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博士后奖金与七十年代之后的很不一样。六十年代找工作易，找不用工作的奖金难。芝大的那项奖金，在我之前拿得的有阿罗(K.Arrow，1921-)蒙代尔(R.Mrmdell，1932-)等人，是比较特别的了。问题是，我的论文当时只写了一小半，而该奖说明是“博士后”，怎么办？
我硬着头皮挂个电话到芝大给哈伯格，说论文离交卷之期尚远，可否改迟一年。他回应道：“芝大所有教职员都是先生或女士，从来没有谁管你什么名衔的。”既然“博士”无足轻重，我就没有理由延期。然而，论文没有完工总是不妥，于是立刻赶工，六个星期后就写好了。
这段“赶工”包括论文最困难而自己又认为是最满意的一部分--出书时的第八章。这章的内容是前文提及过的、六六年暑期我和一位助手从早到晚加加减减的收获，其中验证理论的含意我早就想清楚了的。搁置了近半年，其间天天想，动起笔来很痛快。
验证理论的困难
该验证的困难是这样的。在台湾土地改革下，地主的分成被规限为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依照我的佃农理论，佃农劳力的边际产量会下降，而土地的边际产量会上升。这样一来，佃农劳力的边际产值会低于自耕劳力的边际产值，而佃农土地的边际产值则会高于自耕土地的边际产值--这二者违反了边际产值相等的市场规律。问题是，边际产量只能在有控制的实验中出现，在真实世界是看不到的。我找到的所有数据，是土地的平均产量而不是边际产量。
困难的重点明显不过。我要以土地平均产量的转变来证实边际产量的转变，而又要把劳力与土地的边际产量分开。我手头上的详尽资料，是多种农作物的土地平均产量及其转变。要将这些看得到的平均转变来证实看不到的几种边际转变，是前人没有尝试过的。
这章写好后立刻寄给阿、赫二师，过几天就到加大去问意见。首先见赫师，他当然知道我的来意，说：“不要问我，刚才阿尔钦到我这里来，把你验证的那一章捧到天上去。你去见他吧。”我兴高采烈地去找阿师，他竟然说：“我怎知道你文内的数据资料不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
赶回长滩，过一天的清早又到加大找阿师，把搜获的资料原版给他看。他竟然又说：“你怎知道这些资料不是台湾政府刻意制造出来的？”我逼着再与台湾的有关机构联络。
当我把细说收集资料的方法的台湾回信给阿师看时，他站起来，望出窗外，说：“我们早知你是可造之材，所以要严格一点。现在你知道学术研究是怎样的一回事了。”
毫无疑问，验证理论的第八章最有分量。当我在一九六八年给哈里·约翰逊（H.Johmson，1923-1977）看时，他读到开头说文内要以土地的平均产量转变来证实劳力与土地的边际产量转变，就下评语：“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到章末，他再下评语：“这章真伟大！”
然而，《佃农理论》发表历三十年，虽然被引用不下五百次，但除了朋友外，从来没有人提到那第八章。这可能因为一般的学者对验证的方法不感兴趣，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地方性的现象，如台湾或内地的农业，视若等闲，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当然，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什么地区都同样重要。
统计学两得一失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时以统计学发展出来的数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开始大行其道。我当时是门夕卜汉，但有一位精于该道的同学(J.Pippenger)阅读了我那验证的一章后，说他有点怀疑统计学是否那样重要。后来在芝大哈里·约翰逊读该章后也是那样说。九年之后，我因为作石油研究而在数量分析与统计学那方面学到不少，或起码知道这些学问的大概。在这里不妨跟后学的人说说有关的问题。
统计学有两个重要的用途，但也有一个弱点。重要用途之一，是好些时肉眼不容易看到的数字上的规律或结论，统计学可以明确地表达出来。当然，有些人的肉眼很厉害：他人看不出的规律，这些人可以一目了然。对那些肉眼平平的人来说，统计学的用场就倍为重要了。
统计学的第二个重要用途，是这门学问可以把很复杂的规律有系统地处理。当然，在今天，数之不尽的统计低手，舞数弄计，但求表演技巧，把简单不过的验证搞得一塌糊涂的。
统计学的主要弱点，是陷阱太多，其结论不大可靠！事实上，一般而言，统计的技巧用得愈复杂、愈湛深，其可靠性就愈低。高手统计，永远是简单得出奇。
道理是颇为明显的。验证理论，统计学的方法有时可用有时不需要用，但一定要先想出可以推翻理论的含意，要想得很详尽。今天后起之秀的困难，是他们认为自己既然统计技巧超凡，就不用去想什么含意了。他们于是以电脑算出来的数字规律作结论。这是以事实解释事实--依照马歇尔（H.Marshall，1842-1924）所说，是卤莽而又无耻的。
理论的验证含意是要预先想出来的。有统计技巧的协助，锦上添花。
大乡里出城去也
我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到芝加哥大学去的。当时芝大经济系实力之强，史无先例。（恐怕也是后无来者，因为当年的同事，先后有八个获诺贝尔奖！）从长滩到芝大去，我很有“大乡里出城”之感。
行前的整个暑期，我什么也不干，半页书也不翻。芝大只给我一年合约，我得好好地利用、学习。我因此多事休息，养精蓄锐。可不是吗？一个在茶寮学艺的人，被邀请到少林寺去深造，若与那里的伙头陀动起手来，怎么办？想不到，后来在芝大与那里的方丈大师多次较量，竟然可以打个平手。
我求学时的洛杉矶加大经济系，算是籍籍无名的了。但有两方面很特别。第一，依照赫舒拉发今天的回顾，他平生没有见过我在加大时那么多的好学生聚在一起。赫氏曾经在哈佛与芝大任教职，这评语应该有分量。因为有七八个同学都是上上之选，大家日夕研讨好几年，功力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事实上，到了芝大跟那里的“明星”学生研讨时，我发觉他们在价格理论上的功力，不及加大的同学。
其二是在加大时有三位老师，在我离开加大之后好几年变得举世知名。阿尔钦是一个，赫舒拉发是一个，布鲁纳（K.Brunner，1916-1988）也是一个。纯从经济学上最重要的价格理论那方面看，在二十世纪是不容易找到比阿、赫二人合并更好的教导的。
上述的三位老师当年虽然名气不大，但对芝大的高手来说，却是另一回事了。我到芝大后，他们知道我是阿、赫的入室弟子，就刮目相看。
“佃农”前辈的指导
在芝大我住在“国际宿舍”，很简陋，但既然晚睡早起，哪管住得怎样？安居后到芝大出版社找那里的经济学编辑，说论文已写好了。他很高兴，要立刻发表。我跟着去找D.G.Johmson，那位曾经发表过佃农理论的前辈，问他应否让论文立刻出书，还是多花些时间修改。他说要细想一下才能给我回应。
过了一天，D.G.Johmson找我，说：“我想过了。一般来说，写过了的题材，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样有地位的要发表，就应该发表而转到其他题材上去。但你的论文可能是经典之作。相信我吧，有这种机会的人不多，就是你自己也可能不会再有这机会。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多花一年时间去改进才发表。”我答应了。
其实在芝大的第一年中，我没有把论文“改进”，而是加长了大约四分之一。芝大虽小，其图书的齐备是我平生仅见，应有尽有，而偶然找不到的书，他们总有办法在数天之内从其他图书馆借过来。有新的资料，补充论文就容易了。
从芝大的主体图书馆中我翻阅“旧案”，追查了经济学者二百年来在佃农理论那方面的思维。这工作构成了后来书中第三章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大部分。
卜凯教授的资料
更重要的是芝大亚洲图书馆给我的启发。也许是时来运到，那里的中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农业的，很齐备，而其中是有一个故事的。
大约一九二五年，美国康奈尔(cormell)大学的一位农业教授--卜凯（J.L.Buck）--带他的太太到中国去，在南京大学勾留了大约十年。这期间他对中国农业的研究大有所成，用英语发表了几本经典之作，使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经济系举世知名。（卜凯教授名气虽大，可及不上他那以写中国故事而拿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太太--Pear Buck，即赛珍珠。）
卜凯教授以英语发表的几本中国农业名著，在加大写论文时我当然熟读。然而，当年在南京大学，他是拿着美国资助的研究金而大搞一手的--差不多整个南京大学农业系的员工及学生都参与该项调查研究。可以这样说吧：??卜凯教授为首的农业调查，其包括之广，其探讨之深，史无前例。
到芝大之前我不知道的，是卜凯教授的多个手下研究员也写书，是用中文发表的。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内，这些论著我有机会拜读，获益良多。
拿着版本论选择
在加大的论文中，我探讨了为什么选用佃农合约这个问题。但在芝大的南京大学的陈旧中文档案中，竟然有各种不同的农地租用合约的版本！有几个月的晚上，在芝大的国际宿舍内，我对着这些合约发呆。后来把心一横，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交易的费用，风险的避免，与合约的选择》(Transaction Costs，Risk Aversion，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这个名目。这就是后来书中的第四章了。
这第四章是可以独立的。一九六八年秋天，我请女秘书把这章派给芝大的同事。两天后施蒂格勒（G.J.Stigler，1911-1991）给我电话，要我到他那以“残忍”知名的工作室（workshop）去研讨我这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
是在芝大的法律学院的课室“研讨”的，听众座位高升，讲者坐于最低位，我先到，一看场面，就不由得心寒起来。到场的名家甚众。我只说了几句开场白，施蒂格勒就大兴问罪之师。替我辩护的有阿尔钦（他当时造访芝大），有德姆塞茨(H.Demsetz)，也有其他的。两个小时他们吵个不休。我除了开场几句什么也没有说。科斯坐在我的面前，只在微笑，以示嘉许。
今天好些人说我很有争议性，冤哉枉也。六六年的十一页论文建议，在加大到会者吵了五个小时；这次在芝大的施蒂格勒“工作室”，他们又吵了两个小时。我自己连话也没有机会说，“争议”怎会扯到我这边来？
过了一天的中午，在芝大的教职员餐厅内，戴维德（A.Director，1902-）从远处慢慢走到我的面前，说：“你昨天的文章是我几年来读到最重要的。”跟着转身而去。他可能不知道，我想“合约的选择”这问题，是因为做学生时听到他的关于连销（tie-in sales）的口述传统，心焉向往，得到启发。
不久前在哈佛谢世的Z.Griliches当时也在芝大，读了《合约的选择》一文，说：“你这文章将来可能把经济学改变了些什么。”十多年前他来港一行，旧事重提，说：“六八年我说你那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会改变些什么，说对了，因为今天的代办理论(Agency Theory)是从那里发展出来的。可惜大多数人不知道。”
“风险”有不良影响
看官，你们认为一个发表了一些有创意、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章的人，会觉得自己的影响是大还是小呢？自我为大是人之常情，所以你们会认为作者觉得自己有大影响。你们想错了。科斯与弗里德曼（M.Friedman，1912-）屡次对我说他们的影响力甚小。理由简单不过：作者认为应该有大影响，所以影响再大也觉得是不够的。
抚心自问，我那《交易的费用、风险的规避，与合约的选择》一文，好的影响微不足道，但不良的影响却颇具威势，令我思之怆然。这些不良影响是有两方面的。
第一方面是“风险的避免”--佃农分成可分担风险。当年，我自己的直觉，是合约的选择完全是交易费用的问题，与风险无关。在六八年初的多个苦寒的晚上，我三次除掉“风险”，但也三次加回去！当时的困难，是知道地主若用固定租金合约，只要收到租金，而农户的轮植能把土地的质量保持，就安枕无忧了。佃农的分成合约呢？地主既要管轮植，又要防止分成时的欺骗，也要管农作者的勤奋，交易费用当然较大。既然交易费用较大，地主为什么还要选佃农合约呢？
要是今天重写该文，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把风险除去。这是因为在七六至八二年间我作了多种石油工业的合约研究，成功地把风险的问题归纳在交易费用之内。可惜有关石油的文章，因为被资本家买断，不能发表。
以风险作为选择合约的一个因素，大为不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能望出窗外，就知道世界的风险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的。这样，以风险为基础，我们是不能引申出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含意的。这不是说有关风险的理论不能写出来（此中理论何其多也），也不是说风险理论没有含义，而是严格地说，这类含义不能被事实推翻，也即是说不能被验证了。
理论家可以天才绝顶，也可以把文章写得漂亮，很有艺术性的。但艺术与科学不同。科学是为解释世事而产生的。不能被验证，理论的解释力是零。
“卸责”影响也不良
第二方面的不良影响，是卸责（shirking）的问题。佃农分成，农户的生产的多少总要分可观的一部分给地主，所以农户的勤奋意图就减少了。地主于是要审查农户卸责的意向，因而增加了交易费用。但当年我想，要是地主雇用劳工，发薪酬，劳工的卸责意图更厉害：有薪酬，劳工的意图是完全不工作！地主收取固定租金吗？那么“卸责”就转到地主那方面去：农地要有什么维修保养，地主的意图是推到农户那边去。
无论什么合约，一订下来，卸责的意图就存在。不同的合约安排会有不同的卸责意图，而订约各方的卸责意图的比重，也会因为合约的形式不同而有所转变。要是交易费用是零（这包括监察履行合约的费用是零），卸责的行为不会发生。因此，卸责是在有交易费用的局限下，大家要争取个人最大利益的结果。卸责如是，欺骗如是，取巧、偷盗、恐吓等行为皆如是。
当年我想--而现在还是那样想--那所谓卸责及类同的行为，只不过是在局限下争取最大利益的结果。要解释行为，经济学者不能不调查局限的转变，这当然包括交易费用的转变了。如果我们知道真实世界的局限转变，就不用谈什么卸责了。不下工夫调查局限的转变，只谈卸责，那岂不是得个“讲”字？若一方面谈局限，另一方面谈卸责，岂不是讲了又讲？再者，局限的转变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但卸责嘛，天晓得，就是法庭也判断不了。
博弈理论又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