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早醒来，爱玲哭了起来。她泪流满面地告诉赖雅，她梦见一位杰出的中国作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虽然这个人她并不认识，但相比之下，她觉得很丢人。爱玲的心情，赖雅是能够切身体会得到的。爱玲二十几岁就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然而，来美国三年，连连遭到退稿的命运，不得不靠写一些电影剧本谋生，其心理的落差会有多大啊！
这一刻，赖雅痛下决心，他要带爱玲搬到大城市去。于是，他们一起向南加州的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Huntington Hartford Foundation)提出申请。不久，都获得了批准。此后不久，赖雅做了一次体格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心脏功能良好，其他器官也正常。烈日炎炎的日子里，他们的情绪也是高涨的。一种新的生活又将在他们眼前展开。
而这时，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了。在赖雅的面前，爱玲更多地显示出了作为东方女性的温柔娴雅。每到赖雅的病痛发作时，爱玲就替他按摩以减肌肉的紧张程度。她还常常给赖雅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中国菜。她感激着赖雅对自己的深深理解和有力支持。
赖雅也越来越离不开爱玲了。有一天，他对爱玲说：“娶到你，是我今生最大的福分。”这时候，不顾爱玲的反对，赖雅执意要立下遗嘱，把他的全部财产都留给爱玲。他称这都是一些无用之物。可事实上，在这些“无用之物”中，收集着他与华莱士·史蒂文斯和贝托尔脱·布莱希特的大量通信。这是有关这次两位文学大师信件最大的收藏，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赖雅总是弄不清爱玲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因为爱玲和很多中国人一样，生日习惯以中国农历为准。这样，以西方阳历计算的话，每年的生日就都不相同。这一年，赖雅早早弄清了爱玲1958年的生日应该是10月1日。因此，他特意在日记中记下这个日子来提醒自己。他希望能给爱玲一个快乐的生日。
这一天早晨，初秋的绵绵阴雨下个不停。上午，有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来访，他是来查核有关赖雅所欠债务问题。那人坐在沙发上，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赖雅一边应付着他，一边在心里巴望着他快些走。快到中午时分，那人终于起身告辞。赖雅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
吃中饭后，赖雅拿出前一天准备好的生日蛋糕和一束红玫瑰送给她。
“亲爱的，祝你生日快乐！祝我们的爱情天天美丽！”
爱玲愣了一下，随即便反应过来了。爱玲从小就缺少家庭的温暖，生日更是无人问津，连她自己都淡忘了。这几年来，生活动荡，颠沛操劳，更是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日。可是，赖雅却算得那么准确，记得那么清楚。这能不让爱玲感动吗？
下午，天空放晴朗了。赖雅与爱玲一起到邮局去寄了几封他写给远方好友的信。雨后的秋空，天高气爽，让人心旷神怡。棕色、红色、赤褐色的落叶，纷纷从树上飘落。他们踏着满是落叶的小径。静静地谛听着大自然季候变迁的神秘旋律，感受着这一份静谧与安详的时光。
回到了家，小睡片刻后，他们用了点肉饼、青豆和饭。这都是赖雅亲手做的。爱玲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挽着赖雅的手，一起到电影院去看傍晚一场名为《刻不容缓》(No Time for Sergeants)的电影，由艾迪·格里菲丝(Andy Griffith)主演。他们看得很开心，爱玲都笑出了眼泪。夜雨秋灯，迎着冷瑟瑟的秋风步行回家，夜风吹起了赖雅长长的黑色的风衣。由于受了寒，爱玲微微颤抖了一下。赖雅忙脱下外衣，替她轻轻披上。此情此景，仅用“感激”两字是无法说清的。回到家里，他们感到肚子有点饿，就开怀把饭菜畅快地吃了个精光。
临睡前，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38年来最快乐、也是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生日！
10月中旬，他们来到了位于南加州的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报到。在基金会提供的宽敞漂亮的花园般的大房子里，他们待了半年多时间。从那儿，可以俯瞰整个浩瀚的太平洋。
好莱坞影视城就坐落在洛杉矶的比佛利山上。好莱坞是一个留下赖雅年轻时风流的地方。遥想昔日，赖雅以才华横溢的青年剧作家的身份，成为诸多名导演的座上宾。好莱坞也曾留下他千金散尽，疏财仗义的好名声。可是，好莱坞也是一个纸醉金迷、缺乏感情、容易遗忘、让人伤怀的地方。如今，故地重游，许多赖雅曾一手提携过的人，都对他以冷漠相待。
他们到一些时髦的公司里去，由于囊中羞涩，不能随意花钱，因此也遭来一些售货员的轻视。赖雅颇有一些“悔不当初”之感。同时，他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世态炎凉。
亨亭顿·哈佛特文艺营的气氛比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要更加轻松活跃一些。赖雅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社交，热情好客。吃饭后，他喜欢在大厅中和营友们聊聊天，玩玩小赌注的扑克牌游戏，以消磨掉一段轻松的时光，爱玲还是和以往一样，不喜欢交际。她常躲在房间里写文章或者看看电视。
有一天晚上，赖雅走进爱玲的书房，故意神秘地说：“爱玲，外面来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你出来见一下吧。”
爱玲坚决推辞。争执良久，赖雅才对她说：“你知道吗？那位朋友是头‘山羊’。”爱玲快乐地跑到客厅里，轻轻抚摸着小山羊的头，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赖雅总觉得她这种对外人的防御心理有些让人无法理解，但又拿她有什么办法呢？
1959年2月，在文艺营期满后，他们把家安到了旧金山。旧金山是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渔人码头热闹非凡，唐人街的夜晚则是灯火通宵辉煌。以至于一些外国人曾这样评价：“美国所有地方都千篇一律，只有旧金山例外。”比较再三后，他们把公寓选在了布什(Bush)街645号，月租金70美元。赖雅在几条街区外的鲍斯脱街(Post Street)为自己找到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这时候，赖雅正在为他的计划《克利丝汀》(Kristen)和一部戏剧剧本工作。同时，还帮助马克·休勒(Mark Schorer)写关于辛克莱·刘易士的传记。而爱玲则在把《荻中笨伯》改写成中英文两个版本的电影剧本。同时，由于宋淇夫妻的热情推荐，她还在美国新闻处找了一些翻译工作。
因此，他们的生活是紧张而有序的。尽管，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如此的不同。赖雅通常在早晨8点起来，早餐后，步行到工作室去伏案写作。爱玲一般晚上要工作到两三点，因此赖雅总是中午回来后才把她叫醒。然后，两人一起共进午餐。下午分头去工作或外出购物。晚上，他们通常待在家里，赖雅喜欢以阅读或看电视来打发晚上时光。爱玲则喜欢夜间写东西，常常工作直至深夜。他们也越来越爱上了四季如春、整洁干净的旧金山。
渐渐地，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都有了各自的好朋友。赖雅常与一位叫约·培根(Yoe Bacon)的画家在一起，游遍了旧金山城的街头巷尾。有几条街建在陡峭的小山上，赖雅偶尔在斜坡上滑倒，幸而并不碍事。培根每星期开汽车来一次，把赖雅带去购买一周所需的日常用品。
爱玲则与一位研究艺术的极友善的美国女子爱丽斯·琵瑟尔成了好友。从少女时代开始，爱玲就非常喜欢美术，对各种颜色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因此，爱玲常常饶有兴趣地欣赏爱丽斯的画作。
落日的余晖里，她们常常一起携手到唐人街和意大利区(Italy Town)交界处的华盛顿广场公园里小坐。公园很小，两街长，一街宽。草坪上零落地散布着几棵大树。公园旁的大教堂庄严巨大的影子投在草地上。清风携带着淡淡的花香飘来。她们在草坪上坐着，每每这时候，爱玲总会向爱丽斯讲述童年往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东方，在中国的上海，有一个古怪精灵的女孩子，她每天都在做着她的‘天才梦’……”爱玲的眼睛遥望着遥远东方的天宇，犹如一本尘封的厚厚的老相册在她面前悄然打开。那上面的黑白照片，古老、陈旧，带着古老中国的文化芬芳……爱丽斯总是出神地听着她讲。对她而言，这一切是那么神秘、悠远，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爱玲一生喜独处，而不喜群居，知交只有少数几个，爱丽斯便是其中之一。爱玲曾把自己写的英文小说签了名送给她，还用中文写了菜谱送给她。虽然，爱丽斯不懂中文，但她一直都好好保存着。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爱玲在她心中，是一位值得永远怀念的好友。她感觉与爱玲的交往，犹如咀嚼一枚青橄榄，历久弥新，让人回味无穷。
12月中旬，炎樱给爱玲来信，对《北地胭脂》(原名《粉泪》)，当时未能被出版商接受出版深表同情。而这一点，正是触到了爱玲心灵的痛处。爱玲一向对自己的作品充满自信，然而，来美国后不断遭到退稿，不免有些灰心。正如唐人韩愈所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1960年初，炎樱在来信中宣布已结婚，去日本途中经过旧金山，将会来拜访。然而，约定的日子，炎樱并未如期而来，爱玲不免失望。
1960年7月，爱玲通过入籍手续的重重麻烦，由赖雅和培根两人作为见证人，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爱玲旅美五年后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美国人。不知道，她当时是喜，抑或是忧呢？也许，此中的滋味，唯有她自己心知肚明。
这一年，在爱玲的提心吊胆中，赖雅的健康状况还能维持过去。每当他觉得腿和脚痛时，爱玲就会悉心地帮他按摩。有一次，赖雅又发作时，爱玲长时间地跪在地上为他按摩。爱玲生日那天，赖雅答应陪她一起去看脱衣舞。爱玲是第一次看，看得津津有味，全然顾不上在一旁的赖雅感觉味同嚼蜡。也许，丰富的生活是小说创作的生命源泉。爱玲总是不遗余力地去寻求扩大视野的场所。多年前在上海，她就曾到梆梆戏院里看戏，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俗不可耐的。体面的小姐、太太们一般是不会光顾这些场所的。
1961年的3月下旬，爱玲又接到了炎樱的通知，告之她将在从日本返回的路上来拜访他们，爱玲自然是欣喜万分。可是，左等右等都没有来。正当她坐立不安，焦虑万分，担心她是不是又和上次一样改变了计划时，门铃响了，炎樱快乐地跑进来。爱玲戏称她是“从天而降”。炎樱的幽默快乐一如昔日，连她说话时手舞足蹈的样子，也和过去一模一样。爱玲总觉得，炎樱无论是在何时何地，都像是一眼轻快活泼的流泉。炎樱也一直保持着她那特有的、俏皮可爱的说话方式，诸如“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张爱玲：“炎樱语录”，《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这段时候，赖雅的独生女儿霏丝有时到旧金山来探望老父。她是一个能干而精力充沛的女人，正在华盛顿芭蕾学校中任行政管理员和教师。她有三个十多岁的儿子，最大的儿子捷乐米快要读大学了。赖雅年轻时对家庭生活毫不在意，到此时已颇有悔意。他十分乐于享受儿孙满堂的幸福。常常津津有味地看着他们的游戏，对他们七嘴八舌地讲的学校里的趣闻也很有兴趣。然而，对他们的家庭聚餐，爱玲是极少参加的，爱玲从小就是深受“后母”之害的。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自己也成了“后母”。而且，这个“后母”是如此的特殊，年龄几乎与女儿一般大。由于年龄上的相仿，两人对赖雅的感情或多或少有些对立感。因此，爱玲不希望过多地和霏丝正面接触。
很久以来，爱玲一直在酝酿着一个计划。当然，在没有成熟之前，她是不会对任何人讲的，包括赖雅。早在两年前，她就曾跑到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ritish Overseas Airway Corp)打听去香港的费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爱玲还是决定向赖雅提出她“东方之行”的计划。爱玲来美国多年，作品的销路一直不好。她的英文小说在美国和英国都未找到出版商，仅《北地胭指》例外。可想而知，每一封退稿信对爱玲的打击。当时，宋淇所在的电影公司约请她去写剧本。而她目前正在计划的新英文小说《少帅》也需要收集资料。而且，当时他们的生活正陷于窘迫之中。固定收入只有两人数目甚小的版税费和赖雅的一点社会保险金，其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爱玲觉得，重返香港，说不定能扩大财路。
“爱玲，我决不能让你走！我离不开你的。”赖雅企求她。此刻，他正大病初愈。
爱玲的心在颤抖。她确实放心不下赖雅。但是，她要对自己负责，对这个家庭的未来负责，她说服自己要铁下心来。
那天，爱玲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时间来说服赖雅。她把自己的想法对赖雅和盘托出，推心置腹。最后，赖雅不得不同意了。
爱玲走后，赖雅怎么办。爱玲曾提议他跟他们在旧金山的好友约·培根和爱丽斯·琵瑟尔在一起，但赖雅怕连累他们而拒绝了。同时，赖雅向亨亭顿·哈特福文艺营提出申请，但是遭到了回绝。他又给女儿霏丝写信，希望能到她身边去。赖雅曾把这封信让爱玲看，其言辞的恳切，让人动容。赖雅似乎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抛弃他，不禁悲从中来。他又是大病一场，腿上的疼痛扩散到了背部，整个身体都觉得刺痛。爱玲知道，这都是由于她的原因，她的要求给了赖雅太大的精神上的刺激。几天后，霏丝回信说，他可以住到华盛顿她家附近。这多少给了赖雅一丝安慰。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都在忙碌着，为着各自的旅行作准备。然而他们的心情各不相同，对爱玲而言，前途是充满了信心的；对赖雅而言，则不免是英雄老去，黯然神伤。
爱玲走的那一天，赖雅去机场送她。望着飞机越来越远，消失在天际云间。赖雅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忽然有一种预感，觉得爱玲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
1961年的秋天，张爱玲悄悄来到了台湾。她一来是为剧本看外景，同时为她计划中的《少帅》收集一些资料，“西安事变”之后，少帅张学良就长期被蒋介石软禁在台湾。
张爱玲到台北后，将住在台北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加锡的家里。那是一幢在阳明山公园附近巷子里的大别墅，从仆如云。
麦加锡知道有许多大学生喜爱张爱玲的作品，特意安排了台湾大学的几位文学青年欢迎张爱玲，其中有白先勇、欧阳子、王父兴、王祯和、陈若曦等。张爱玲与麦加锡夫妇尚未抵达餐厅前，席间一位太太猜测说：“我们大家都没有见过张爱玲，大家来想想她是什么样子。我曾经问过麦加锡先生，他说张爱玲很胖很邋遢。究竟有多胖多邋遢？”（张爱玲在台湾的经历根据当事人王祯和先生的回忆。详见王祯和、丘彦明：“在台湾的日子”，《永远的张爱玲》）一听之后，大家都觉得有点失望。
就在这时，张爱玲出现了，大家眼睛一亮，哪里邋遢？干干净净的，高高瘦瘦的；而且一点都不胖，虽然不是顶漂亮，却是“可看性”很高。于是大家后来戏称麦加锡先生是“效率专家”，因为他的“手法”，使他们觉得张爱玲是加倍的美。当事人曾这样回忆张爱玲“她很少说话，说话很轻。讲英语，语调是慢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