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天道、博爱、无我、大爱、逻各斯、辩证法等这些人类古圣人遗留下来的文化成果，其背后应该有一种共同的普世的宇宙逻辑在支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它应该是简单的，符合宇宙真理的形式，是大众都能彻身领悟掌握的，在宇宙中，遑论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中都坚实存在的规律，而不应该是一种高深莫测的玄术。”成哲出神的望着夜空有点自言自语道。
“你怎么看待邪教？现在邪教信众控制了海外很多资源，有一个什么主张采取以怨抱怨、清算、瓦解对方的组织；在对待邪教问题上，凡是对之持有异议的声音，都在海外遭受了有效的屏蔽，乃至要遭受邪教分子的人身攻击；他们大搞黑暗崇拜，其邪恶已昭昭啊。这种品质远离了关于民主与自由价值的基本内涵。值得世人警醒啊！”何思感叹道。
“是啊。违背宇宙天道与博爱之理的，必然是伪法轮。我现在回想我自己家庭的悲剧，父亲就这样走掉了，真是噩梦一场。原本我还报以理解，认为父亲有自己的信仰追求也不错。可现在看来父亲是被误导成了邪恶的牺牲品。唯一正面的价值，就是警醒世人莫入邪教。那些千千万万个父亲母亲呢？都是怎样受到这种舆论环境的影响而加入邪教组织，接受他们黑暗的精神奴役。邪教学说漏洞百出，不仅无法平等包容其他主流文明，反而采取诬陷攻击，更无法兼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成果，因此，不许任何人对他的话语质疑，否则就是大不敬。”成哲感慨道。
何思对于邪教也是不久前才改变原来认同观点，但对邪教集团内部如何奴役人精神的细节还是不很清楚。
“邪教祸乱的不是一个民族和宗教，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和既有的人类核心价值。他能蒙混人的字眼就是真善忍，但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假恶、煽动仇恨，大搞政治。他的整个思维体系文本停留在低级的动物规则，贬低佛陀基督老子等古圣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陷入同情的话语圈子里面而无法跳出来全面理性地看问题。”成哲端着杯子看着何思说。
“你的意思是，当局取缔邪教是完全正确的？”何思幽幽地眼神看着成哲道。
“是的，即使在民主美国历史上，也绝不允许任何宗教势力的过分庞大，以致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一样。任何事务组织的过分庞大，必然导致失去平衡的畸形状态出现，从而给这个国家民族甚至全人类带来难以预计的灾难。更甚，邪教不惜打压贬低基督、佛陀、藐视老子、淡化默罕默德这些古圣人，来树立自己新宗教领袖位置。这明显是个违背宇宙天道，而片面思维的伪善集团，其发展殆害无穷。”成哲异常坚定地补充说道。
他的内心最为复杂和难受。因为他的父母直接间接都因邪教而亡。当初在成哲的心理，这种死亡也许还有某种现代价值，应当获得人们尊敬。然而，从邪教文本与组织演绎越来越背离真正的宗教价值，也远离科学精神，这种死亡仅仅是自作孽。
从邓的经济改革到江提出的政治文明，发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号召，到胡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根本上否定了阶级斗争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续承的现代禅让制政治递进关系。
此外，从江公鼓励社会哲学创新研究到胡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鼓励，这是一种逐渐明朗的递进关系。所谓和谐一词，实则来自道家的“负阴抱阳，充气以为和”的天道思想。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道以阴阳化生天地万物，阴阳相交为和谐，故万物要想可持续发展非得和谐不可。
在西方文化源头，赫拉克利特同样提出相同的思想“相反的力量构成和谐，就像弓和琴一样”（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第41页）因此，胡锦涛的伟大在于提出了这一个实质上继承社会主义优良文化基础上探索结合国情的意识形态本土化新思想，选择复兴中华文化，同时又拥抱世界融合西方文化的全球性的新路径。
百年的中国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西学东渐逐渐本土化的文化历程。
那些全盘西化眼里只有西方月亮的人们身患偏执的癌症而自诩来拯救中国，真是无知透顶。
从这个意义上说，1989年一些人们就是犯了这样受西方思想片面奴役诱导的错误，不能辩证全面的看待中国自身的问题所致。
然而，历史事件都存在自身的因果逻辑运动。如果没有毛泽东文革制造的极左，邓小平哪来的请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以及由此走向激进改革道路？而如果没有没有毛泽东，哪来的民族独立与1949年的新中国？而如果没有孙中山的早逝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的败退，哪来中共与毛泽东领导的民族独立与新中国？如果没有满清的落后腐朽与闭关锁国，列强又怎么赶来侵略瓜分？如果不是清廷维护保守派既得利益与昏庸局面，怎么会有孙中山的起义革命？由此上溯分析，这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天然互相因果关联的运动整体。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必然是整个宇宙运动的结果，它包含有全部宇宙的信息。这一点，成哲已经在《天道与逻辑、数学、经济学的关系》一文中论证了。
那么，我们能够全部否定任何一方么？不能！
只有那些逃避客观，采取片面形式逻辑进行线性思维的人们，才会整日里满怀着不平之心去仇恨一方，爱护另一方，拒绝这一方，偏袒那一方。事实上，对立双方都必须爱护。关键是当下心灵猛醒过来，转化思维方式，宽恕一切，求得整体意义上化解这种由来数千年之久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得人类转向恪守博爱价值的，不断互利双赢或多方共和、良性循环的历史演进过程。
那么，如果遵循宇宙天道辨证思维，我们又将如何看待1989年遏制西方自由化运动中的党国与民族中流砥柱呢？
从原始社会到现在社会，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历史他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在反复的开合之间，人类逐渐由分割走向更大的统一体。
从满清封建皇权到一党领导多党合作，这是一个必然上升的历史阶段。近代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西方自由化政治恶斗不断荼毒生灵。历史是整个宇宙生命运转的一部分，它内在存在精神生命的连续性。而如果我们漠视这种连续性，那么我们只会给自己和他人乃至民族和全人类制造灾难，既使这种灾难本身也融入历史自身的演进当中。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的文明进化史恰恰是属于后者，王朝更替专门从事有损对方的事，所谓暴力颠覆到暴力巩固，到最后互损，只好都遭受扬弃进入更大层面的事物，然后再破坏，再进入更大层面，如此往复互为因果。然而，物极必反，这种递进的过程到现代社会就应该中止了，否则等待人类的必然是共同毁灭。而拯救的思想根源就是来自中华文化核心之天道与天道辨证逻辑思维模式，结束西方逻辑与价值认知基础片面，陷入逐私行恶互斗恶性循环漩涡，总是导致周期性政治经济文化等危机的旧文明模式，实现人类有史以来文明的转型与不断升级，获得多元整体动态均衡的发展。
如果人类社会文化教育灌输的理念与培养的精英群体，依然还是停留在达尔文的丛林规则与根深蒂固片面的形式逻辑思维中，而不自省完善与超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拥有各种显赫的传统学位头衔，然而，这些并不代表拥有卓越的洞察力和显赫的智慧，相反，往往越是片面思维就受偏执思想所毒害最深。对中国的历史反省超越，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发挥中华文化圣德救世疗心的功效，这是中华文化走向现代化与全球化重建，民族走向复兴等重大问题上必须深入严肃思考的课题。
西方文化文明数千年至今一直陷入逻辑与价值互为割裂的悖论状态；一方面主张行私逐恶不惜损人利己，一方面又强调同情心帮助弱者、提倡慈善、挥洒鳄鱼眼泪；一方面主张对外扩张寻找市场大肆殖民伤害人权，一方面强调尊重维护人权；一方面对世界实施霸权主义，践踏国际民主，一方面又对区域联盟、国内人民强调遵行民主；这种恶性循环的悖论文化无处不在体现于西方文化文明的各个领域。
对此，法国百科全书派领袖人物霍尔巴赫(Paul Henri Dietrich Holbach1723-1789)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在中国……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之所征服”，“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
现代宪政的学术标准与现代宪政制度的逻辑建构要求反对人治(Ruleby Men)，实行法治(Ruleof Law)既是连同优良的圣贤仁爱道统也视而不见，倒掉脏水的同时连同孩子也倒掉了。
真正的仁治即是提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互爱的良性循环均衡运行的美好社会，其关键是在于远比西方文化倾重制度形式平衡而更为深入根本的规制人心平衡。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经验就是将之确立为一套道德礼教制度融入政治经济生活中。目睹中国当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的危机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的问题，文化的核心就是道德的问题，道德核心在于“符合天道的思维演绎与仁爱价值互为逻辑圆融统一”的问题，仁爱通俗的说法即是均衡“互爱”。爱的大境是大爱，是没有敌人超越敌人的博爱，爱的化境乃至于舍我无我成就大我，所谓天人合一，与宇宙大生命融为一体，获得大解脱得真正大自由，唯有获得宇宙性的大自由才有宇宙性永恒的大幸福。
因此，从人类文化文明整体来看，西方式的圣贤道统与东方中华的圣贤道统来说，刚好是互为辩证关系；西方器物制度形式上发达，但逻辑与价值互为悖论，形成消极平衡恶性循环；中国的心灵道德文化发达，逻辑与价值互为圆融一致，形成积极平衡良性循环。然而从各自道统内部而言，彼此皆遵循天道宇宙法则而处于“盈消虚长、成住败空”的流变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