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求仔细看一下。很快，他有条不紊地说：“十二面体。我看其他的就不必了……二十面体也难不倒我的。”
显然，他区分抽象形状的能力没有问题，那辨认面孔呢？我拿出一盒扑克牌，王子、王后、国王还有大小王，这些他都能快速认出。但毕竟纸牌是模式化的图案，这样判断不出他看到的是脸孔还是图案。我从手提箱拿出一本漫画书给他看。像上次一样，绝大部分他都说对了。丘吉尔的雪茄、特大号的鼻子，只要抓住关键特征，他都能辨认出来。但卡通图案也有一定的规格与样式，现在要看看他对于呈现在眼前的真实面孔有什么反应了。
我打开电视，把声音关掉，播放了一部戴维斯早期的影片。屏幕上，影片的情节渐至高潮。或许是对演员不熟悉吧，皮博士没有认出女主角；但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戏里面感情热烈、情节曲折，他却说不出演员脸上的任何表情。皮博士完全看不出所以然来，他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也不晓得谁是谁，甚至连角色的性别也认不出来。他对这幕戏的评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他的表现如此差劲，也许是由于好莱坞电影与现实生活脱节造成的。我忽然觉得，他可能更善于分辨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墙壁上挂着家人、同事、学生以及他自己的照片。我选了一堆照片拿给他，完全不知他会如何表现。结果，看电影时发生的笑话再次上演，但这种事发生在真实生活中，就是个悲剧了。他基本上谁都不认识，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他认出其中一个人是爱因斯坦，因为他抓住了爱因斯坦蓬乱的头发和八字胡的特征；另外一两个人也是这么认出来的。“呀，保罗！”他看着他哥哥的照片说，“他的大嘴和大门牙，化成灰我都认识！”但他一眼就认出保罗了吗，还是基于一两个特质才对身份作出合理的猜测？把这些醒目的标记去掉，他再次陷入迷惑之中。这不仅是认识和感知发生故障，他的整个宏观系统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在他眼里，即使是再亲近再疼爱的人的脸也都成了深奥的难题。他对这些面孔视而不见。这些面孔他一个也不熟悉，那不过是一组一组的特征罢了，统统都是“它”。由于只对外观有反应，而不是认识某个人，所以他才对谁都没感觉。对我们来说，一个人的脸是他的标志，我们通过这张脸才认识这个人；但皮博士却没有这样一个“人”的概念，他看到的这些都“里外不是人”。
不认识玫瑰和手套
在来皮博士家的路上，我顺道去了一家花店，买了一朵非常贵的红玫瑰，把它别在扣眼上。这时我把花拿下来给他。他接过花，当时的样子不像是一般人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朵花，倒像是从植物学家或形态学家手中拿到一份标本。
“差不多六英寸长，”他评论说，“有红色的螺旋形状，系着一条绿色的线状物。”
“对。”我鼓励他，“那你认为这是什么呢，皮博士？”
“不好说，”他似乎有点困惑，“它缺乏柏拉图多面体的对称性，然而它或许具有更高级的对称形态……我想这东西应该是一朵花。”
“应该是？”我反问。
“应该是！”他坚定地回答。
“闻闻看。”我提出建议。他又是一阵错愕，好像我要求他去闻一个高级对称体。但他仍然礼貌地照做了，将花放在鼻子边上。这一刻，他突然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真漂亮！”他赞美着，“初开的玫瑰花，浓郁的芬芳！”然后他开始哼唱：“退色的玫瑰，枯萎的百合……”看来，了解现实不一定非得依靠眼睛，还可以依靠鼻子。
我开始做最后一项测试。时值早春，乍暖还寒。进门时我把大衣与手套都扔在了沙发上。
“这是什么？”我举着手套问他。“我能看仔细点吗？”他从我手里接过手套，像刚才检测那些几何体一样，开始检测这只手套。
“表面平整，”停顿了半天，他才说，“能包住东西，它好像有……”犹豫了一下，他又说，“有五个小袋子，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
“是啊，”我慎重地答道，“你已经描述完了，现在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吗？”
“是某种容器？”
“对，”我说，“那用来装什么呢？”
“装该装的东西呗！”皮博士一下子笑了，“装什么都行啊。比如说零钱包，装五种大小不同的硬币，也可以是……”
他又开始信口胡说了。我打断他的话：“你不觉得它很眼熟吗？你不觉得它正好能装下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吗？”
他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灵光闪现。
小孩子说不出“表面平整……能包住东西”之类的话，但是任何一个孩子看到手套都能认出来，同时想当然地把它和手联系在一起；皮博士却没有，他觉得那东西很陌生。视觉上，他迷失在一个了无生机的抽象世界里了，毫无疑问，他因缺少视觉上的自我，无法把这世界逼真地呈现出来。他对事物只能略知一二，却无法面面俱到。
像电脑一样的人
在谈到失语症和左脑损伤的病人时，杰克逊说他们失去了“抽象性”与“命题式”的思考能力，并将他们与狗相提并论（或者说，用小狗和失语症患者作比较）。皮博士恰好相反，他就像一台机器。他不仅像电脑一样冷漠地看待这个世界，更令人诧异的是，他还像电脑一样机械地拆解这个世界，他使用的方法和主要的特征都与电脑一模一样：电脑本身对现实一无所知，只能通过模式化的程序对事物进行识别。
即使做了这么多的实验，我还是不知道皮博士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他的视觉记忆与想象力是否仍然完整呢？我让他设想，由北门走入某个广场，一路上会经过哪几栋建筑物。结果他列举出的建筑物全都在右手边，左边的一个都没有。接着，我让他想象由南门进入广场。这次他说的也全都在他的右边，恰好是那些刚才漏掉的建筑物；而上次提到的那些建筑物，这次都没说出来。我们可以推断出，他没有看到这些建筑物。这说明他的左边的确有问题，他视觉上的缺陷不仅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而且同样影响到他的视觉记忆与想象。
他对内在的高级形象化的事物的反应又如何呢？想到列夫·托尔斯泰全凭想象来塑造和刻画人物形象，我就询问皮博士有关《安娜·卡列尼娜》的事情。他轻易地说出故事梗概，重点的地方都没有漏掉，但角色的长相、视觉上的情节与场景只字未提；他记得人物的对白，却记不住他们的脸；他可以把很多地方说得几乎一字不差，但对原著的视觉描述却是一片空白，而且他的话里没有真实的感觉、想象和情感。可以推断，他也有内在的失认症。
毫无疑问，他的问题在于几种特定的视觉功能缺陷。分辨脸孔、景物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损害，几乎丧失殆尽；辨别事物架构的能力却依然存在，弄不好还有所提高。当我和他下棋的时候，他能够轻易地看清棋盘上棋子的移动。实际上，他轻轻松松就把我打败了。
卢瑞亚说泽特斯基不会下棋，但是他“鲜活的想象力”保存完好。泽特斯基和皮博士就好像人和其镜中影像，遥相呼应。他们之间最可悲的差别是：卢瑞亚说泽特斯基不屈不挠地摆脱困境，极力想恢复他失去的能力；而皮博士不想做任何努力，也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反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到底谁更可悲，谁更倒霉呢？是知情的人，还是浑然未觉的人呢？
疾病带来的礼物
检查结束后，皮太太招呼我们用餐。餐桌上放着咖啡和一些可口的甜点。皮博士饿坏了，一边哼着小曲，一边享用这些点心。他顺手将盘子拉向自己，流畅而富有节奏地吃了这个又吃那个，整套动作如溪水流动一样富有旋律，简直就是一首歌颂美味的圣歌。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巨大的咚咚声。皮博士的动作就这么被打断了，他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再吃东西了，脸上一副漠然呆滞的表情，眉头紧锁，眼神迷离地看着餐桌--他不再觉得那是一张摆满美食的桌子。他太太给他倒了点咖啡，浓浓的香味勾住了他的嗅觉，将他拉回现实中来。于是，吃东西的旋律又开始了。
我不禁担忧起来，他的???常起居怎么办？穿衣洗澡上厕所怎么应付？我跟着皮太太走进厨房，想问问皮博士是怎么穿衣服的。“和吃东西的情况一样，”她解释说，“我把他常穿的衣服挑出来放在固定的位置，他唱着歌就穿上了，没什么问题。他做什么事都唱歌，但是一旦被打断，他就失去头绪了，完全停在那里，衣服变得陌生，连自己的身体也不例外。他无时无刻不在唱歌：吃饭唱，穿衣唱，洗澡唱，做每件事都要唱。要是不把每件事变成歌曲，他就什么都做不了。”
谈话的时候，我注意到墙上的画。
“是的，”皮太太说，“他画画和唱歌一样好，每年学校都会展出他的画作。”
我好奇地逛了一圈，发现这些画是按年代排列的。他早期的作品自然写实、生动活泼，而且全部都是工笔画。几年之后，这种画风的作品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抽象和偏重于几何、立体的手法。最后这几年的作品简直毫无意义--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的--只有混乱的线条与斑驳的污点。我对皮太太发表了上述的评论。
“哎呀！医生，你太俗气了！”她惊讶地说，“难道你没看出他艺术风格的成长经历吗？没看出他是如何丢弃早期的现实主义，不断成长为抽象派艺术家的吗？”
“不，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不敢对皮太太这样说，只能自言自语。他的确经历过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的阶段，但这并不是由于艺术风格转型，而是因为疾病不断恶化造成的。随着视觉失认症不断恶化，所有的想象和表达能力、对现实和具体事物的感知能力也在逐渐消亡。墙上展示的画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悲哀的神经病病史。
但我想，皮太太是不是也说对了一部分呢？疾病和创作之间，冲突是常有的，但两者也可能巧妙地共存。也许在他的立体主义时期里，艺术创作和疾病同时发展，共同合作，从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既然他表现主义的能力不断弱化，想必在抽象主义的想象力上反而有所增强。所以他对线条、花边、轮廓等构图元素越来越敏感，逐渐用毕加索式的风格去观察、描绘，逐渐把抽象的元素纳入图画中。这样一来，表现主义的风格自然不见了……最后的那几幅画恐怕只剩下难以分辨的混沌了。
我们回到那间放着贝森朵夫钢琴的大厅。皮博士正哼着曲子，吃着最后一块蛋糕。
“好了，萨克斯医生，”他对我说，“想必你一定觉得我的事情很有趣。你能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并给我一些建议吗？”
“我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我回答，“但我知道哪里没有问题：你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音乐是你的生命。如果要我给你开药方的话，那就是不间断的音乐。音乐一直是你的中心，现在，就让他渗透你的生活吧！”
四年过去了，我再没见过他。但我常常想，皮博士处理视觉图像的能力莫名其妙地丧失了，非凡的音乐能力却完好无损，他该怎样理解这个现实世界呢？我觉得，对他而言，音乐已经取代了图像能力。他无法进行形体的想象，却可以读懂肢体的音乐，这也是他的动作和行为如此流畅的原因；一旦内在的音乐停止，他就掉进了一种混乱的静止状态。当然外在世界的音乐如果停止了，也会是这样。
叔本华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中说，音乐是纯意志的表现。如果叔本华见到完全失去对表象世界的感知、只剩下音乐和意志的皮博士，他该多高兴啊！
皮博士的病情日渐严重（他大脑的视觉区有个肿瘤，视觉在不断地退化）。不过谢天谢地，他还能唱歌。皮博士就这样陶醉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并以音乐传授学生，度过他的一生。
皮博士认不出手套为何物，这种失能我们该作何解释呢？很明显，他虽然能作出大量认知性的假设，但始终不会作出判断。人类的判断力是直觉的、个性化的、广泛的、具体的。我们能够辨别存在的事物，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与自身存在关系，而这正是皮博士欠缺的地方（虽然在其他领域，他的判断能力敏捷而准确）。是不是由于缺乏视觉信息，或者视觉信息处理不当造成的呢（古典的结构神经学可能对此有过解释）？还是皮博士的神经信号出现了问题，导致他不能把自己见到的东西联系起来？
各种解释或解释模式之间既不排斥，也不矛盾，虽然角度不同，但它们能共存且都是对的。不管以直接还是间接方式，古典神经学都承认了这一事实：麦克雷发现缺陷结构，即视觉运作的过程与整合存在缺陷，这样解释不够充分，但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戈尔德施泰因谈到“抽象态度”时直接引述了该观点。但这种经过分门别类的“抽象态度”之说还是不能把皮博士的问题说清楚，准确地说，不能明确揭示出他整体判断力的丧失的原因。事实上，除了“抽象态度”以外，皮博士一无所有；也正是这种荒谬的“抽象态度”让他什么都不认识，谁都认不出来，严重地丧失了判断能力。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神经学与心理学谈到过很多问题，唯独没有提及判断力，而判断力的崩溃恰恰是造成神经心理失调的根本原因（皮博士的案例比较特殊，更常见的是科萨科夫额叶综合征，参见第十二、十三章）。判断力与身份辨认的能力总是最先受损，但神经心理学却只字不提。
然而不管是康德的哲学理论，还是经验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都认为判断力是我们拥有的最重要的能力。无论动物还是人，没有“抽象态度”也能好好地活着，但一旦失去判断力就会迅速走向灭亡。判断力是高级生命和智商的第一要件，但机械的古典神经学却忽视它、曲解它。如果追溯这些悖论始于何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自从神经病学创立之初就已发端，随着神经病学的发展，这些悖论就一直存在并越来越明显。和古典物理学一样，古典神经学也十分机械化，从杰克逊的机械模拟到如今的电脑模拟都能证明这一点。
不可否认，人脑就像一部机器或一台电脑，古典神经病学中提到的观念也没有错，但构成我们生命本质的“心智”，不仅具有抽象化和机械性的特点，还非常人性化：它不仅能够分辨、归类，还能不断感觉和判断。人一旦丧失心智功能，就会像电脑一样，皮博士就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如果把某个人的感觉与判断功能删除，那他就彻头彻尾地成了第二个“皮博士”，再也不能认识具体的客观事物了。
通过这样一个既有趣又吓人的类推，可以发现，当代的认知神经学、认知心理学面临的问题，和可怜的皮博士遭遇的困境再相似不过了！我们需要具体客观的现实，皮博士也是；我们的认知科学忽视的地方，也恰恰是皮博士的盲区；和皮博士一样，我们的认知科学本身也患有失认症。不过，皮博士的案例倒为我们敲起了警钟：如果某项科学回避判断（特别是关于个人方面的）并且缺乏人性化，一味地抽象化、程序化，后果将会多么可怕。
无论是为了进行观察和研究，还是为了找出真正的病因，我都该对皮博士的案例进行后续追踪。然而受到环境的限制，这件事竟成了我最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