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工程的要点是，在党河南山山口“骆驼脖子”处修建水坝，拦截内陆河大哈尔腾河，并通过渠道隧道，把水引入党河。据新华社报道，有关部门描绘的图景是“令人鼓舞”的：这项工程概算总投资12亿元，可向阿克塞县城及其郊区每年供水1200万立方米，分配给敦煌灌区水量8400万立方米，增加党河水库的水量，满足各项用水以后，还能补给敦煌地下水２亿多立方米，使月牙泉水面面积和水体恢复到原貌。
据说这项工程的设想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提出。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涉及青海省的地界，工程投资过大，还需在阿尔金山打通15公里的超长隧洞，不易开发等原因而搁置。各种争论延续到1998年，依然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观点。敦煌市的一位领导说：“引哈济党”工程，敦煌人民期盼了50年！
这完全是不可信之言。50年代敦煌县只有几万人口，绿洲湖泊沼泽众多，根本不存在缺水的问题，党河夏季还常常会发大水，老百姓决不会想到要去打通阿尔金山，跨流域从哈尔腾河向敦煌引水。50年前县政府提出的初步设想，也只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设想”而已。为什么50年前的一个设想，今天会被一些人放大成当时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和呼声了呢？
进入2000年后，随着敦煌垦区面积的不断扩大，缺水现象越来越严重，有的领导认为，别无选择，到了必须解决“敦煌千秋万代的改造自然的大事”的时候了。
且不说引哈尔腾河能否千秋万代，一劳永逸地解决敦煌的水资源问题，且不论述敦煌人均近万元的引水投资，其经济效益如何评估的问题，引哈尔腾河济党河的根本疑问依然存在。
少年时，读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记住了这两个草原姐妹一般温顺美丽的湖流--大小苏干湖。而寻访这两个湖泊，则在几十年以后。
从敦煌向南，翻过当金山口，就进入了花海子—苏干湖盆地--实际上这里是柴达木盆地北部的一个山间断陷盆地，属内陆高寒半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大于敦煌，而降雨比敦煌更加稀少。因为有哈尔腾河的流入，养育了丰美的草原，这里是哈萨克牧民的故乡。
苏干湖为大小两个湖泊，相距约20公里，位于盆地最低处，海拔2700～2800米。这两个美丽的湖泊如同草原上散落的明珠。其中小苏干湖水约10平方公里。小苏干湖为淡水湖，这个湖有一出口，溢出的水流向大苏干湖。大苏干湖水面近100平方公里，属咸水湖，平均水深２米多，蓄水量１亿多立方米。河流--淡水湖--咸水湖，在这里保持了动态的平衡。成为几万平方公里广袤的荒漠地区唯一有生命的地方。
花海子和苏干湖草原，给柴达木盆地边缘嵌上了一小块迷人的绿色。鸟类翔集，大小苏干湖自然保护区内，已知的鸟类有51种之多，其中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动物有18种之多。白天鹅游弋，云雀欢鸣，灰雁、斑头雁翔集。不仅有夏候鸟，还有冬候鸟。遗鸥、猎隼、白尾鹞、白尾海雕、玉带海雕等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鸟类。此外，还有很多野生动物长期在苏干湖草原湖畔生活，如藏羚羊、黄羊、鹅喉羚等国家保护动物。在哈萨克牧民的传说中，阿尔金是一个与魔鬼搏斗中，化为雄伟山脉的年轻勇士，而苏干湖则是两个等待勇士归来的美丽姐妹--山和湖永远相许，却又注定终生不能相遇。
每年夏秋是苏干湖最美丽的季节。湖水碧波荡漾，数万只候鸟成群飞翔。湖畔绿茵铺地，草原马儿跑，“姑娘追”，羊群攒动。湖畔有点点白色的毡房，马奶飘香，载歌载舞。
现在，这里成了继敦煌之后的又一个旅游热点，苏干湖壮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旅人。阿克塞县还投入数百万元，在大小苏干湖建设了一些旅游基础设施。
大小苏干湖在科学考察上也有重要的价值。这里是许多候鸟南迁时的必经之路，是鸟类停歇的重要通道。栖息在这里的珍稀鸟类黑颈鹤也逐渐增多。在罗布泊干涸之后，野生双峰驼沿库穆塔格沙漠和天山东迁，来到阿尔金山和花海子--苏干湖湿地，这里成了中国野生双峰驼的主要栖息地之一。
花海子--苏干湖盆地位于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区接壤的三角地区，南通格尔木，西连冷湖、茫崖和新疆的若羌，战略位置重要。河流、草原、湿地和湖泊组合，改善了柴达木北部边缘的大气环流，为冷湖、花海子等城镇生存提供了有利的气候和自然环境。
中国的行政区域演变常呈现出复杂的状况。历史上，大哈尔腾河与大小苏干湖在青海省境内，但这里又是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牧民的牧场。这支哈萨克部落，半个多世纪前，从新疆的巴里坤草原迁移至此。后来大小苏干湖的行政区域也作了适当调整，成为“甘肃最大的天然湖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与敦煌同属酒泉市，如今酒泉市已确定“引哈济党”工程“必须尽快”上马，作为下级，大概很难有表达不同意见的余地了。
新华社2005年10月10日在发布题为《敦煌灌区建成之日，月牙泉干涸之时》这一报道时，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
在拯救敦煌的口号和行动下，出现了着实令人费解的现象。一方面，原有的河流因上游筑坝取水等干涸；另一方面，却又要投巨资引水。如此矛盾之举，是真在救月牙泉？又能救月牙泉吗？
引哈济党，用另一条内陆河，用另一个草原和湖泊的代价，去救一个敦煌和月牙泉。工程建成之时，即使敦煌绿洲暂时不会成为“第二个楼兰”；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大、小苏干湖，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又一个“罗布泊”。美丽的阿克塞草原，也将变成沙丘连绵、戈壁无际的荒漠！失去北方生态屏障的工业城市冷湖，也将陷于风沙之中。
这无异于剜肉补疮，其负面作用已经十分明显。是可持续发展，还是陷入了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
问题的症结，新华社的报道，实际上指向了“灌区”的扩大，指向了当代水利工程的思维，指向了农业、种植业不合理的结构和落后的灌溉方式。
立即停止断流大哈尔腾河，救救苏干湖，这需要引起全国的关注！
绿洲灌溉：古人比我们高明？
话题已经太过沉重，我想换一换，对中国西部古代的农业灌溉系统略作分析与考证。
唐玉门关一带汉代属“宜禾县”。宜禾取意于适宜耕种，而构建成这一系统的，是渠、堰、坝与古代灌溉系统。
无论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还是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叹，实际上都表达了“两关”是古代河西走廊绿洲与沙漠的最后分界。关西是沙漠、关东是绿洲。
维系这一绿洲的是疏勒河与党河。
据《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记载，“宜禾都尉治昆仑障”。昆仑障，即“昆仑塞”。史学家认为，唐代的新玉门关城应由昆仑塞扩建而成。
几千年以来，西北人民的智慧勤劳，足以养育滋润绿洲，生计无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北和敦煌2000多年的文明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农业灌溉发展史。
现在，党河成为敦煌境内唯一的灌溉水源。而过去，疏勒河流域也是有灌区的。考古工作者曾在敦煌境内的甜水井和汉玉门关附近的卷槽、马圈湾等地，多次发现汉代屯田遗址。其沟渠、田埂等遗迹，至今清晰可见，并出土了2000年前所使用的铁铲、铁锸、铜犁等生产工具。1979年，在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了小麦、大麦、糜谷等粮食作物，震动了世界考古学界。这些粮食作物至今颗粒饱满，栗色如新，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同时出土的大量汉简中，当年戍卒曾记下不少粮食收成的记录。如敦273简“右入糜二百五十三石九斗二升”，敦256简“右凡出大麦十一斛三斗士吏姜曾夕从玉门所禀”，等等。
敦煌莫??窟出土的唐写本《沙州图经》，对汉代敦煌的水利有如下记载：“马圈口堰，右在州西南二十五里，汉元鼎六年依马圈山造……其极南一百五十步，阔廿步，高两丈，总开五门分水以溉田。”公元前李广利将军西征大宛，兵至敦煌，往来二岁，“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这些军需粮秣的筹集供应，均靠敦煌绿洲，可见当时的屯垦已达到了相当规模，生产粮食的种类也很多。灌区生产的粮食，除供应当地居民和南来北往的商旅外，还要作为守边和西征大军的后勤保障。唐代，敦煌安西一带更加繁荣，设置有瓜州、沙州等十余个县。这里位于丝绸之路要冲，人口众多，市井繁华，文化发达，商旅来往不绝。故有“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之说。敦煌城市的人口，大约不会比今天少。
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灌区农业的发展，是敦煌发展繁荣的基础。唐代在汉晋修渠筑堰的基础上，沙州刺史李无亏新修了一条“长三丈，高一丈五尺，阔二丈”的“长城堰，百姓欢庆”。此后，又陆续修整了许多水渠。如长二十里的宜秋渠，长十里的原都乡渠，长十五里的北府渠，长五里的三丈渠和长二十里的孟授渠等。
更值得重视的是，历史上，管理河渠分配灌溉用水，一直是政府的行政职能，形成了完整的组织网络。规定了严格的河渠灌溉事项：“州设渠泊使，县设平水，乡有渠头”，民间则设立了“渠人社”。--用现在的话说，节水、合理配置水资源的前提，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科学管理，并把责任落实到人。由于这些措施，敦煌“州城四周，水渠流畅，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士流家家，土不生棘，鸟则无鸮，五谷皆饶”。
大诗人岑参在敦煌盘桓时，对此有生动的记述：
敦煌太守才且贤，郡中无事高枕眠。
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碛里人种田。
敦煌耆旧鬓皓然，愿留太守更五年。
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
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
醉坐藏钩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
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钱，此中乐事亦已偏！
岑参这首七古写于天宝八年，即749年，他应邀参加敦煌太守的宴会，虽然有对主人吹捧讨好之嫌，但诗作的内容应该也是有根据的，否则这不切实际的当面吹捧表扬不就成为讽刺了吗？
过去，这首诗的意义一直解释为“反映当时官僚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我想，反映当时敦煌领导干部的真实生活，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才且贤”的官员是无须成天忙得不可开交地作指示，参加各种会议的。“太守”抓住并解决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人民安居乐业，官员尽可“无事高枕卧”。在敦煌，善于治水的官员就是好官。社会稳定和谐，生产发展，百业兴旺，当官的迎来送往，讲点排场，多吃点多花点，老百姓也不会太在意。自然，没有本事和不干事的官，再廉洁也没用。群众最不满的就是既没本事，又很贪婪的千方百计捞钱的官。唐代地方官员三年一任，并规定太守任期必须在三年以上。敦煌老百姓挽留有作为的太守再留一任，而不是放鞭炮送他走，这应该是事实。
在古代，要用泥土修建大坝，全部拦截河水是不可能的。土坝很容易溃决。他们用什么办法治水呢？首先是筑堰。堰是较低的挡水构筑物，作用不是蓄水，而是提高河流上游水位，以便引流灌溉。只要在河道上垒些石块或打木桩，抬高水位，筑堰修渠，即可引水自流灌溉农田。汉代所建的大堰“高两丈”，实际也只有几米高。这颇符合现今国际上流行的修低坝、维持河流生态的思想。
夏天，冰雪消融，疏勒河与党河水位猛涨，正是庄稼需水季节。堰坊对灌区极其重要，因此也成为古代战争中对方的破坏重点。修复水利设施就成为大事。《新唐书·张守珪传》中记载，唐开元时张守珪为瓜州都督，开元中“有诏以瓜州为都督府，即诏守珪为都督。州地沙瘠不可艺，常潴雪水溉田。是时渠堨为虏毁，林木无所出，守珪密祷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数千章塞流下。因取之修复堰防，耕者如旧。州人神之，刻石记事”。
“州人神之”的张都督，看来不仅是我们现今常常在电视镜头中出现，大声吆喝指挥救灾抢险，或者走访灾民询问生活情况如何的书记市长。他还是位很有专业知识，能亲自规划设计工程项目的高级水利工程师。
被百姓称“神”的敦煌专家不仅有张都督，早在2000年前，敦煌先进的治水技术就传到了西域诸国。如西汉时敦煌人长史索励--我不知道他是否就是著名书法家索靖的祖先--带兵1000多人从在伊循城（今新疆若羌县境内）屯田，曾调集鄯善、焉耆等处军民4000人，横断卡墙河，掘渠分水，改进灌溉条件，使许多贫瘠的土地变成沃田，庄稼连年丰收。所以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给予其很高的评价：“敦煌索励，字彦义，有方略……屯田楼兰……横断注滨河……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
我想，一位官员的政绩工程，能给当地百姓带来惊喜和福祉，能显示国力，能使外邦叹服，能够写进历史，一定代表了先进的文化，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百姓的利益。如果古代有科学院工程院，评院士，聘他当博导带研究生，是很够格的。
关于古代在敦煌形成的“文化绿洲”，我还想稍微说得远一点。
敦煌莫高窟举世闻名，敦煌石窟中深藏的“秘宝”发展成为“敦煌学”--其实敦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发达的灌溉渠系孕育了发达的农业和商业，才有可能使敦煌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耀眼亮点。仅以书法为例，东汉著名的书法家张芝是敦煌人。他以行书、隶书见长，尤精草书，被人称为“草圣”。张芝的父亲张奂是征战西北的名将，后触犯宦官，隐退敦煌故里，闭门不出。张芝幼而高操，勤学好古，经明行修，有几次可以应征做官，他皆不肯，而潜心于书法与治学，当时影响极大。晋代王羲之推崇说“汉魏书迹，独钟（繇）张（芝）两家。”张芝的书迹保存在《淳化阁帖》里有五帖，其中《秋凉平善帖》可以说是张草的典范，为世所珍。在张芝的周围，形成了一群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集群，此后敦煌地区崇尚草书的风气延绵不绝。如张芝的兄弟张昶也善草书，又极工八分书（汉隶的别名），时人称为“亚圣”。在敦煌的这一书法集群中，还有一个孩子的身影，这就是张芝妹妹的孙子索靖。在西晋时，索靖官至尚书郎、酒泉太守、征西司马等职。2003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动用了文物征集专项资金，以2 200万元购回了清宫流失的文物--索靖的《出师颂》，可见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价值。在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唐代的敦煌写经等，在书法上都有极高的价值。古代的敦煌群星闪烁，文人名士荟萃，远非一般边地州县可比。
并非完全是现代水利的功绩，到清代康熙年间，疏勒河流域就已经形成了以安西瓜州、三道沟和玉门镇为中心的三片较大的灌区。
我不知道当代水利专家，是否研究过古代疏勒河流域灌溉工程和设计理念，有没有评估过疏勒河水全部拦截后对下游生态环境的影响。河西走廊西端历史上一直是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地区。既有绿洲的田园风光，也有片片草滩，点点羊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