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最需要SDR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举措也会带来两个明显的好处。其一，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名义外汇储备规模。在市场十分关注各经济体的外债，并热衷于比较各国外汇储备规模与外债比率的环境下，这一点有积极意义。其二，陷入收支困境的经济体可以用新增的SDR从其他成员国手中换取硬通货。
后一种情况可以采取两种方式。首先，SDR可以在成员国内部自愿转手。其次，理论上，IMF可以指定外部收支稳健的经济体（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规模大），买入外部收支虚弱的成员国（贸易逆差、外汇储备规模小）手中的SDR。因此，陷入收支危机的经济体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从美国（或中国）手中换取美元。
这样，新的美元（或人民币）将被创造出来。因此，与其说扩大SDR规模增加了全球流动性，倒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新的全球流动性工具。在它的使用过程中，新的货币被创造出来。在当前环境下，这种方式不会产生严重的通胀威胁。有人会问，如果所有成员国拒绝买入需要硬通货的经济体手中的SDR，增加SDR总规模的措施不就失效了吗？我们感觉SDR在成员国内部的流通应该不会面临太大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一点，新增SDR的分配不会影响到成员国在IMF中的投票权，因为新增SDR的分配仍在原分配额的基础上进行。下文我们还将谈到IMF的改革。
中国取得的第三个间接成果是，G20领导人同意提供2 500亿美元用于贸易融资。具体融资行动将通过世界银行、国际性商业银行、出口信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这一措施应能有助于缓解当前流动性紧张格局下贸易融资断裂的状况。这笔资金应能在2009年3月之后的两年内到位，但在G20峰会闭幕几周后仍缺乏更详细的信息。
总而言之，这三项措施将有助于中国出口的外部需求快速趋稳，并会对2010年及此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起到刺激作用。大多数类似国际峰会都不曾获得给全球金融市场留下深刻印象的成就，但这次峰会却做到了--在那个时刻，全球市场最急需的是重塑信心的行动。这次峰会也帮助了中国。而具体的刺激效果将取决于这些措施的细节和实行的质量，但鉴于近年来中国GDP增长中30%来自外部需求拉动，中国定会从全球经济刺激计划中受益匪浅。本次峰会的成果证明，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体系对中国是有益的，但也显示出，中国还需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架构
尽管很多细节尚未公布，但G20峰会中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提议符合中国的目标。其中一些是中国急需的改革，另一些是对其他IMF成员国很重要的改革建议，而中国政府也乐于支持。峰会决定，创建一个新的金融委员会取代现有的“金融稳定论坛”（FSF），与IMF一道进行以下努力：
·设立全球宏观经济的预警体系；
·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对冲基金设立常规的监管制度；
·在2009年底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监管审核；
·设立对企业高管的薪酬和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管。
什么是金融稳定论坛？该论坛最初是由G7财长及包括IMF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代表组成的一个组织松散的团体，向G7汇报，成立于1999年，主要任务是协调各大经济体间的金融监管。峰会同意金融稳定论坛应在2008年建立一种全球宏观经济的预警体系。我们还需要等待金融稳定论坛出台具体的计划，才能评估这项改革。由于近期金融稳定论坛和IMF之间出现职责重叠和竞争现象，所以需要明确划分二者的职责。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似乎也将参与金融稳定论坛计划的拟定。
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一个监管机构的影响力究竟能有多大。如果金融稳定论坛警告华盛顿的政策缺乏可持续性，华盛顿是否会接受？换作北京的话会接受么？可能不会。这是国际组织存在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它们可以提出建议，但很少能持中立立场，亦不能强制推行其建议。因此，还需要经过大量复杂艰苦的协商谈判才能创建一个新的监管框架。例如，我们能否建立一个监管对冲基金的全球性框架，既满足美国对自由市场的偏好，又满足法国和中国政府对抑制投机行为的需求。如果不能，是不是所有超出框架性原则的协议都缺乏实际用途？我们只能等等看了，但你可别抱太大希望。直到2009年11月本书付梓前夕，这一问题仍未进一步明朗。
那么，谈到全球金融监管，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IMF改革。
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坐了多年冷板凳之后，全球金融危机将IMF重新推到聚光灯下。2007年前，由于没有国家借钱，IMF没有利息收入来维持运行开支，甚至不得不裁员。IMF还需要重新思考它真正的角色定位，它作为国际“消防员”的角色似乎日益淡化，在“无火可灭”的尴尬境况下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一些批评者甚至建议开掉这个无所事事的“消防员”。这种状况在2008年发生了明显转变。随着世界各地危机险情频传，IMF开始忙碌起来。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探讨了本次金融危机对IMF资金状况的影响。IMF需要扩大规模。但同时，IMF该如何运作也是热议话题。中国等国家认为自己在IMF中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因此期望变革。这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投票权比重以及高层职位。但还有一些更基本的问题需要搞清。下面我们就从细节问题入手来分析IMF的改革。
IMF的投票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很少有人能搞清其中的细节。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说过“世上有两物，爱好者不应去观察其制作过程。一为香肠，一为法律”。这也同样适用于IMF投票权问题。
大致来说，投票权是这样决定的。在二战后成立之初，IMF按照各国GDP、贸易总量及其他一些因素分配各成员国的投票权。将这些因素放入IMF投票权计算公式求出每个成员国的投票权份额。但此后，世界格局显然发生了变化。爱尔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对于法国、德国等邻国扩大。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的经济增速较美国和欧洲要快得多，希望得到更多话语权。但同时，尽管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变，但美国仍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占全球GDP的30%，不过其投票权份额仅约为17%。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控制着32%的投票权，是目前为止投票权比重最大的经济体，所占份额相对于其经济规模来说过大。但任何经济规模相对缩小的国家（如比利时、卢森堡）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投票权。而如果一些国家要得到更多的投票权，必须有另一些国家削减自身的投票权。因此，重新协商投票权份额将是一个极富政治性的进程。
同时，除经济规模因素之外，许多国家对于美国享有的否决权颇有微词。美国拥有16.77%的投票权比重--这听起来很高，但如果考虑到美国经济规模占世界总产出的30%，就会发现美国的投票权比重已少于其本该拥有的比重。为了弥补美国较低的投票权比重，美国在IMF享有否决权。按照IMF规则，任何重要提案或改革都需要获得85%的投票权才能通过。因此美国在IMF重大议题决策上享有“一票否决权”。如果像中国及其他许多国家希望的那样，让美国放弃其否决权，就需要分配给美国更大、更公平的投票权比重。而更多的投票权从何而来？
历经多年的谈判协商，2006年IMF成员国通过了一项投票权改革提案。这是自IMF成立以来首次对投票权进行改革，但影响甚微。发达国家仅放弃了2.6个百分点的投票权，还远远不够。中国的投票权比重从2.98%提升至3.72%。许多国家抱怨欧盟阻碍了投票权改革的进程。由于这项改革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所以在2009年G20峰会前仍未通过。不过奥巴马政府应会继续致力于推动此项改革??
IMF投票权份额的改革还没有到位，还需再次审议。2010年1月，IMF将再次对投票权分配进行正式评审。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均希望通过此次评审获得更多投票权。但这将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熟悉前几轮谈判的人都不愿重新启动对话，因为这将引发更多棘手的问题。许多欧洲小国仍会顽守本国的份额。美国的否决权问题依旧会引发众多分歧。尽管美国经济目前面临困境，但仍处于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国会也不会同意放弃否决权。
G20峰会的另一个突破是决定改变IMF以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董事会成员的选拔机制。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成果，打破了IMF和世界银行只由欧美国家执掌管理的惯例。今后IMF董事会成员的任命将根据个人能力和经历决定。这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胜利，也是美国的胜利。此前，IMF是欧盟主导的机构，由欧洲人担任执行主席，目前执行董事会24位执行董事中有7～10位来自欧洲。因此，这一改革让美国有机会加大话语权，同时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一个胜利，从此它们有机会任命IMF的执行董事，对其他董事的任命也可以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不过，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IMF究竟应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当然，向遭遇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援助资金是IMF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同时IMF也应该致力于帮助各国（以及世界经济）防范经济危机的发生。这意味着IMF和改革后的金融稳定论坛需要监测各国经济政策，并在发现问题时发出有力的警告，甚至能对各国的行为和政策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绝非易事。
例如，很多中国人对过去几年来IMF频频向人民币施压感到不满。2007年，IMF引入新的监督机制监控各国的货币偏离和贸易失衡。鉴于中国的外部盈余（经常账户顺差）已达到GDP10%的历史高位，此举矛头直指中国。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显然存在失衡。大多数严谨的经济学研究指出，自2004年以来人民币一直被低估。正如我们在第十二章看到的，许多人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以及美国过度负债的一个原因。但同时，中国国内普遍认为美国借IMF之手对中国的汇率政策变相施压，将其视为干涉内政。中国国内将IMF视为美国的工具（实际上这里有一个误解，IMF一直由欧洲控制，因此IMF一直不愿按美国的意愿干涉人民币问题）。但中国似乎从此已对IMF失去了信任。另一方面，美国对IMF没能完成防止外部经济出现失衡，或抑制成员国调控汇率以支持本国出口的任务也不满意，因此也对IMF失去了信任。
当然，IMF也没有对美国经济出现的严重的内部失衡提出警告。在中国抵制IMF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同时，美国也在抵制IMF对美国的储蓄赤字、房地产泡沫或布什政府危险的财政赤字提出异议。美国前副总统切尼曾表示赤字无碍，以维护布什政府的利益。而IMF认为自己已尽到责任--它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它确实无法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施加任何影响。
那么，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怎样的IMF？又能拥有一个怎样的IMF？理想状态下，我们希望IMF能直言不讳地向制造危险的内外部经济失衡的国家提出警告，能够向强权大国说实话，并监控世界各国的情况，预警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这将对世界各国有所帮助。但我们又该如何创造出这样一个机构？当前金融危机显露出对大国经济缺乏外部监管的危险性，但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接受IMF的改变，接受一个有真枪实弹、直言不讳（既对美国也对中国）、更有力量影响单个经济体行为的IMF？我有点怀疑。我们至多希望IMF能够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就连这点都很难保证。对于中国或美国来说，如果某些有利于国内经济的政策对外部世界产生了负面影响，它们会接受IMF的警告么？我不抱什么希望。
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不会那么快
众所周知，一段时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寻求外汇储备的多元化，而周小川行长于2008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基于几个月前他在马来西亚所作的一次演讲）在这一问题上开创了新的里程碑。这是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央行行长首次公开提出维持现有货币体系的成本超过其收益，并且成本还在不断上升。也许有人会质疑，有哪种货币能够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周小川给出了回答，并重提最早由凯恩斯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设想。但与创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单位的设想不同，周行长的建议集中于一个既有的选项：特别提款权（SDR）。还有一些国内民众希望有朝一日人民币能取得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但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部分，我们来看国际储备货币应具备哪些条件，如果放弃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还有哪些选择，以及人民币如何向国际储备货币的目标迈进。
美元是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贸易、投资到主要大宗商品价格都以美元计价，且全球外汇储备中三分之二为美元。简单地说，人们可以将美元藏在床底下储备起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美元可以保持其购买力，这也是储备货币的特质：无论任何情况下，储备货币都可以保持其购买力。还有人储备欧元，欧元也是一种储备货币，不过没有美元那么普及。近几个月，还有一些人开始青睐黄金这一储备资产，并开始购入黄金。因此，虽然美元显然仍处于主导地位，但已开始出现其他选择。
显而易见，当前很多人开始担心美元的保值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经历了借债消费的狂欢之后，美国目前将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国内经济增长方面。因此，美国政府开始动用量化宽松工具。从操作层面讲，这主要是指美联储从美国财政部和市场上购入债券。为此，美联储需要印发美元来支付购买债券所需资金。美联储希望通过增加货币流通量来刺激需求，因为人们最终会发现持有或储蓄美元的成本越来越高。换句话说，由于增发货币，货币购买力降低，所以用手中的钱去买房或投资生意或用于任何储蓄以外的用途都是更合理的选择。也就是说，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意在制造通胀。只有当人们相信通胀即将来临，他们才会消费，从而重新启动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