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汉元帝当皇帝当得闷了，有一天突然想征求一下群众意见，就大老远从山东请来一位民间知识分子贡禹，向他请教自己的行政措施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贡禹说，您老婆娶得太多了点儿，个人消费标准太高了点儿，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嘛，所以这两样都得裁减裁减。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写到这儿，对贡禹的表现很不以为然：人家皇帝难得征求一回群众意见，更难得征求你这个群众的意见，你放着腐败啊、干部制度啊、经济政策啊那么多重大问题不说，单说这些个人小节，这不是有病吗？
要搁我是贡禹，劈头能给这司马温公一耳光：您写书那会儿高寿了？怎么见识跟您砸缸那岁数差不多啊？
您当贡禹不想说这些？可您得瞅瞅这征求意见的人是谁啊。
不是有那么句话：“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皇上在内政外交上有什么毛病，知道的人还少吗？可他们知道了为什么都不说？如果不弄明白这点贸然提意见，结果只能是让大家都不自在。
也是在汉朝，东汉桓帝那时候，有人推荐河南安阳一位名士魏桓去洛阳当大臣。这魏桓接到公家发的差旅费，思想斗争了好几天，把亲戚朋友当中有见识的人都给请了来，问他们“这皇上小老婆很多，我要是提意见，他能给精简点儿吗”，大家全说“没门”；又问“皇上花钱大手大脚，我要是提意见，他能给省着点儿花吗”，大家又全说“想都别想”。魏桓一听这些，立马把差旅费退还，借口身体不适死活不肯上任。他的道理再简单不过：当官就是为了干一番事业，可官是给皇上当差的，这皇上连裁减小老婆、节约开支这样的私人毛病都难改，还能指望他在国事上言听计从，有错必改吗？还是省省吧！
皇帝公关学里说得好，伺候皇上，让皇上心情舒畅，目的是把官做好，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是途径、手段，而绝不是目的。如果这皇上被您伺候爽了之后，能让您人尽其才，那么不妨好好伺候；倘若您不论怎么伺候，他都是烂泥扶不上墙，根本不会拿您的话当回事，那您还伺候个什么劲儿？有奴才瘾不成？还不趁早家去！对皇上提意见，就该像贡禹那样，先提小的、容易改的，以观后效。如果行，就接着说下去，否则干脆不伺候。道理很简单：连洗手都嫌费事的主儿，能乖乖听人劝每天洗澡吗？
这汉元帝征求群众意见，那不过是摆个姿态。贡禹提这几个不轻不重的意见也十分恰当，您听，最好，我得空再提些更进一步的；不听，这些意见算不得什么刺激性的，您也不会把我怎么着。事实也正是这样，汉元帝对禹贡的意见给了个口头表扬，可以后也没听说他重用这位先生，更别提听他别的什么批评指教了。至于那几条不痛不痒的意见，他虽然表面上虚心接受，可您就想一想，这位大爷就是把王昭君送给匈奴人的那位大皇帝，一个老婆多到两只眼睛看不过来、要靠人家送画像来挑拣陪夜对象的主儿，就知道这意见的反馈究竟如何了。对这样的皇帝，还能提什么军国大政的批评吗？
南朝梁武帝时有个叫贺琛的，上书皇帝，批评他浪费民力和钱财。结果让皇上勃然大怒，写了好几千字跟贺琛辩论，吓得贺琛连写了几份检讨书，才灰溜溜离开京城。这贺琛这会儿大约也明白了，皇上要的不是意见，而是尊严和面子，那么您就留着您的尊严和面子一个人待着吧，咱也该干吗干吗，横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至于那位扶不起的皇帝，等他落得被侯景弄到没饭吃地步的梁武帝一般田地时，就让他自己个儿对着一堵墙生闷气去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