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反应、劳累和疾病、缺粮和饥馑，像阴云一样，始终笼罩着，挥之不去。即使年轻强壮的体质，也扛不住断粮之苦和极度劳累。思乡，想家，移民们人心开始浮动。这三批移民，都有淅川县级干部领队。为了求得口粮和生活生产必需品，干部们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找当地政府反映实情要粮。当地政府也有难处，拿不出粮食，都已经按规定给了，你怎么能多要？双方争执起来。为移民奔走呼吁的干部，在假话盛行的年代，很容易受到打击。原任淅川县委委员、县检察院检察长、支边移民团“政委”的王海申，原淅川县城关乡党委副书记、一营营长侯富润，因此立即受到政治处分--这起错案，直到1965年才给予平反摘帽。少了当家人的河南移民们，人心更加不稳。
青海省有关方面认为，移民思乡和队伍不稳的原因，是他们的家庭、亲属不曾迁来。
1960年2月，青海省组织“慰问团”到淅川。慰问团还有另一个任务，即继续动员支边青年家属到青海，这次共动员了4709户、14334人去青海安家落户。他们认为，家整个搬来后，移民们就能安心扎根了。至此，淅川水库移民支边青海的总数达到了2.2万多人。这一批移民中有不少老人、妇女和孩子。
秋季，边地风起，百草枯黄，霜冻来得早。
在青海种粮，不了解当地气候环境，可能只差几天就没有收成。粮食减产，有的地方种下后颗粒无收。
连绵淫雨过后，朔风一阵紧似一阵，严寒的冬天就要来临了。恐慌很快火一样蔓延开来。
浮肿，发烧，不断有倒下不起的。移民中“正常死亡”--主要是染病和饿死的人数增多。支边人员开始背上行李出走逃亡，人数不断增多，干部拦都拦不住。成群结队，举家讨饭也要回到河南。雁行过处，青海淅川移民安置地出现了十室九空的情况。
据《1965年青海省对淅川县支边人员抚恤补助表》不完全统计，死亡、下落不明、致残人数达654人，其中在青海死亡的达到386人，下落不明的达98人。
但实际上，死亡等远不止此数，因为统计人数中不包括支边青年的家属。《抚恤补助表》记载：死亡支边青年，抚恤标准每人为167元，致残补偿标准每人10余元--这就是一个年轻的鲜活生命的代价！
20世纪90年代，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从格尔木采访返回西宁途中，进入昆仑山，采访地质队，夜宿都兰县。由于海拔高，有些缺氧，在县城行走，呼吸粗急。在小招待所昏黄的灯光下，我写了篇记述女地质勘察队员的通讯--《昆仑山拒绝眼泪》。女地质队员只有数名，而几十年前的河南水库移民有上万，且有好多人长眠于此，他们的眼泪呢？用不着触景生情的联想。也许，我们都曾经错过，长眠在这里的永远年轻的生命。在雄浑大山深浓的背影里，在伟大时代的蓝色背影里，能活下去，活着，是多么好啊。
其实不仅是丹江口水库，开大规模水库移民支边先河的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当年三门峡也有数十万人迁往宁夏等地。这些移民与丹江口水库移民相似，支边后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多数又返回到水库周边地区，无家无土，守望黄河。这造成了长达数十年的移民返迁问题。
水来了，水来了
丹江口工程的综合效益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防洪。
淅川在历史上很少有洪水发生，原淅川老县城依水而建，有航运商旅之便，河两边也多是肥沃的水浇地--否则，丹江小盆地缘何能成为楚文化的发祥之地？
对丹江两岸的百姓来说，灾难不是丹江的洪水，而是水库长期无规律的漫水和蓄水。
1960年，丹江口水库动工两年以后，汉江与丹江受到施工影响，水流不畅。9月里，当地并无暴雨，上游也未发洪水。静静的丹江在不动声色中，水位突然暴涨，地里的庄稼来不及收割，水就哗哗地漫上来了，撵着人跑，成熟的庄稼一两天就完全浸泡在水里了，只露出了尖梢。水来了，水来了，水漫进了村子--这是从未见过的大水，人逃出去了，可房屋经不起浸泡，纷纷垮塌。
这次，李官桥、三官殿、下寺等52个村庄，2237户农民受灾。淹没秋粮3.1万亩，房屋倒塌4.050间，损失农具、衣被等5万余件，粮棉等物资10多万公斤。在那个年代里，即使是人祸，也没地方可说，对灾民来说，只有“抗灾自救”。那个寒冷的冬天，窝棚的檐下挂着条条冰凌，树皮野菜煮着纽扣般大小的洋芋。我不知道数千拖家带口的灾民们是怎样熬过来的。但这仅仅是磨难的开始。从此，丹江口库区进入了十年九灾不断洗劫的轮回之中。
1961年，丹江口大坝围堰壅水。决定库区海拔124米线以下的居民动迁--这批移民被称为老移民，共涉及4个公社，100多个村子，计26 725人。
决定来得很突然。对这批移民，水利和施工部门未作任何安排。
淅川县政府与邓县政府商量，把其中4000多人迁往邓县的孟楼、彭桥两地插队安置。其余2万多人均限期轰出家门，投亲靠友，自己找落脚的地方。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次对农民彻底的“剥夺与窃掠”。
望不断上涨的水啊，望不到边的愁！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有的农民亲戚全在水库区村里，哪有可以投靠的地方？还来不及搬迁，地就淹了，水就进村了，漫进院子了，房屋被淹。为什么不能说，“以水赶人”，“库水猛于虎”？农民拖家带口，挑着锅、背着粮，赶着猪娃，只好先到地势高一点的坡地上，搭起个棚子。接着，便是绵绵不断的秋雨。地没了，家没了，粮也没了。忘情水，忘情水……
1962年，丹江口水库大坝因工程质量问题暂停。
水库修了一半，停了，不少库区边上灾民看看没动静。那么好的地不能撂荒，就返回原来的村镇。此时，已经一贫如洗，到处断墙残壁。他们在老宅院子里清理，搭起炉灶，支起棚子栖身，回到自家原先的田地上耕作。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官方阻拦，没有安民告示--这也是灾民的生产自救啊。
谁知刚刚安稳了一年。1963年5月，大雨倾盆。库区水位暴涨，返回库区的农民，又再次被淹，大家又赶忙逃了出来。
1963年12月，丹江口工程复工。
此时，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丹江口水库工程规划。按照规划，水库建设以防洪为主，结合发电，即正常水位145米，移民高程147米。
大规模的移民开始了。
已经迟到了三年。我尽可能详细地抄录以下这些数据，为了不让世人忘却水库移民所作出的牺牲--
1961年水库移民的补偿，分楼房、瓦房、草房三类。
每一种又有若干档次，其具体标准是：瓦房每间一等125元，二等110元，三等95元；草房每间一等95元，二等85元，三等75元。以后多次进行了登记、调整，到1965年，按当时兑现的发款册，房屋属自己处理的，平均每人增补90～110元，已达到标准者不再解决。房屋归国家处理的平均每人140～155元，已领清者不再解决，不足部分补到规定标准。
“发钱到户，自由选点”，听起来非常民主。这些政策规定也颇有些费解。其实非常简单，如果农民把房屋的瓦片、木料拆下扛走的，一间屋只有100多元钱补偿，拆不走的多30～40元钱。后来，每间屋又增加了100多元钱。过去是见穷怕，现在是见水怕。大路已经断绝，熟悉的风景不再依旧。几经折腾，失地丧家的老移民，吃饭都成了问题，日子过得凄惶，盖得起房屋的很少。
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特急电令
出动军队安置水库移民，是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即使不是，也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吧！
动用军队，有更“战略”层面上的意味。20世纪60～70年代，与苏联关系紧张，特别是发生珍宝岛军事冲突后。位于东北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不安全，国家决定在鄂西的大山中建立第二汽车制造厂。丹江口电站关系到十堰二汽建设和电力供应。那是战备的需要，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尽管后来风云飘散，二汽主要生产基地已经陆续搬出山沟，迁往襄阳和武汉。那是后话。
丹江口水库建成后，受益主要在湖北省。因此，湖北省接收淅川县移民也较多，安置任务重。1965年4月和9月，鄂、豫两省代表分别在武昌和荆州两市，召开丹江口水库淅川淹没区迁往湖北省移民安置联席会议。确定了“河南包迁，湖北包安”的原则精神，即从1966年春至1968年，用三年时间，分别在湖北的荆门、钟祥两县安置。
移民经费标准：荆门人均418元，其中建房费274元，集体生产费30元，搬运费66.65元，个人损失补助20元，行政管理费7.81元，预备费19.92元--即真正用于移民安置的只有300来元。钟祥人均423.08元，也包括建房、搬运、行政管理等费用，个人损失补助也只有20元。当时会上就有人提出，荆门多种水稻，移民们自带的农具可能不适应。此外，还要修一些小型水利项目和一些配套设施，定下来的补助标准偏低，要报水电部确定后执行。
但是，没等到提高标准的下文。
时不等人，只好根据两省商定的标准办，开始移民。荆门为安置移民建房为土坯墙，木料结构瓦顶；钟祥前后墙结构为芦苇夹壁，山墙为砖。与多数移民工程一样，都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漏洞，有的人总是想方设法从移民们身上捞一些好处，偷工减料。钟祥县建房2 460间，上报每间造价409元。湖北省移民指挥部派人对所用物料及工日核算，每间造价仅为271.61元，虚报了138元！
选点时，两个省上来的干部只是走走看看，指指那一些地块，说这一片地是划给移民的，那又是给移民安置用，没有在具体的地块上栽桩标界。协议只是口头上的，没有形成文字。移民送到后，发现与原先说的全然不同。好地变成了差地。
屋漏偏逢连夜雨，因突击建房，质量差、险房多，房屋潮湿。移民到达时，还有相当一部分房屋未建好，移民只得搭起临时窝棚栖身。
远迁湖北的第二批移民到达时，荆门县粮食歉收，第一批移民存在的纠纷又开始不断发生。因此，荆门县拒收丹江口水库移民。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到处造反有理，地方政府瘫痪。移民闹事问题开始凸显。
国务院、中央军委电令武汉军区负责协调两省，尽快解决移民问题，以保证丹江口水利工程的蓄水。于是，武汉军区的孔庆德、韩东山两位副司令员，亲自主持，组成了以武汉军区为主的丹江口水库移民指挥部。军令如山，雷厉风行，调兵派车，用半军事的方式，强行完成了移民的搬迁。
丹江口水利枢纽大坝1967年7月开始拦洪，11月下闸蓄水，1968年10月第一台机组发电。1971年年底，淅川县城全部沉入水底。1973年年底全部建成。当时《人民日报》等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报道，称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政策跟不上形势，又是后话。
1972年5月8日。国务院在《关于提高丹江口水利枢纽蓄水位和移民问题》的文件中同意：蓄水位155米，移民水位157米，移民安置分别由湖北、河南两省负责。核定移民经费1 870万元，其中河南省960万元（人均400元），湖北省910万元（人均350元），由各省包干解决。
造成水库移民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指导思想和方针，在于重工轻农，也在于工程建设一方。无视农民权益，不按程序，“先斩后奏”，片面突出夸大工程的某一点作用效益，很多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规划与立项中都存在这一现象。也可以说，中国的当代工业化是在前无古人，毫无准备，“超英赶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起步的。
服从大局，舍小家顾大家，先生产后生活，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规划设计与建设、移民同步进行。
尽管国务院尚未正式批复，为了“提高丹江口水库防洪能力和适应工业用电的需要”，从1969年起，有关部门已经计划把蓄水水位从147米提高到157米，并开始移民。别小看小小的10米高差，可淹没的良田，要增加数万亩。
1971年，移民规划尚未落实，水库就开始提高蓄水水位了，丹江口水库水位上升到了152米，4.2万居民仓促迁出。这批移民大多数是按原大队建制就地后靠的。这就不能不留下许多问题，成为水电工程永久的伤痛。
丹江口电站开始发电了。
湖面上波光如镜。许多领导视察丹江口工程时，都要登乘游艇，山色湖光，落霞归鸟，景致美呀！
移民们则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声音--现在，一些地方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群体性事件，移民为补偿问题上访不断。多数行为都是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益。以历史的眼光看，也是一种进步。
后靠：生存与生活空间的无情压缩
1969年春，淅川县152～157米高程内的24000多人开始了搬迁。当时经历了青海支边大返回浪潮，又有外迁湖北两地的重重阻力和困难后，认为“远迁不如近迁，近迁不如就地后靠自安”。因此这些移民，都在县内，基本上是后靠安置。
实际上就地后靠的不止这两三万人。有些库区农民已经在10年间第二次、第三次搬迁了，也有的是从青海省九死一生逃回到老家的。他们像沙子一样，被密密地挤压在水库的周边地区。家越搬东西越少，也越来越穷。此后几十年，许多移民生活陷于无望和无助之中。
走遍各条河流，水库淹没区都是当地最好的土地。
原先河谷平原和川道，城镇密集，道路纵横，交通便利。水库建成后，库区周边村镇被水面阻隔，有的道路不通，有的出门见水，成了闭塞不便的地方，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非常不利。
一些村子虽然不在淹没区，但耕地减少了一半。加上就地后靠的，村子里的人口增加了，土地减少了。到镇上和新县城需要摆渡，或者多绕道几十里，生产生活环境严重恶化。移民有补偿，被后靠移民挤占了土地的要不要补偿？
丹江口水库建成已经几十年了，可淅川县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在这个贫困县中，生活最贫困的，仍然是水库周边的移民。在丹江口水库建成10多年后，由“长办规划处”组织编写的《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遗留问题调查报告》指出：库区移民原来都在丹（江）淅（川）平原，土地肥沃，生产条件较好。移迁前，人均口粮、现金收入都大大高于全县平均水平，而现在均减少了一半多，其中60%以上移民处于贫困和极端贫困状态，难以维持温饱。
2005年冬天，我来到老城镇附近的一个村子。
老城，顾名思义，就是原来老县城的一部分。丹江边的老县城已经完全没入了水底，但一部分就近后靠的居民在一块地势稍高的地方形成了一个镇子，沿用了县城的旧名。
许多移民的贫困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