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走过以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一天，课余闲聊，校长透露了一条重要消息：钢厂厂可能要转交给本县经营了。
“我们怎么办？”毕竟也算工厂的子弟学校，大家不免关切，更关心自己的动向。
“现在哪会轮到解决学校问题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校长沧桑的脸上微露鄙夷。其实校长自己也在担心，不过不宜张口，身份限制了。
大家于是都无语了。
这钢厂，俗称三线厂，原本是那个火红年代的产物。为了响应某副统帅隐蔽分散的指示，硬是在深山老林里造就了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厂，原是直接隶属上海市一家著名钢铁公司的，所以，这个老山里的小车站上依然清晰地保留着直达上海的长途汽车始发班次与发车时间。20世纪80年代末，三线厂的上海籍职工全线撤回，将工厂交给本省一家钢铁公司来经营。该公司接手经营时明确提出不要学校——实际是为了减少福利支出。于是将学校交给县教育局直管。说是直管，但是天高皇帝远，县教育局基本不管，学校基本属于自治。倒也落个轻松自在。比较不愉快的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钢铁厂职工大包小裹地往家里拎什么板鸭菜籽油等等，这些教师只有旁观的份。
旁观归旁观，书还得照教不误。其实老师们也很淡定，你啃你的鸭膀子，我嚼我的咸菜根，书教得不错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安慰。得闲时也还悠然地搞两杯小酒。一次，五个年轻教师就着一只猪脚炖的一汤锅黄豆，还硬生生地灌下4瓶白酒！这酒量已经很不错了，南方人，酒量不敢和北方汉子相提并论的。
三线厂如果转交给本县经营，学校的生源可能会严重下降。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来自于三线厂子弟。据说本县经营时，将以青工为主体。学校要重新壮大，只有等这些单身汉娶妻生子，还要等他们的孩子长到足够大。
其实校长得到的消息本就属于省政府的决议。三线厂移交给当地的工作居然顺利得出奇。几阵冷风一刮，他们就不见了人影。
过了春节，照例开学，前来报名的学生就屈指可数了，一个班的学生有3个的、5个的就已经算不少了。还尽都是些成绩不咋地的。于是教师的负担一下子减轻了许多许多，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语文老师减负最明显，一套作文，以往要埋头苦干一两个晚上才能批阅完，现在好了，10分钟足以搞定。校长早看出端倪，睁只眼闭只眼，只要老师能应卯就成。教学质量，恐怕已经是寡妇死大儿子——没有指望了。
教师的业余时间骤然增多，如何打发就又成了头等头痛的大事。下棋、打牌算高雅的娱乐了，甚至上山采野茶、下河捉螃蟹也干得津津有味。餐桌上愈加丰盛了，小鱼、小虾、蕨菜、竹笋、野生蘑菇……层出不穷，还花样翻新。
命运自己无法掌握，前景又相当不明朗，这种疯狂应该是对隐藏在内心深处那一缕忧郁的一种发泄吧。
一次无意中老包把眼睛瞄准了钢铁厂的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卡。钢铁厂的图书馆藏书还相当丰富，那是上海人留下的，可惜，喜欢看书的青工比西边出山的太阳还要少。偌大的图书馆内经常就老包一个读者，安安静静地坐着，读《鲁迅全集》，读外国名著，还读到一些在教科书上没有读过的历史书籍。
老包的《期货基础知识》也就在这个时候读完了。基本弄懂了什么叫期货。由于书中是把期货与股票对比着介绍的，顺便也大致了解到了股票的一些常识。还懂得了投资期货的风险远大于投资股票。可惜，在那样的环境里找不到具有同样爱好的朋友，无法交流学习体会，经常是一个人捧着书出神……
在深山老林里，股票，是很遥远很飘渺的东西……
这种疯狂的日子并不能维系多久，尽管学生的成绩不咋地，学生家长将他们交给这样一群近乎疯狂的老师也很不放心，纷纷转进了其他学校。终于，教育局来人宣读决定：学校正式停办！令人稍有安慰的是教师的工资依然照发，待遇比下岗工人略强。令人不安的是工作问题等待研究后决定。
老包初次任教的初三毕业班所创下的优秀的中考成绩就成了这个钢铁厂子弟学校历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绝唱。
教育局宣布决定后，学校教师便作鸟兽散。老包一见机会来了，便约了几个朋友去了一趟上海，到了上海人才市场，才知道社会上的确缺人才，但是不缺他们这样的人才。一家公司招聘文秘，老包仗着自己的中文底子不弱也挤进去凑热闹，碰巧遇到两位年轻女性拿了应聘表格要填。她们居然没有带钢笔，还竟然就找老包借钢笔。美女借笔岂有不允之理？老包也乐得趁机摸摸她们的底。一看她们填的简历，老包就下定决心回家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应届本科，英语四级！该公司可只要一名文秘呢。老包一想，自己恐怕连看她们同室操戈的机会都没有。
正准备转身，却看见温州一家期货公司招聘经纪人，应聘者寥若晨星，老包的心头又活络开来了，走到近前。招聘人员是一位姓谢的小姐，还算热情，问老包是否知道期货交易的知识。老包一听乐了，赶紧侃侃而谈。谢小姐却一脸迷茫，她倒很诚实：我也不懂期货，没有想到你还真懂，我们是准备先招人后培训的，这样吧，我把经理找来 ，你和他谈吧。
和经理一番长谈，经理当场给老包定论：你对期货的基本面是很熟悉的，不过技术分析也很重要，如果你愿意来，我们欢迎，希望你也能参加我们的培训班一起学习，我可以让你免费参加培训！
老包自然乐开花了！赶紧收拾行装与同伴告别，拿着经理的介绍信兴冲冲到温州的培训班学习去了。
到了培训班才发现，主管招聘的谢小姐也在，他们还成了同学。因为特殊的经历，自然比较熟悉。
几天后，闲聊时，谢小姐告诉老包今后的工作要领：先要租间房，然后装上电话，还要配个传呼机。老包一听傻眼了，赶紧找经理求证，经理笑着说：这些是必备的啊，工作需要嘛。
老包还随时准备回家干老本行呢，这样一来，岂非要扎根温州？何况，装部电话需要好几千啊，配个寻呼机又是好几千，老包可拿不起。即使能借钱装好，万一工作不顺利怎么办？
左思右想，老包居然把头一缩，回家了。
回到家一看，才知道那几位仁兄比老包还先到家。晚上，老包踱到王老师家中，在几个年轻教师中王老师的年纪稍大，大家都尊之为“老大”，老包进门时才发现，几个在上海闯荡的朋友都到齐了，彼此交流在这段时间在外飘荡的经历，大同小异：称心如意的工作几乎没有，出力流汗的工作谁都不想干，同时还惦记着家中，担心有什么风吹草动，人不在家，恐怕麻烦。最后老大做了总结：
我们都老大不小了，就连最小的老包也都二十七八快三十了，现在出去闯荡江湖，有点不现实。我们的学校虽然停办，现在看来，钢铁厂的倒闭时迟早的，好在当初我们就没有被纳入钢铁厂的队伍中，我们的最终去向和钢铁厂的工人肯定不一样。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呆着，能找点临时工作做作最好。别把现在的工作给弄丢了，这可是我们用十年寒窗的辛苦换来的工作，我们丢不起。等过个一年半载的，如果还没有动静，我们就主动去找教育局，找县政府。我们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学校的停办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教好书！我们的成绩是记录在档案里的。
老大说得头头是道，大家纷纷点头称是。意见很快就一致了：如果谁有门路找到临时工作，能带大家一块分享的，尽量一块分享。如果不能做到分享，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是谁也别妒忌谁，别闹内讧。
好像吃了定心丸，大主意已定，就只剩下玩了，五个人在场，最适宜的玩法就当然是“找朋友”了，兴致浓时，老大一激动，大喊一声：“双扣！”将手中的一对红桃8狠狠地甩到桌面，正在“朋友”欢欣，对手丧气之时，却听见老大又叫：“坏了，我的眼镜！”大家一看，老大的凹陷的眼睛上并没有了眼镜，鼻梁上空留着两个红红的凹槽。估计老大甩牌时，用力过猛，将眼镜带落了，于是赶紧在地上找，好在人多灯亮，一下就找到了。捡起来一看，右边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镜框——镜片碎了。大家有点不好意思，老大却说不妨。继续玩。桌面上五个人，共有四副眼镜，基本都知道这样的独眼龙比真正的独眼龙还要难受。就有人提出休息，老大的兴致却依旧很高：“不要扫了弟兄们的兴！我有办法了——把这边的镜框蒙住。”找张白纸一蒙，名副其实的独眼龙了。老大其实哪里就舒服，不过是怕大家无趣，就这样，竟然一直玩到天大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