿，因清史稿记载乾隆时期全国人口已经达到3亿。道光末年全国人口达到4.1亿，与乾隆六年比，净增2.7亿。（见崔之清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一卷第3页）以曾国藩家论，曾国藩祖父生育两个儿子，而曾麟书则是五子四女。19世纪时，中国农村家庭人口平均为5名左右，劳动力一般是2名，人均拥有可耕地为1.75亩至2.3亩。亩产粮食平均2.5石计370市斤。人地矛盾突出，相同的土地养不活激增的人口。
三是银贵谷贱。当时苏、松、常、镇、太等地，是全国产粮最好的地区，亩产米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业主所收不过八斗。八斗除去额征之粮、漕斛、帮费计六斗，业主只获二斗。缴纳国家税收“收本色者少，收折色者多”。本色就是缴粮食，折色就是折成银两上缴。东南地方一般是3000钱买一石米。以前是一两银子换1000钱，一石米可以换3两银子；到了咸丰初年，一两银子换2000钱。银价涨一倍，钱价跌一倍。农民上缴折色，增加了一倍的收入。缴不起，就拖欠。所以到“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苏尚办全漕，自十六年至今，岁岁报歉，年年蠲缓，岂昔皆良而今皆刁！盖银价太昂。”缴不起，就预征，今年收明年，叫做“截串”之法。这个办法的实施，加剧了农民的负担，有的地方收到了孙子、玄孙一辈，官民矛盾更加加剧，引发了各地农民起义闹事。
四是天灾人祸。自然灾害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南方的水灾、北伐的旱灾、黄河的泛滥，几乎年年有。因灾害减免钱粮是清朝的一项重要政策，据统计在康熙执政的六十年里，康熙免除的全国钱粮累计达到9000万两。1841-1843年黄河三次大的泛滥，1846-1850年长江、黄河流域1100个州县有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灾害。鸦片战争至1850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期间灾害连连，饥民、游民遍地。
腐败的政治环境
腐败是根植于中国广袤土地的一个毒瘤。其特点具有周期性、间歇性，此起彼伏、始好终坏、时好时坏，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跳出这个怪圈。常常是新的王朝的缔造者用唯一的武器——战争为旧王朝的统治者送葬；一双血手刚刚洗净，就将利爪伸向广大国民，替自己修筑坟墓了。不要多长时间，大面积的腐败风卷残云，遍地开花，政坛肮脏黑暗，军队糜烂不堪，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腐败必然催生新力量。每当王朝腐败达到高峰的时候，就会有一股新的力量诞生，逐渐壮大，直至最后取而代之。两汉如此、两晋如此、隋唐如此、宋元如此，明清更是如此。
晚清政治的黑暗与官僚的贪腐触目惊心。曾国藩在他的《备陈民间疾苦疏》记载，清朝地方官吏收取过头税，即“截串”，今年收明年的税，其造成的社会危急和严重的政治危机是看得见的。前任收走了后任的税收，后任没有税收，只有逮着老百姓出气。曾国藩严厉指出：“贪吏愈得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悍然不顾。”更有甚者则采取“株连”的措施，甲缴不起由乙缴，贫者缴不起由殷实者缴纳。曾国藩严厉揭露：
江西、湖广课额稍轻，然白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
这样做的结果是民不聊生，一天不如一天。日子过不下去，就起来抗税。曾国藩清楚看到，农民的抗争起因是由于“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把矛头直指各级官吏。曾国藩所记载的情况是很真实的。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记载：
鸦片战争以前，奸相穆彰阿当国，“门生故吏偏于中外……一时号曰穆党”。他的私党里面旗人最多，外放总督、、巡抚、道员、知府等官，招权纳贿，无恶不作；旗员知府，大多目不识丁，全靠幕僚和家丁替他们搜刮经办。所以那时的吏治更坏，贪风更盛。“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借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归未数日，胥差又至矣，门丁又至矣，必罄尽其家产而后已。”县太爷一下乡，不但农民奔避一空，连一般读书人也像逃避瘟疫一样：“县令将至某里，其一里之安分读书者，亦远避尽绝矣。然而县令又怒其不来迎送也，则搜及其室家，拘及其父母，皂块发床攫箧，无所不至。至于少女投池，寡妇自缢，此等凶惨之状，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呜呼！至矣，极矣！贪酷之毒无以加矣！”
政治腐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是曾国藩在其《备陈民间疾苦疏》反映的又一重大社会问题。他署理刑部侍郎期间处理了一批案件，他发现每一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最后的判决令人啼笑皆非，一律以原告虚告、诬告结案，原告或被杖打，或被流放，而被告都是没有错的。老百姓到京城告状，叫做“京控”，往往是发还原省处理。省里的处理方式极其简单，“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吓，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省里担心京城指责，不问事情轻重，一律采取肉体折磨与精神恫吓的办法，直到原告承认是诬告，才结案。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曾国藩说：
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与此同时，很多案件积累起来不办，政事荒芜。例如，曾国藩接任直隶总督时，清理历年积累起来的案件，全省居然有13000多件没有办理。对这样的政府，老百姓还有什么指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