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山再也不想用“征服”二字，而是讲“与山对话和人与山的和谐”。登山是一项属于世界和全人类的活动，所以一批一批、一代一代登山者才踏着先驱者的足迹，不断走向珠峰的冰峰雪谷，向自己挑战。先驱者中，这些人倒下了，长眠在此，立起的却是人类不屈之碑。珠峰的攀登史，也是激励人类心灵的文明史！
古埃及留下了金字塔，那是法老的灵碑。
珠穆朗玛峰的山形，很像一座金字塔。
我曾在无数个清晨和黄昏里，一个人默默来到珠峰山脚下的墓地。
当漫天雪花飘洒下来的时候，多像是洁白的纸钱静静地落在每一座石墓和碑上。这里的每一座墓都是空的，只是在地面堆上一堆石头，墓前的石碑也只是一块石板，上面刻着遇难者的名字和遇难时间，仅此而已。碑上，任何人都没有墓志铭，登山者中腰缠万贯的富豪和一贫如洗的夏尔巴人一样平等，都平静地占有着一个同样的石堆之墓。这是世界上罕见的独特墓地。但正因其这样，才显出它的真实和悲壮。死难者的遗体呢？大都在山上的冰雪之中。雪崩、滑坠、滚石、高山病……那几乎都是瞬间之死，再好的同伴也无法救助，甚至将遗体背下山来也不可能，只能含着泪将战友的遗体埋进身边的深雪。
人们提到珠峰，往往马上就想起了登山者的风采，可登顶的代价是什么，人类曾为攀登这座地球之巅付出了多大的牺牲？近70年来，自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登山者，永远长眠在山上的（包括南坡），就有近200人！
近200人，珠峰的冰雪之怀里，安息着近200个英魂。
珠峰，金字塔形撑天依地的珠峰，又真是巨大的灵碑了。
真正的雪墓山碑。
但这是另一种含义中的“金字塔”了。
一年一年，一代一代的登山者，迈向珠峰的脚步永不停息。他们甚至常常能在攀登的途中，看见因冰雪流动而显露出的一具或几具无名者的遗体。无论过了多少年，那遗体依旧完好。
我国登山队员1960年攀登珠峰时，有两个仅20岁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都刚毕业，在大学任教。一个叫邵子庆，一个叫汪矶。邵子庆运送物资到海拔7000米处，和同伴正坐在岩石上休息，突然大叫一声就歪在雪地上死去——高山反应使他脑血管猝裂。同伴们只好将他掩埋在路边的深雪里。后边的人上来了，不知脚下不远处就埋着同伴的尸体（直到今天，他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汪矶在这个高度也开始头痛欲裂，站都站不稳了。几个藏族队员架着他下撤。撤下近400米后，突然看到下面的一道冰缝里有一具英国人的尸体，从服装上看是好多年前的。当时，汪矶还清醒，还看了看那具尸体。但到了6500米的营地后，他一躺下就不行了。这个高度是不需要备氧气的，几个救他的年轻队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瓶氧气，一边输氧，一边给他做人工呼吸。三个小时后，已是半夜，汪矶终因脑血管破裂而逝去。
他们来此，是为搞科研的，但一句“需要”，他们就默默地背起物资向山上走去。结果，他们走了……除了他们的好友和家人，如今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33年后，中国登协副主席曾曙生及于良璞、薛云和我，才在珠峰的墓地里，给两位知识分子补立了一块碑。
珠峰山下，离我们大本营很近处，有一座废弃的小寺，叫绒布德寺，仅为一石板小屋。小屋被废时间想来不长，因我们从里面找到了残遗的经文。寺前有一石片堆成的小塔，那是圆寂在此的一位僧人。这石塔，便成了他的碑。谁为他立的？他叫什么？不知道了，但这碑经年累月地立在此处，便成了此寺之魂。它向后人昭示，在这样的地老天荒之处，曾是藏传佛教的弟子统领之所。这里曾闪耀着佛的光彩，也是人的光彩。我们到了这座小寺，每个人都怀着一种崇敬。队长老曾在小寺门前选定一块石板，带回了大本营。他说：“就用它，为邵子庆、汪矶两人补刻一块碑。”正是这块曾沐浴过佛光的石板，才配得上我们的沉默英雄之碑——尽管此碑迟立了33年。没有石凿，我们只能从工具箱里翻出一根钢冲子，冲子的尖头是秃圆的。就用它，老曾、老于、薛云和我轮番着一点儿一点儿地刻凿。凿了整整两天，终于刻下了“1960年4月邵子庆汪矶烈士1993年春立”几个字。老曾刻凿的时间最长，凿了一会儿，心脏难受了便去吸几口氧。我说要换他，他不同意，也不说话，只是用力在石板上默默地凿。我理解他对战友的思念之情……一个小雪后的清晨，我们将此碑立在了珠峰墓地。从此，世界上所有到珠峰来的登山者都会知道，这里，有这样两个不屈的英魂。
珠峰墓地的第一块中国登山者的碑，是1979年我国登山者为遇难战友尼玛扎西、罗朗、王洪宝三人所立。过去，登山者遇难后，同伴们为死者所立的墓碑比较分散，这里那里都有。尼玛扎西等三人的墓碑所立的地点最好，就在珠峰脚下的一个平台，遥对峰顶。而这第一块碑是谁刻的？--仍是我国老一辈登山家曾曙生和他的战友。这次在珠峰，他领着我来到墓地。他手指着这块碑说：“这里，长眠着我三个亲爱的战友。十多年了，我很想他们……”他将目光从墓碑移向了珠峰，久久地……那是1979年10月，中日联合来此侦察攀登（因次年日本队将来攀登珠峰）。那天，老曾带几个人在中绒布冰川侦察，尚子平带人在东绒布冰川侦察。两处相距很远。尚子平和日本队员及尼玛扎西、罗朗、王洪宝几个人从海拔6500米的3号营地出发，想从珠峰的卫峰章子峰切过雪面，到达7000米的北坳。这样走当然近，但犯了大忌--横切雪面很容易引起雪崩。1924年，英国的一支登山队从此走过，七名夏尔巴人便葬身雪底。这天，尼玛扎西等三人和一个日本队员走得较快。到海拔6800米处时，老尚见前面这四人正坐在那儿休息。但突然间，老尚吓傻了：眼前那四个人坐着的雪地周围有一个足球场大的雪块移动起来，越滑越快。老尚连喊都没来得及喊，眼看着尼玛扎西等三人刷地一下子就滑入了冰裂缝。那个日本人被抛得远，撞到冰裂缝对面的岸上，断了三根肋骨，但捡了一条命。冰裂缝深不可测，有的深达百米，人又埋在雪中，谈何营救？老曾接到报信，连滚带爬赶了两天两夜，赶到3号营地，一听噩耗，和尚子平抱头痛哭。老曾已两天没有进一粒米，饿、累、痛心地晕在了那里。老尚做好饭后，并没有先给老曾吃，而是端起饭，对着北坳三位遇难者的方向哭着说，“三位兄弟……你们也饿了吧？两天了，吃吧，吃点儿东西吧！……”老曾坐起，边吃边哭。老尚不吃，非要等他们三人，就陪着老曾放声痛哭。第二天，他们向三位战友遇难的地点走去。另一个日本人走向山难的方向，走两步，鞠个躬，再走两步，再鞠个躬……登山者，就这样怀念自己的战友。
之后，这块三人碑的旁边，又有了邬宗岳烈士的碑。他的壮烈殉职，当时震撼全国。
再之后，便有了一座又一座遇难的外国登山者的墓碑。于是，形成了现在的墓地。每一个墓，每一座碑，都没有记述性的碑文，且很多碑仅有的几行字也斑驳模糊。我在这一座又一座墓碑前停留许久，很想知道它们所代表的每一个悲壮的故事，但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有那几行被风雪扑打得已不清晰的外文。译成中文为：
莫尔德玛?布里德波1982年遇难。
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激励着我们。
托尼?斯沃尔兹1984年4月3日遇难朋友和登山者立。
……1991年，一支勘探珠峰的队伍在墓地东侧的一块巨石上，用红油漆写下了两个大字：墓地。多么简陋，又多么苍劲！听登协的朋友说，国内外的登山者都有一个愿望：为所有在珠峰的遇难者，修一座真正的墓地。我想，那一天不会太远。
清明时，老曾、老于、台湾队长李淳容和我们在大本营的同伴来到墓地，祭奠我国遇难的登山者和安息在这里的所有英魂。曾曙生说：“这里安息着我的战友，任何时候别人一提起珠峰，我马上便想到这里，那种沉痛，将伴随我一生。登山者遇到的任何艰难都不怕，就怕下山的队伍中少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我国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攀登珠峰至今已有30多年，这30多年珠峰依旧，但历史的脚步已向前迈得很大，登山的观念也起了不小的变化。我们对山再也不想用‘征服’二字，而是讲‘与山对话和人与山的和谐’。登山是一项属于世界和全人类的活动，所以一批一批、一代一代登山者才踏着先驱者的足迹，不断走向珠峰的冰峰雪谷，向自己挑战。先驱者中，这些人倒下了，长眠在此，立起的却是人类不屈之碑！珠峰的攀登史，也是激励人类心灵的文明史！”在珠峰，我还曾寻找过另一位记者的墓碑。他叫石明纪。十几年前，他作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随队来此摄影。他在海拔6000米的高度突发高山病。他对和他一起工作的另一位摄影师说：
“不好！我怎么突然感到这么冷？”这时，山上的队员已上去了，离他们很远。同伴把自己身上的羽绒服脱下来，披在他身上，他还说冷，牙齿直打战。同伴就把他抱在怀里，但眼见他不行了。同伴只能哭着把他往山下拖，没有多久，他就停止了呼吸……后面上来的队员把他的遗体抬下来，在珠峰的山脚下火化了。他的墓碑，听老曾说在珠峰旁的绒布寺附近，但我怎么也没有找到。假如能找到他的墓，将他的遗骸移至珠峰墓地，那将是墓地上一座真正有遗骨的墓。愿绒布寺的喇嘛日夜诵念的经文，永远抚慰着他的英魂。
我和几位山友，还在此祭奠了一位朋友--中央电视台记者曹玉春。1988年春天，他也曾站在这片墓地前，后来写下了《男儿只流两次泪》。这次进山前，我给已故的他写了一篇文章《雪山呼唤的英魂》。
如今，在珠峰墓地，我在他站过的地方，把发表后剪下带来的这篇文章点燃。天有些阴冷，小雪飘了起来。登山队员罗申和杨建国还在地上洒了一瓶酒。我手中的文稿燃了起来，像一只红色的蝴蝶。缕缕青烟升起，飘散在墓地上空，我闭上眼，想玉春能在天国看到它……珠峰，你这严酷垒成的金字塔，你这巍峨的巨大灵碑，如同耸入云天的大写的“人”字！你记载着登山者九死不悔、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那是人类最大的财富--勇敢不屈。所以，自世界各地而奔珠峰的登山者，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每一个来到这里的登山者，第一件事，便是默立在墓地的碑前，然后，昂起头踏上登顶之途。前方可能有巨大的艰险，但他们迈出的脚步，却永不可挡，永不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