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登·马丁一直在想办法，以便巧妙地设计出某些方法，让那些即使患了严重的帕金森症的残疾人，也能够在人工帮助下找到正常的步伐与姿势。比如，通过在地板上画线，用腰带保持平衡，用打点器调整节奏等方式来控制病人走路的步伐。他也常常从病人那里受到启发。他是人类伟大的先驱，他的医学知识和行动的宗旨是：病人和医生是平等的，每次帮助他人的同时都能从中学习知识，提升自己的洞察力和治疗水平。但据我所知，对于麦格雷戈先生这样的病，他一直没能设计出有效的方案，来弥补残缺的前庭反射，从而矫正严重的身体倾斜。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是吧？”麦格雷戈先生问，“我不能使用大脑里的水准仪，不能使用我的耳朵，但是我能使用我的眼睛。”带着一大堆疑问，他把头歪向一边，试探性地说：“东西看起来都一样啊，世界没有倾斜。”然后他要求照镜子。我把我的长镜子推到他面前。“现在我看到我自己是斜的。”他说，“现在我可以站直了，也许，我可以保持直立……但是我离不开镜子了，或者该随身携带一个。”
他再次陷入沉思，紧锁眉头专心思考，然后突然眼前一亮，嘴角露出笑容。“我有办法了！”他大叫着，“没错，医生，我有办法了！我不需要镜子，我只需要一个水准仪。不能用大脑里的水准仪，但我可以用大脑外面的水准仪，只要我能看见它就行。我不是可以用我的眼睛吗？”他摘下眼镜，若有所思地抚摸起来，开心地笑了。
“比如这里，放在眼镜的边缘……这样的话，如果身体倾斜，它就能告诉我和我的眼睛。刚开始我要让我的眼睛盯着它，可能会很辛苦，但是之后会自动成为第二本能。是吧，医生？”
“我看这是一个绝妙的办法，麦格雷戈先生，我们来试试。”
原理很简单，做起来却有点棘手。刚开始我们用绳子把一个摆锤挂在眼镜的边缘，但是由于离眼睛太近了，所以基本看不到。随后，在验光师和器材室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做了个夹子，这个夹子大概有两个鼻子那么长，从眼镜中间向前伸出，夹子的两边都装上一个微型水准仪。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全部经过麦格雷戈先生的测试和修改。几个礼拜之后，???们做出了一个模型，这是一副有点古怪的眼镜。“绝无仅有！”麦格雷戈这样说，语气中透着兴奋和成功的喜悦。他戴上了眼镜，虽然看上去有点笨重和古怪，但是并不比当时庞大的助听器坏。现在老人之家多了一幅奇异的风景：麦格雷戈先生发明和制造的水准眼镜。他紧紧盯住眼镜，就好像舵手看着船上的指南针。眼镜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至少他的身体不再倾斜了，但是这需要持久的、辛苦的训练。之后的几个礼拜，事情就越来越容易了，他只需无意识地留意他的“仪器”，就像司机一边留意车上的仪表盘，一边自由自在地聊天一样。
在邓斯坦大街，麦格雷戈先生的眼镜成为了一种时尚。我们有许多患有帕金森症的病人，他们的平衡反应和姿势反射功能受损，这类问题不仅棘手，而且不容易治愈。很快就有第二个、第三个病人戴上了麦格雷戈先生设计的水准眼镜，现在他们也能像麦格雷戈那样笔直地走路了。
她的左边不见了
艾斯太太非常聪明。她六十岁那年，得了严重的中风，这场病影响了她的右脑，但是她仍像过去一样聪明和幽默。
她有时候会抱怨护士没有把甜点或咖啡放在她的盘子里。护士们说：“艾斯太太，就在那儿，在左边。”她似乎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也从不会向左看。她微微转动一下，甜点就会进入她的视线（没受损伤的右半部分视觉区域），她会说：“哟，在这里。但它刚才不在这儿。”无论是对这个世界还是对她自己的身体而言，她已经失去了“左”的概念。有时候她会抱怨食物太少了，但这主要是因为她只吃了盘子里右半边的食物，她不会想到还有左半边；有时候她会给右半边脸化妆，完全忽略了左半边脸。她的注意力不能转移到左半边，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她自己也知道老是忘掉左半边，也认为很可笑，但她不能直接察觉出来。
向右转，再向右转
她很清楚这件事，想尽办法来应对。她不能直接向左看，也不能向左转，所以她就一直往右转，整整转一圈。应她的要求，我们给她一张能旋转的轮椅。现在，她要是找不到本应该在那里的东西，她就转上一圈，直到看到它为止。她发现，在找不到咖啡和甜点的时候，这样做非常有效。如果食物看起来太小了，她也会眼睛盯着右边向右转圈儿，直到看见刚才漏掉的那一半，就停下来把它吃掉，或者把其中的右半部分吃掉，这样，她就不会那么饿了。如果吃完之后还是很饿，或者意识到自己只吃了原先不见的那部分，她会转第二次，直到剩下的四分之一映入眼帘，然后再吃一半。通常，这样就足够了，毕竟已经吃掉了食物的八分之七了。但是，如果她感到特别饥饿或特别馋，她就会再转第三次，吃掉剩下的那十六分之一（当然，盘子里会剩下左边的那十六分之一）。“这很荒谬。”她说，“我觉得我是芝诺之箭，永远到不了终点。看起来很可笑，但我能怎么办呢？”
对她来说，可能转盘子要比转轮椅方便。她也这么认为，也尝试着这么去做。但这样的尝试出奇困难，远没有在轮椅上转圈儿自然。她的视觉、注意力、条件反射以及本能的运动现在都彻底地向右了。
化妆只化半边脸
让她最痛苦的事情是，大家都嘲笑她化妆只化半边脸，左半边脸没涂上口红和胭脂。“我照镜子了啊。”她说，“看到的地方都化妆了啊。”我们想知道，是不是有种镜子能够让她从右边看到左边的脸。如果有的话，那就不是她在照镜子了，而是像别人看着她一样。我们尝试使用录像系统，用摄像机和显示器对着她。结果很可怕很怪异。现在，用显示器做“镜子”，她真的能从右边看到自己的左半边脸了。但是这种情况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分不清左右（就像有人想对着显示器刮胡子一样），更何况是她呢。因为她看到的左半边脸和身体都受到中风的影响，已经感觉不到存在了。“把它拿走！”她感到困惑、痛苦，哭了起来。所以，我们再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尝试。但是有点可惜的是，格雷戈里医生也曾朝这方面努力，认为采取视频反馈的方式来帮助这种患有半侧注意缺失的病人，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希望。但从病人自身的角度讲，这种方式过于理论化，太让人费解，有待实验去证实。
电脑及电脑游戏（1976年我认识艾斯太太时，尚未出现这些东西）可能对于半边失去功能的病人也相当有用，可以帮助他们寻找“失去”的那半边，或者教导他们自己去找。我在1986年曾经以此为主题，拍了一部短片。
在本书第一版时，我没有提供一本非常重要的参考著作《行为神经学原理》（1985年于费城出版）。我忍不住要引用该书编者对于“忽略症”所作的一段精彩描述：
忽略症严重的时候，患者的表现看起来就像宇宙的半边突然不再存在……半边忽略症患者不只表现出忽略了左半边事物，右半边也完全不在意。
听不懂你说什么，但知道你在撒谎
发生什么事了？一阵喧闹的笑声从失语病房传出来。总统的演讲才刚刚开始，他们不是都想听总统的演讲吗……
那个如此受大家欢迎的总统（里根）以前是个演员。他善于言辞，博古通今，富有感染力。很多病人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不过也有特例：有些人看起来困惑，有些人看起来气愤，还有一两个人若有所思……但是大多数看起来还是很开心的。总统的话总是那样有感染力，但对失语病人，只能惹得他们发笑。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呢？他们能理解总统的意思吗？他们是不是太了解总统了呢？
一般人都知道，这些病人虽然患有严重的失语症，不懂语言表达的意思，但会大概知道别人想对他们说些什么。熟悉他们的亲戚朋友，乃至护士有时候都很难相信，他们竟然患了失语症。
这主要是因为，当人们自然而然地说话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很多信息，失语病人能够抓住这些言外之意，了解很多甚至大部分的意思。
所以，想要证明他们得了失语症，就要像一个神经病学家那样，用不自然的方式说很长一段话，消除所有语言以外的线索，包括语音、语调、重音以及语气变化，当然所有的视觉线索比如表情、手势、习惯性动作与姿势等都要消除，必须把一个人的全部特点都拿掉，声音去掉人性化，甚至要采取语音合成的手段，才能把讲话变成纯粹的语音文字；让话语完全没有弗雷格所谓的“语音色彩”和“暗示口气”。对于一个非常敏感的病人来说，只有用完全人工的机械的语言（就好像《星际迷航》里电脑的发声），才能确诊他患了失语症。
让人捧腹大笑的总统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语言（自然的语言）不仅仅是由词构成的，它还包括了说话的方式。我们是整个人向外传达信息，所以理解的时候仅仅依靠单词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失语症患者理解信息的突破口，即便他们完全不懂单词也照样可以。对于患者而言，虽然单词和句子本身不能传递信息，但话语总要通过声音来承载，所以它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文字本身。而且这种承载还相当精确，无论多么深刻、多样、复杂、微妙，它都能完好地把信息传递给患者。所以，不能理解词义就无所谓了。这种能力特别常见，很多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提高。
那些跟患者关系亲密，在一起生活或工作的人，比如他们的家人、朋友、医生、护士，在某些让人吃惊、大笑或者戏剧化的情况下，对此的体验会更深刻。关于患者理解话语的能力，刚开始我们也许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随后就会看到很大的变化（甚至大逆转）。没错，有些能力受到了破坏，没有了；但替代的能力会随之而来，而且会很快得到提高。所以，我们可以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每个字都漏掉了，病人也照样能够掌握完整的意思。对我们灵长类动物而言，这似乎不符合事物的普遍规律。倒转，也许能够称之为回归，回到更原始、更基本的方式。也许这就是杰克逊用狗来类比失语症患者的原因。他打这个比方的时候，主要是想到了他们都不能通过语言来沟通，而不是想到狗对语调和感情非常敏感和准确。黑德对此的观察更加敏锐，他在论著中用到“有情感的语调”这一词，还特别指出失语症患者是如何保持和提高这种能力的。
不止我一个，所有专心治疗过患者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谎言欺骗不了失语症病人。他听不懂你说什么，也就自然不会被语言所欺骗，他们捕捉的信息都非常精准、可靠，因为人说话时的表情全部会无意识地、随意地流露出来，根本不可能模仿或伪装……
从狗身上也能观察到这一点，当我们对语言太敏感的时候，我们往往不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常常使用狗来揭穿谎言和预谋，辨别哪些人值得信任，找出哪些人是老实的，区分哪些人是前后一致的。
在这方面，狗能做到的，失语症病人也能做到，但病人不仅更具人性，而且理解的层??也比狗高出许多。“人可以用嘴说谎话，”尼采写道，“但是说话时脸部的表情会流露出真相。”无论对于这种扭曲的表情，还是那些不合时宜的肢体动作，失语症病人都会异常敏感。如果他们看不到人（一般指盲人失语者），他们可以用耳朵来分辨声音的变化、语调的差别、节奏的波动等，从而能够判断出话语的真实性，且从来不会失误。
也恰恰是这种波动，赋予了患者理解的能力，他们不需要通过语言来判断对方是否可信。恰恰是这些扭曲的表情、装腔作势的动作和脱离现实的姿势，还有虚伪的语气和声调，给那些不懂单词但是异常敏感的患者敲响了警钟。对于患者而言，这些破绽非常明显，甚至有些可笑，所以，他们不会也不可能被语言欺骗。
这也是他们会因为总统的演讲捧腹大笑的主要原因。
如果一个人不能用谎言欺骗失语症患者，是因为患者对表情和音调特别敏感，那么我们会问，这些病人之间如何交流呢？那些对表情与音调都没有感觉，却能理解字句的病人，又该怎样交流呢？我们这里有许多这样的病人，他们也住在失语症病房。虽然从医学上来说，他们没患失语症，但是他们患有“失认症”，确切地说，是“音调失认症”。对于这类病人，辅助声音的沟通功能都不起作用，音质、音色、语感及其他特质都不能被识别，但是对于单词和语法结构，他们都能很好地理解。这类失认症（或者叫失语韵症）和大脑的右颞叶紊乱有关，而失语症则是和左颞叶失调有关。
抓住语言的“表情”
在失语症病房里，有一位失语韵症患者也在听总统的演讲，她叫艾米丽，她的右颞叶上长了一个肿瘤。她以前是英语教师，也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对语言的感觉非常好，有很强的分析和表达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艾米丽能够很清楚地表达自己，比如表达听到总统的演讲时的感觉。艾米丽不能区分话语中的气愤、愉悦、悲伤，甚至任何一种感情。由于对她来说声音不能够传达感情，当别人说话的时候她不得不专注于对方的面部、姿势以及动作，那种小心和紧张的感觉她以前从未有过，她因此患上了恶性青光眼，视力迅速减退。
这样一来，她不得不在字词的精确使用上花更多的心思，也要求周围的人和她一样。她越来越难以理解含糊不清的言语和随口说出来的话，特别是那种感情丰富和暗藏玄机的话，她要求和她对话的人说大白话，即“在恰当的地方说恰当的话”。她发现，大白话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补偿失语症对自己的影响。
虽然她对语言的“表情”（指对声调的运用与感受）毫无感觉，但是通过这种方法，她能够保持甚至提高语言“表达”的能力--在此语言的意义完全来自于措辞的精准和词义的推敲。
艾米丽也听了总统的演讲，但是面无表情。她一本正经地听着，而且一边听，一边还往其中添加一种虽有缺陷却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由各种感觉混合，且十分奇怪--这与那些失语症患者当时的感觉迥然不同。演讲并没有打动她，确切地说，现在没有任何演讲能打动她了。那些话语中裹挟着的感情，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她来说都成了耳旁风。失去了对声音的感情的理解，她会不会变得糊涂或者太容易受骗？绝对不会。“总统讲话没有说服力。”她说，“讲话水平一般，用词不当。他不是脑袋有问题，就是想隐瞒一些事情。”
这就是总统讲话的矛盾所在。我们正常人，受到我们甘愿被愚弄的愿望的驱使，就真的被愚弄了。我们总是聪明过度，用矫揉造作的语气说虚情假意的话，但是只有脑损伤患者才能不受影响，不被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