骤眼看来，如上所说的两个怪现象，是租值消散的效果：好比公海捕鱼，因为鱼非私产而导致太多捕钓的人，又或像庇古与奈特谈及的公路例子，因为非私产，不用收费而引起交通挤塞。
然而，香???租管楼宇的分租与天合木屋的挤塞现象，使我越想越觉得有问题。两年多之后--一九七二年初--我恍然而悟，发觉传统的“公共财产”的租值消散理论，在基础上错了。
“租值消散”的困扰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一个显浅不过的问题，就是没有读过书的外人也可以理解，但行内的专家却可能认为深不可测。六十年代开始大行其道的科斯定律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定律浅得连小孩子也能明白，但局内的专家因为被传统的观点左右，没有科斯提点就看不出来。
在香港租管下的分租与天台木屋的现象，理由简单不过。前者是因为市场租值急升，虽然有租管，但大房东、二房东等因为代价（市场租值）太髙而住不起，所以要分租出去。当时香港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床位分三更睡觉，租客每更不同。
天合木屋的僭建，理由也是简单之极。既有租管，业主的收入微不足道，当然一于少理。租客呢？天合的权利不是他们的，所以无权过问。朋友，你有没有看过当年的天合情况？好些比较大的天合，有街道，有士多，也有大牌档！
当时困扰着我的，可不是解释上述的两个现象，而是觉得这些现象的发生不是因为要消散租值而起的。正相反，这些现象的存在，使应该消散的“无主”租值消散得很少。这是理论上的一个大问题。
回到我举出过的数字例子吧。假如一个单位的市值租金是一千元，而租管只准业主收一百，其九百元的差距没有被界定为谁属，在竞争下应该会消散的。但因为有分租与天台木屋的发生，我翻来复去的估计，真的消散的租值不到三分之一。
试想，大房东、二房东等等，因为分租而有利可图，他们于是赚了租值。天合的“僭建”者也有利，赚了租值；收取天合僭建佣金及保护费的组织，又赚一手；天合之下的住客，因为供应天合水电而有油水可抽，皆租也。
价管理论跑出来
我是个不被成见约束的人，但应该消散的租值竟然大部分不消散，难倒了我。一九七二年的一个晚上，我把问题倒转来看，才知道传统的公共财产理论在基础上错了。传统的错，是用错了“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没有界定权利的收入或“无主”的收入，传统之见是大家竞争去争取，其争取成本等于收入，以致“租值”烟消云散。这理念忽略的，是每个人争取最大利益的要点，是在局限下尽可能减低租值的消散。那是说，在竞争下消散了的租值，永远是每个有关的人依照局限的容许去减少其消散所剩下来的最低消散。
以香港的租管为例，分租与僭建的现象正好是减低租值消散的行为。同样，所有价格管制引起的行为，都是由于在局限下要减低租值消散而起，而这些行为的本身在某程度上导致租值消散。租务管制与价格管制大同小异，而做学生时第一次读到课本上的价格管制理论，我就认为胡说八道，毫无理论可言，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价格管制会肯定地引起那种行为。得到香港租管的提点，一个新的价格管制理论明显地浮现出来：价管引起的行为是减低租值消散的行为，而有用的理论必然要从选择那减低租值消散的局限为出发《价格管帝理论》（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写了一年，其间易稿十三次。虽然好些行内的朋友认为那是近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里程碑，但自一九七四年发表后，二十多年石沉大海！听说前年有点火花，被引用五次。难道五十年后该文会变作大鱼一尾？
件工合约看公司
回头说，六九年暑期回港，除了调查租管，还有件工合约。选香港研究件工可不是因为那是我的故乡，而是香港的工会势力不大，工金自由。以美国为例，因为工会的压力，好些行业件工是不容许的。我要调查件工，是因为公司原理。
前文提及，在佃农理论中说到合约的选择，我认为科斯一九三七的《公司的本质》也是关于合约的选择的。既然“公司”是合约的问题，其研究就有了焦点。我当时肯定了件工合约是“公司原理”的重心所在，因为这种合约正好站在科斯所说的“公司”与“市场”之间。当时我想，要是科斯想到件工合约，他的论调当会不同。
当年，好些行内髙人认为科斯的“公司”鸿文是套套逻辑，空空如也。我可不是那样看，因为科斯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他问：一个人可以依照市价的指引而生产，自己在市场出售，为什么这个人会跑到一家公司去做成员，被经理指挥工作，像奴隶那样的？他的答案，是市价往往因为交易费用过髙而不能知道，所以公司就形成了。
一九六八年我问科斯：“假若苹果园的主人聘请养蜂者以蜂传播花粉，究竟是一家公司还是两家？”我见他答不出来，就知道公司的本质还没有完整的理解。
件工合约的特别之处，是件件有价。因为有价，科斯的“不知价”理念就不容易成立了。难道一家工厂不是公司？
我为科斯的荣休而写了《公司的合约本质》（The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一九三年发表。该文以件工合约为出发点而提出了委托（proxy）价格的理念，其结论是公司究竟为何物，我们既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司的合约在本质上与市场的合约不同。
科斯读该文后，回信说那是他十多年来能学到一点东西的文章。他认为“委托价格”（例如以时间计薪酬，不是生产贡献之价而是把生产委托于时间之价）是重要的创新，但不同意“不知公司为何物”之说。这一点，我是坚持己见的。
《公司的合约本质》是我到港大任职后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十多年来在国际上被转载了六七次，而被引用的次数与日倶增。
师傅女儿是同窗
北京的商务印书馆搞了三年翻译（难译，几次转换人手之故也），要出版《佃农理论》的中译本，邀请我写个新的序言，我是不能推却的。另一方面，英文原著要重印，也要写个新序。一石二鸟，我决定用中文下笔。我见香港的学子似乎不知道学术研究是怎样的一回事，也就一石三鸟，先在《壹周刊》发表。本来打算写一两期的，但思往事，一动笔就写了十期！
去年九月初在温哥华的一次聚会中，我遇到恩师阿尔钦和他的女儿。他女儿是我昔日在加大的同学，是好朋友，数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异地相逢，其喜悦之情书所难尽。她抢着说：“爸爸告诉我这些年来你在学术上有建树。”我笑着问：“他认为我是个天才口巴？”这样问，以为她会答：“当然啦！”殊不知她回应道：“不是的。爸爸说你有持久拼搏之能，永远比其他学生多走一步。”不是天才，但肯拼搏，是“傻佬”的定义了。但我还是感到髙兴的。
说句衷心话：凡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的人，免不了有点傻，有点傻里傻气的。可不是吗？要是学术研究是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有谁会因为要明白玉器市场而坐在广东道的地上卖玉？又有谁会因为明白了玉器市场，就欣然自得，懒得去写什么文章发表？
不写文章是高手
同样，关于香港的租管研究，在发表了《价格管制理论》之后，我被迫应酬再写了一篇关于租管与楼宇重建的问题的。但应该是最精彩的一篇，关于天合木屋的奇观，我已定下一个绝妙题目--The Squatters Above and The Tenants Below--在其他文章内作了预告，但到今天还没有动笔。一位经济学者朋友（G.Hilton），二十多年前屡次以美酒为诱，促我动笔。他说该文若不写下来，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损失。但我为了要多知一点香港寮仔部管制僭建的运作，分身不下，就放弃了。
真羡慕戴维德。他只有一个什么学士，平生只写过几页纸的文章，但他不仅是芝大的大教授，而且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在学术上举足轻重。他的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不仅是我，说到纯经济学术的影响力，我这一辈子无出其右。我想，像戴维德那样的人，在香港的大学是不可能找到一份工作的。
记得一九七六年，我写了一篇很有争议性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文章。内容说髙等座位的票价偏低，是因为售票的老板要使髙等座位先满，好叫买廉价位的人不会在开场后偷偷地转到髙价的座位去。过了个多月，我收到一封信，封面没有寄信人的名字和地址。打开来一看，没有信，只有一张不及两平方英寸的、从某杂志剪下来的几句文字，内容说某君买了廉价票，偷偷地坐到贵价票那边去。
我定神一想，就知道是戴维德寄来的，因为只有他这个人会那样做。两年之后，我遇到他，说：“感谢你寄来的无名又无信的信。”他漠不关心地回应：“你那篇关于票价的文章，理论没有错，但我寄给你的推翻了该理论。”
学术要从浅处看
学术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回事。我们为了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要对世事多知一点，也为了要明白而想解释一下。避免费时失事，我们要以一套系统从事。我们于是求学，学理论、学方法。我们要学得很通透，要将深的简化，然后把整套理论的重心拿得准，紧握不放。满师后就要下山，山下是真实的世界。我们要对世界知得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最蠢的学者，是试行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
我说过好几次了。三十多年来，我用得着的经济理论只有简单的两招。其一是个人争取在局限下最大的利益，其二是需求曲线向右下垂。在这两招中，只有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若子虚乌有地作出来，其命中率是近于零的。解释行为或世事的重点，是考查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决定哪种有关，哪种无关，选出有关的要简化，要有系统地处理。稍为明白一点真实的局限，往往是三几年的工夫。代价虽大，但一旦弄清楚了，理论就差不多百发百中。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者要替政府作什么建议，要以自己所学的来作什么改进社会之举。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微不足道。被政客利用是可能的，经济学者喜欢因此而把自己抬髙了。数之不尽的人说，还健在的经济学者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弗里德曼。弗老却之不恭，但私下里说心中话，他知道他的所谓影响是大势所趋，时势造英雄。
我感到遗憾的，是今天经济学的发展，大都与真己的好奇心，要对世事多知一点，也为了要明白而想解释一下。避免费时失事，我们要以一套系统从事。我们于是求学，学理论、学方法。我们要学得很通透，要将深的简化，然后把整套理论的重心拿得准，紧握不放。满师后就要下山，山下是真实的世界。我们要对世界知得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最蠢的学者，是试行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
我说过好几次了。三十多年来，我用得着的经济理论只有简单的两招。其一是个人争取在局限下最大的利益，其二是需求曲线向右下垂。在这两招中，只有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若子虚乌有地作出来，其命中率是近于零的。解释行为或世事的重点，是考查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决定哪种有关，哪种无关，选出有关的要简化，要有系统地处理。稍为明白一点真实的局限，往往是三几年的工夫。代价虽大，但一旦弄清楚了，理论就差不多百发百中。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者要替政府作什么建议，要以自己所学的来作什么改进社会之举。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微不足道。被政客利用是可能的，经济学者喜欢因此而把自己抬髙了。数之不尽的人说，还健在的经济学者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弗里德曼。弗老却之不恭，但私下里说心中话，他知道他的所谓影响是大势所趋，时势造英雄。
我感到遗憾的，是今天经济学的发展，大都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好些自以为与真实世界有关的，其实是一些数字游戏。这些我明白。民以食为天，各国政府大量资助学术，似模似样的学术文章，在什么知名学报上发表了几篇就可赢得一个铁饭碗。老实说，要是四十年前的经济学像今天的那样，我早已另谋髙就。
说得太多了。好些朋友要我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传记。但“自传”是伟人才有资格下笔，“傻佬”免问。然而，因为《佃农理论》的回顾，我无意识地写了“自传”的一个片段，大约是可“传”的十分之一吧。这片段是我平生最愉快的时刻，动起笔来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张五常
二〇〇〇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