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在邓小平的推动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了正确的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两个凡是"与邓小平复出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早就对"四人帮"极其痛恨，希望尽早结束社会动乱，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这股猖獗10年、祸国殃民的政治势力终于被扫除掉，真是大快人心!各地一连数日举行集会、游行，人们载歌载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欢庆之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急切地期待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向前进。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这场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不容易的。党中央首先着手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部署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取得一定成绩。揭批"四人帮"，必然联系到十年内乱造成的冤假错案，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进行平反，特别是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然而，让人们感到失望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由于这一方针是以当时传达党中央声音的权威方式公布的，因而受到普遍宣传。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在全党的要求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部恢复"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小平被撤销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科教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的努力下，1977年秋，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得以恢复，当年有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共计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27.3万人，但是它却使成千上万的青年人重新拿起书本，点燃了新的希望。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总结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十一大虽然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由于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个人崇拜仍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拨乱反正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揭批"四人帮"，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制；平反冤假错案，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泽东批过的文件进行阻挠。在生产上，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发生急于求成的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这样，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的工作虽然有所前进，但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历史的转折，而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抓纲治国"，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
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碍，人们开始感到，要彻底澄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究竟应当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在广大干部群众对拨乱反正的强烈要求下，一批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挣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在不同场合讨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并酝酿撰写文章。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经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触及，弄清是非。尽管文章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作正面阐述，实际上却批判了"两个凡是"，因而立即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相当大，该文的观点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5月18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在一次谈话中点名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他说，《红旗》杂志社是党中央的刊物，在理论问题上要慎重，没有把握的要及时请示中央。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这不是中央的想法。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他甚至质问说："不知道这是代表哪个中央的。"他声称，我们要坚持和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天，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对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代表团团长说，对于这篇文章，据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章写得很好，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好。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在小范围内可以议一议，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但他又说，不要以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表了，就是定论，要提高辨别能力。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是哪里来的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它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真理标准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纷纷表明态度，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他尖锐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些人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
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认为，这些人提出的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号召大家"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新华社当天就作了报道。6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这篇讲话使那些思想仍处于僵化状态的同志受到震动，也使要求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受到鼓舞。
然而，争论并没有结束。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还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
为了回答真理标准问题引起的争论，6月24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日转载。这篇文章得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在此之前的6月16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一篇题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几家主要报纸连续发表和相互转载的这几篇文章，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