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认为宋高宗是昏庸之主，相反从以他构建的狭隘的民族观来看，他是无比精明的。他杀岳飞是在抗金形势大好、皇权巩固时动手的，他很清楚在那种形势下杀了岳飞，对以保住宋廷半壁江山为目的的抗金战略是无损的；而如果不杀岳飞，岳飞那种咄咄逼人的势头，即使灭了金国，也难保不会出现他老祖宗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局面。在两种形势下，选择后者无疑是保险的、可以看见的。岳飞是忠诚的，可是我们相信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
而相对于魏文长之死，诸葛武侯对其身后局势的判断，以及对魏延的取舍，在保持蜀汉命脉延续偏安局面上面临的选择，跟九百年后的南宋局面又何尝不相似啊！只是魏延的破坏面会更大些而已。诸葛武侯与宋高宗，一个被视为民族的象征，一个被视为民族的耻辱，关键在于当时对民族潮流判断的正确与否，如果迎合了民族的需要，他就将被视为民族的英雄。而纯粹从政治利益关系来判断，你能否说武侯与高宗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吗？
这两场风声，在对比中渐渐靠拢，问题的症结，慢慢归结到根本问题上，也就是这根本上的要点，促使我写下岳武穆与魏文长之间的对比，他们性格中桀骜不驯的一面以及作为军人的悲哀。这根本问题是他们一生中最高潮也是最灿烂的绝唱。那就是魏文长随武侯七出祁山的子午谷奇谋，及岳武穆集十年之力的北伐战略。
一些微凉。历史的水声翻身蛰进重峦叠幛的山脉。络绎不绝的战马，仰天长啸。干涸的血水与汗水，沿着五千年文明史的脉络穿行。地底的深处，我们没有见到的，必然埋藏着先人的脊梁骨，与一丝天光从阴暗的丛林中泻下。唱合。奔腾前行的，是炎黄巨鹿之战以来的民族血脉分野，河流分叉，浓荫遮目，我们在小心地寻找黄沙漫漫的前方。
蜀汉初兴。关羽率先北伐，兵败，退走麦城。被杀，荆州失守；先主不胜其怒，倾全国之兵，与东吴决战。《三国志?蜀书二?先主备》云：“陆毅大破先主军于猇亭；中间丧张飞、黄忠、马超等诸狼虎之将。”蜀汉伸向中原的两只巨手，一只被当场截断，荆州失陷，隆中三分对无法伸缩自如，风雨飘摇，国之根本开始动摇。此期间正如诸葛武侯前《出师表》所云：“先帝创业未半，然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存亡之秋也。”
诸葛于此艰难之时，一手治国、治军、治民，外修好孙权、南平不毛，使国势重整。然，于蜀汉建兴五年，上《出师表》，率师北伐。以一州之力，对抗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曹魏，魏不能挡其锋。七出祁山，据《三国志》及其他史书记载，虽累有小胜，逼迫曹魏以防守自保，却无法伤魏国之精锐，诸葛企图以速战正面对决、逼迫曹魏的战略被司马仲达以守为主的太极推手牵引，终未能建功。
整个北伐，诸葛在战略上积极进取，开拓大胆；战术趋于保守，小心谨慎。当时魏延以蜀汉北方军区司令的身份在诸葛麾下作战。七出祁山，深不满诸葛出祁山以“安出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出兵”为作战之基石。据《魏略》曰：“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於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茂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姑且不论此计凶险是否，然以魏文长之能征善战，长期精于战术之机能，不同于诸葛以战略见长，此谋之提出，必充分估计曹魏方司马仲达、曹真等之应对之策，虽司马老谋深算，他也必有周旋之策；且诸葛出山，安坦大计，实战历之，其套路已在曹魏深算中，何不行此凶险之计，以探曹魏虚实，兵不烦变，终不能见功，对己方之损，我想也不会如马谡失街亭之凶险吧？何况还有一定胜算的可能。能用马谡，而多次弃文长之奇谋不用，历史对此一笔带过，我倒颇怀疑诸葛对文长之疑心。
原因就在于此吧，《三国志》以简略之笔多次带出魏延“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之”性格中的桀骜不驯，自先主殁后，以功高，越来越不服从管束的一面，即使武侯在也只能勉力平衡其与军中长史杨仪之的矛盾关系。实在亮心中已有杀延之心。用子午谷之谋，延胜或败都无法处理。文长为先主旧将，先主在世曾于军中多次期许有加。延谋见效，其势必涨，其紧逼之势更凶，更无法驾驭；若败，对蜀军气势有损；且北伐中原之策是武侯力排重议，顶住朝中益州新旧集团等的坐等待机势力而一手倡导的。即使刘禅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犹豫不决。延在军中地位与作用都非其他人能比，最重要一点的是，他是北伐中原最坚定的执行者，这远非杨仪、费祎等文人能比。
此局面当为蜀汉后期用人气势上缺乏恢弘气度，益州一州格局狭窄，原有由全国风云聚会召集的众将死的死、没的没的形势有关，用人实在已到捉襟见肘的地步。诸葛也无可奈何。因此文长在当时蜀汉的地位举足轻重。
只是这子午谷奇谋一再被诸葛弃用，北伐失去了一次极有可能成功的机会。这个因子甚至未见光就死，如果见用，以文长的勇谋，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会起到整个战争中力挽狂澜的作用，而由此引起的，仅仅是假设，蜀汉冒险吞并曹魏。如西汉刘邦灭项羽事，整个三国格局将会彻底改变。从文化上讲，以蜀汉积极进取的国势，由此造成的在文化上的影响，那时传统的中华文明将迥然不同于魏晋南北朝不求作为的“清谈”作风，那将是一股崭新的、昂扬进取、阳刚健康的文化气氛，由此带来的对以后的影响是深远的。
蜀汉后期，一挫再挫，先是关羽失荆州，先主猇亭一役惨败，致使隆中对成为诸葛秋风五丈原黯然的绝唱。这让人扼腕叹息的同时，无数的可能不得不使人归结于宿命。而魏文长奇谋弃用及后来内讧中被杀，焉知不是诸葛一生中最后的一个锦囊，最后的一步必杀棋。若魏延在，其后的北伐会怎样？姜维的九伐中原，历史又将怎样书写？只有注目轻风，目送飞鸿去了！
然而魏文长一生中这最后的绝唱，在成功的起点上、可能性上、规模上，跟九百年后岳武穆的北伐中原固然不可同日可比，但那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试探性地向历史伸出的巨手作为，他们之间的比较还是有其明亮的一面。
他们是一介武夫，不懂政治，或者懂得，但为了趣向，不屑为之。
天空有些暗淡。一些雨躲在云层里。天空一再拓延，我想那九百年后的那场风，想必其因子必潜伏在时间里吧。它在等待一个机会，做着永不停息的运动。看着时空的拉伸，慢慢积聚，慢慢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