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经历了中国历史之最痛阶段，即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经历这样的过程，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痛苦与巨大的挑战。国家的命运在改变，个人的命运也会跟着改变。掌握这个国家机器的领导者，如何驾驭这艄在风雨中飘摇不定的破船安全驶出波峰浪谷，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国的特点就是自我封闭，到了清朝，这种自我封闭更加严重。清政府采取海禁措施，“无许片帆入海”，乾隆二十二年才开了一个小口子，允许英国等外国人在广州贸易。这是中国官方允许的对外贸易的开始。但是这种贸易是有严格限制的。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即：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防夷五事”标志清政府闭关政策制度化。嘉庆、道光年间又分别制定了《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进一步规范了闭关政策，使中国与世隔绝，对海外毫无认识，“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位，莫悉其离合。”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前进，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统治者闭目塞听，不明世界大势，不知世界潮流之浩浩荡荡向前。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白银内流国。16世纪末年到19世纪二十年代，经吕宋转流到中国的白银，总计达到一亿元。中英间贸易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中国每年出口高达白银二三百万两以上。英国给中国送来了大量的白银，于心不甘，就开始向中国干起罪恶的输送鸦片的勾当。鸦片大量输入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中国白银由传统的内流国转而为流出国。向中国输送鸦片的最早有葡萄牙、荷兰，接着是英国、美国、俄国。其中以英美为最。开始数量较少，但呈逐年增加之势。“一八三八——一八三九年度，竟达四万零二百箱。总计英国在鸦片战前四十年间，共偷运进中国的鸦片不下四十二万七千箱，从中国掠夺走了三亿至四亿银元。”（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2007年版第一册第49页）白银大量外流，银价不断上涨，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对这种情况，曾国藩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但是他没有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虽然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但却是空中楼阁，无法落实。
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严禁鸦片。清政府多次禁烟，结果是越禁越多。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虎门销烟，狠狠打击了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但同时也禁来了英国人的坚船利炮。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失败，签订《南京条约》；1856年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天津条约》。两个条约，丧权辱国，民族矛盾一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复杂的新形势，曾国藩开始思考国家出路问题。萧一山认为：
曾国藩拼命把满清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旧文化也算保持住了，这就是他的经世事业吗？其实不然。他壮年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之完人。可是他的宗旨是治世，是救人。他所标榜的“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也注重以身化人，可见他是以军事政治作为转移风气的过程。何尝要为一姓一家效愚忠呢？何以谓之转移风气？就是改造社会的意思。（萧一山著，东方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曾国藩》第131页）
萧一山认为，曾国藩所从事的事业不是为一家一姓效忠，而是为转移国家的风气，为改造社会。这个看法，我认为是很恰当的。曾国藩这种救民于水火的思想，一方面来自于他所忠诚的理学，理学所主张的最大的理想就是“治国平天下”。曾国藩一生的修身其实际都是为了这个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另一个方面来自于客观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外族的入侵，更是让他在更大的范围和背景下思考国家的出路问题。
随着对西方国家认识的深化，曾国藩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大的转变。
一是逐步改变了以老大自居的虚骄心理。清朝号称大清帝国，自皇帝老子到一半官员都以老大自居，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因此看不起他们。在处理外交关系上，则特别看重一些并不重要的礼仪。比如外国使节来中国觐见皇帝要不要行跪礼的问题，外交文本上使用“大XX国”的问题。外国人不下跪，英国人称“大英国”，朝野上下都会认为是莫大的耻辱，有损国体。开始的时候曾国藩也有这种思想，但是后来他改变了。1857年他建议清廷：
伏查康熙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召见俄人尼果赍等，其时仪节无可深考，然当日与俄罗斯议界、通市，实系以敌国之礼待之，与以属藩之礼待高丽者迥不相同。道光、咸丰以来，待英、法、米三国，皆仿康熙待俄国之例，视同敌体。盖圣朝修德柔远，本不欲胥七万里之外洋而悉臣服之也。拟请俟皇上亲政以后，准其入觐。其仪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昭坦白而示优容。
对待西洋各个国家采取“敌国”的态度，而不是像对待高丽等藩属国，其实就是一种平等的态度。平等就意味着尊敬他国的礼仪方式，不强其所难。这个转变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清王朝看清楚面对的“敌国”，到底是什么样子；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态度和方式。
二是正确对待西洋各国。当时朝野上下有两种明显对立的态度，一种是过激派，仇视西洋各国。最鲜明的事例是天津教案后，他们要求清政府驱赶北京的一切外国人，关闭所有外国领事馆、经营场所。一种是软夷派，看到外国人就害怕，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只有投降、屈服才是最好的出路。曾国藩反对这两种态度，主张既要审时度势，也要客观看待自己的力量；既不能过硬，也不能过软。这种态度在当时来讲，不失为“中庸”之举，符合时代的需要。
随着对外国以及外国人的了解，曾国藩看到了中国的短处，也看到了外国的长处。他继承了自魏源以来“师夷长技”的思想，强调国家的自立自强，提出了“师夷智”的新理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注意引进外国人才来中国工作，同时安排中国人向这些外国人学习；他设置翻译馆，翻译西方近代科学著作；他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以期收取远大之效；他致力创办实业，制造轮船、枪炮子弹，开启了近代洋务运动之先河。在他的倡导、力主、践行下，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得以起步，国家军队制度得以改革，出现了“同光中兴”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