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统治世界》是马丁·雅克先生的最新著作。作者凭其多年的东亚国家游历，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智慧幽默的文笔，对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取得了很大的市场成功，《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等各大媒体的纷纷报道，充分说明本书引起的广泛重视。在写作过程中，马丁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欧洲中心做过访问学者，笔者也有幸多次与之交流。乍听书名，不禁有耸人听闻之感，但细读本书后，发现全文分析持平、冷静。马丁是为数甚少的对中国有所偏好的西方作者之一，所以在描述中国的情况时，大量选用中国方面的材料，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作为一个学者，笔者认为本书在理论上存在几个鲜明的特点：
【1】世界上实现现代性的方式绝非只有西方模式。作者在第4章中提到：未来世界不只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性，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现代性。虽然马丁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但他列举中国的例子来证明这个观点，显然很有新意。
【2】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从1648年国际关系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并习惯于用“民族国家中心观”来分析问题，但这并不适合于中国。已故麻省理工学院白鲁恂【LucianPye】教授曾有一段经典言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她更是一个有着民族国家身份的文明国家。中国现代史可以描述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把一种文明强行挤压进现代民族国家专制、强迫性框架之中的过程，这种机制性的创造源于西方世界自身文明的裂变。”这段话为中国研究开辟了全新视角，在如今很多西方学者和海归学者都继续沿用“民族国家”单位来分析中国问题的背景下，本书作者坚持从文明国家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实乃对中国研究方法论做出的一大贡献。
【3】作者关于“中央王国心态”【mentalityoftheMiddleKingdom】的分析，也是对中国特性研究的一次勇敢尝试，且不论其观点到底有多么准确，至少能让中国读者了解到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起到兼听则明的效果。
在本书观点中，最容易刺激西方人神经的观点，应该是“中国崛起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包括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崛起，而且中国崛起的影响远大于美国崛起的影响”。笔者个人认为，要准确判断当前中国所处的状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发展势头堪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媲美，但是同时社会却陷入了严重失序【disorder】的境地--旧秩序在消失，新秩序尚未建立，所以中国是当今大国中情况最复杂、内部矛盾最多的国家。这给社会科学各领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毕竟现有的社会科学都是根据北美、西欧等地区人们的集体心理和集体行为总结出来的，所以在解释中国问题时显得比较苍白，缺乏信服力。在此，笔者建议用“双重特性方法”【dualidentityapproach】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中国是处在现代化中的巨型国家，用一般意义上的“大国”来形容中国不甚妥当。根据农业专家的观点，从粮食消耗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实为14亿，相当于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在内的整个欧洲的2倍。另外，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极快，过去60年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基本上等于欧洲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200年。经过百年的探索，中国目前已经基本适应工业文明，在农业文明时期表现卓越的中国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历经痛苦，但是取得的成就也非凡无比。随着中国的崛起，工业文明的历史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与欧洲千万级人口的结合；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与美苏1亿级人口的结合；而在当前的中国，工业化正在与10亿级人口结合，其世界史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这些都是中国故事的一个方面。
中国故事的另一方面，便是庞大的巨型国家内部面临的众多现实挑战和不确定性，现实方面的挑战媒体和学术界天天在述说，这里就不谈了。笔者更看重的是中国古代传统和近代传统中的问题。自宋朝之后，中国内部开始出现势力强大的文明腐败【非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腐败”】，导致内部衰败和外部入侵。尽管中国文明在接受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采用了反思、革命、改革等多种手段遏制文明腐败，但结果如何却仍无法知晓。另外，从晚清开始，中国精英层就开始反思中国的文化，其中还出现过两大反思高潮，即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思潮和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思潮，近百年的反思使中国文化取得了斐然成就，使我们能够用现代学理来梳理传统文化，但也不乏错误思潮，“文学家式的批判主义学统”便是其中之一。这种思潮的特点是感性而非理性地看待中国，虽然能准确意识到中国存在的问题，却无力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所以最终只能“我骂故我在”，以激愤的批评代替冷静的分析，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其逻辑错误在于将中国人在一段时期内未能成功应对工业文明挑战的现实归结为中国人不行、中国文化不行，犯下“不完全归纳”的逻辑错误，造成中国人由此丧失自信、丧失主体的恶果。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中国人后来学习苏联时变得比苏联还“左”，学习西方时变得比西方更“右”，完全丢失了自己的根基，没有了自己的特性。马丁的书提醒中国人从这个意义来看待自己的根，如果最后真能发挥这样的功效，那将是马丁的贡献，中国学术界的悲哀。上述种种历史和现实问题使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处于一种不太确定的状态。
总之，中国在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如果中国能够作为一个成功的农业文明重演工业文明的辉煌，那将是人类历史的奇迹。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重要的应该是进一步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完全实现工业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仅应该从理论准备、知识储备和产业技术等方面参与现代化进程，而且应该向国内人民和外部世界解释好自己国家的文明和路径，减少彼此文化理解中的障碍，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使崛起的中国更早更快地被世界接纳，同时也为全球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