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后大借款是袁世凯政权与国际银行团经过冗长谈判而达成的巨额借款。在这场一波三折的借款谈判中，袁世凯的谈判人马换了三拨，国际银行团的成员国构成也先后换了三次。而剧烈的竞争，不仅存在于多国银行团内部各国之间，也存在于每一个参加国内部各银行之间。
在了解善后大借款之前，有必要认识一下借款前的袁世凯。
在经历了八国联军在津、京的屠戮和难以承受的巨额赔款谈判之后，直隶总督李鸿章抱着病残之躯于1901年9月与列强签下了《辛丑条约》。李鸿章这个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中国当时最有声望的政治家，一生中为中国签过无数个耻辱条约，但这次签下的也许是最耻辱的一个。他在签下这个条约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尚未回京。两个月后，在另一个耻辱的中俄条约正等着他去签字时，79岁的李鸿章撒手西归。
李鸿章去世后，被认为是最佳接任人的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正式出任，以军事实力进入中央要津。此后，袁世凯还兼任着一系列的重要职务，号称“一人而兼八大臣”，位重权大，即使当年的李鸿章也无法望其项背。
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资政。面对袁世凯日益膨胀的势力，载沣毫不犹豫地在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将袁世凯开缺，剥夺其一切军政大权。袁世凯被打发到河南老家的彰德洹上村“养疾”。不过，此时的袁世凯早已“心腹满朝廷”。袁世凯在等待时机，以期重新出山。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由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成立不久的南京政府曾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紧急贷款200万两，但当时英国等国的银行对中国政局持观望态度，并不想轻率地冒险借款。正如汇丰银行伦敦分行经理阿迪斯在答复孙中山的贷款要求时所说：“在稳固的政府建立以前，不能期望得到贷款。”
事实上，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新生的民主共和政体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对孙中山也没有什么好感。他们看上的代理人，是被清廷不得已重新请出山的强势人物袁世凯。他们相信“袁世凯是挽救中国局势的唯一强有力人物”，也只有袁世凯才更有利于保持他们实实在在的在华利益。
被清廷任命为总理大臣、主管军务的袁世凯，在几个翻云覆雨的动作之后，很快摆平了北京的清廷和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13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表示接受民主共和的袁世凯被提名接替孙中山的职位。
汇丰银行也同样看好袁世凯。汇丰银行总经理斯特布在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几天后的一封信中写道，一旦袁世凯政府和西方列强建立了确定的外交关系，各国银行即准备给予其财政援助。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在就职誓词中宣称：“民国建设肇始，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
然而，宣誓“发扬共和之精神”的袁世凯，实际上却是在一步一步地朝着独裁的方向进发：破坏责任内阁、镇压国民党、强迫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进而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直至将1916年定为“洪宪元年”，当上中华帝国“洪宪”皇帝。
在这条通往独裁的道路上，袁世凯首先要做的就是向西方列强借款。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代表早已在待价而沽。
最先主持袁世凯“善后借款”正式谈判的，是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1912年2月27日，唐绍仪会见四国银行团代表，提出借款计划。为支持袁世凯稳定局势，2月28日，四国银行团同意由汇丰银行经手，交付200万两的垫款作为南京政权北迁和裁军的费用。2月29日，袁世凯为了迫使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在北京策划兵变。四国银行团不知内幕，以为局势不稳而未批准垫款报告。3月2日，袁世凯下令致函四国银行团，要求垫款110万两。一周后，四国银行团回复，并提出借款条件：垫款以盐税为担保，同时要求袁世凯保证除四国银行团外，不得与其他机构洽谈任何重要借款业务。
在此之前清政府的重要贷款多以海关税收为担保，海关成了外国债权人的收款代理人。如今，另一项政府最为稳固而巨大的财政收入--盐税也将被用做借款担保。
为了及早得到借款，袁世凯回函接受了银行团所开条件，并保证：“如条件与其他方面的条件同样有利，银行团有承办大规模的善后借款的选择权。”当天，银行团付给垫款110万两。袁世凯回函中的承诺成为日后银行团垄断中国借款的依据。
借款谈判仍在继续。为了争取到更多权利，也为了确保中国有还款的能力，银行团开列的条件日益苛刻，进一步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的过分要求，即开支军饷、解散军队由外国军官监督；日后使用垫款由汇丰等银行向财政部选派的外国审计员监督。
列强的操控野心和袁世凯的饮鸩止渴，引起了人们特别是革命党人的愤怒与抨击。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谈判没有达成协议。袁世凯随即撤换唐绍仪，由财政总长熊希龄接手谈判。
谈判的过程冗长而复杂，充满了阴谋与背叛，讹诈与要挟。在熊希龄主持“善后借款”谈判前，为扩大列强间的合作和平衡各方在华利益，英国政府接受英国银行团的主要代表、汇丰银行伦敦分行经理阿迪斯的建议，“邀请”俄、日两国加入银行团，四国银行团于是变为六国银行团。
6月24日，六国银行团与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熊希龄举行第一次会谈，正式递交了进一步垫款和“善后借款”的四项条件：一、须给予银行团经理五年债票的专利权；二、须以盐务改照海关办法；三、须延聘银行团中一人为财政部顾问；四、须聘外人为稽核处长。
尽管列强态度强硬，由于涉及国家主权，熊希龄未敢贸然答应。借款谈判再次中断。
此后，谈判时断时续。11月27日，当借款再度开议时，“办事不力”的熊希龄被调走，由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接手借款事宜。
周学熙主持借款阶段，国际银行团方面再次发生变化。1913年3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美国退出银行团和“善后借款”。威尔逊认为，借款中有些条款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内政。而美国银行家也认为，善后借款不仅对中国本身不利，而且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于是，六国银行团又变成了五国银行团。
与此同时，国际局势已经非常紧张，欧洲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银行团中的欧洲国家都想早日结束谈判，以从远东事务中脱身。
中国方面的事态这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革命党人在舆论方面口诛笔伐，谴责袁世凯违法借款，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一触即发。因此，袁世凯也同样急需尽早借款。
经过一年多反反复复、讨价还价的谈判和博弈，袁世凯在步步退让中和列强达成了借款协议。1913年4月22日，袁世凯命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与五国银行团草签“善后借款”合同。
从4月26日夜晚到27日凌晨，北洋政府在位于东交民巷的汇丰银行北京分行大楼内与五国银行团签署了2500万英镑、按五厘计息的善后借款合同。
“善后借款”合同签字后，获得了借款债票发行权的银行团成员，着手债票在国际市场上的发行。1913年5月21日，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布鲁塞尔五地同时发行“善后借款”债票。由于借款折让多，利息高，债票获利大，上市后的债票购买势头极好。其中汇丰银行在伦敦市场上公开募集债票441万英镑时，订购数达到6000万英镑之多，超额认购12倍。
借款的最终达成，袁世凯、列强以及汇丰等银行团成员各有收获。对列强来说，可通过贷款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国财政主权和盐政主权受列强控制，这即使在贫弱不堪的清末时期也不曾出现过。继清朝丧失关税自主权后，中国这时又失去了财政自主权和盐政自主权。
善后借款以盐税为担保，所有盐款统由中国银行收入，之后分交五国银行团中的五个主要代表--汇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和德华银行保管。
对汇丰来说，这次善后大借款谈判的主角，是北京分行经理熙礼尔和伦敦分行经理阿迪斯。前者在北京和袁世凯政权直接联系，后者在伦敦负责协调各国银行团成员之间的行动。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汇丰银行也当仁不让地起到了领袖银行的作用。
由于对中国贷款有厚利可图，在这次大借款中，出现了其他英国银行也要求参加承募部分借款的竞争，它们埋怨汇丰银行过分地垄断了远东金融。但是英国外交部向汇丰银行保证，在此项善后大借款成功发行和获得担保前，绝不让更多的银行介入。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在信中写道：“必须对汇丰银行取得的特殊地位给予适当重视，因为事实上它是第一个进入这个领域的银行，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目前的国际合作。”
这种合作可以防止在借款上自相残杀式的竞争。如果人人都能参与贷款，那么中国用来担保的东西将很快用完，国际银行团也就必然不能进一步扩大业务。在国际上由银行团垄断、在银行团内部由部分银行垄断，正是袁世凯时期借款时表现出来的突出特色。
对袁世凯而言，则不仅解了燃眉之急，而且借此对各省财政进行了整顿，统一财政体制，加强了对地方的掌控和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钱，也增加了快步走向皇帝宝座的资本。袁世凯离他的帝国梦着实地靠近了一大步。
4 日本的劫夺与汇丰的抱怨
善后大借款是国际银行团与袁世凯政权之间达成的巨额借款，不过也是这一时期内唯一的巨额借款。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就在大战爆发前两个星期，汇丰伦敦分行经理阿迪斯在给熙礼尔的信中失望地写道：“用不着写信谈中国借款的事了。由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交战，其他列强也有立即被卷入这一旋涡之势，因而发行任何公债，都将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战争不仅割断了袁世凯与伦敦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因为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东方而给了日本在中国大肆扩张的机会。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在善后大借款中，日本也分到了一杯羹。但是日本感觉到，欧战的爆发及其战争的最后结果，必定牵涉到列强日后在中国权利的重新分配。当前，德、奥与英、法、俄两个集团之间互相厮杀，无暇东顾中国。但欧战一旦结束，和平恢复之日，即是英、俄、法诸国加紧向中国内地侵进之时。现在，正是日本采取行动的大好时机。
于是，日本政府很快制定出了“二十一条”对华交涉案，并于1915年1月18日提交给袁世凯政权。
袁世凯不是不知道“二十一条”的厉害。就在日本公使递交“二十一条”的第二天早上，袁世凯在一次会上曾说：“【日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中国国事已定，隐怀疑忌，故提出这个东西，意在控制中国，不可轻视。”然而，袁世凯那早日称帝的企图需要日本的支持。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束手屈服。
正忙于欧洲战场的英国，作为日本的盟国，对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并没有感到不满。虽然汇丰对日本侵犯英国在长江流域利益的威胁表示出了极大关注，如阿迪斯曾致信熙礼尔说这是“日本狭隘沙文主义精神的逐渐发展”，但英国政府并没有理会这种言论。而其他欧洲列强也都忙于战争，无暇顾及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日本加快了向中国扩张的脚步，袁世凯则加快了迈向皇帝宝座的步伐。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预备元旦登极。北京显出一片祥和景象。但是，反对力量迅速集聚，并如山火蔓延。最终，56岁的袁世凯在做了83天“洪宪皇帝”后，在全国一片谴责声中抑郁死去。
袁世凯去世后，中国开始进入历时12年的军阀时代。虽然名义上中国继续称为共和，但是建立在军事力量上的独裁统治，才是这个阶段中国政治的实质。这个时期，在贷款方面，因中国政局动荡而使汇丰止步不前，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期进行，使英国无暇东顾，汇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一个又一个的借款合同。
从1917年1月由西原经手借给段祺瑞政府500万日元的贷款起，到1918年9月的多次贷款，均由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奔走促成，史称“西原借款”【见表3-1】。
这是继1913年国际银行团对华善后大借款以后的一次巨额借款，也是在国际银行团之外进行的唯一巨额借款。这项巨额借款所找的借口是：国际银行团包揽的贷款仅限于政治性的贷款，经济性的实业贷款则不在其包揽范围之内。
对于日本从借款中所获得的好处，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在1918年9月下台后说：“本人在任期内，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阿迪斯则在1917年10月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充满了对日本的羡恨与对中国的失望：“目前的中国政府根本无视国家的前途，一心只想弄到钱来维持他们的地位，显然正在把中国出卖给日本人。”
自从袁世凯去世后，北京政坛上权力更迭频繁。1917年11月???权力斗争使再次担任总理仅4个月的段祺瑞下台。对于此后的政治形势，熙礼尔感到，眼前似乎是一个更加不稳定的时期。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总统现正着手组织新内阁，其寿命可能比其前任还要短。据我看来，在让南方得到一定地位，同意参加内阁以前，中国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一般说来，政治前途阴暗，毫无希望。没有政府，没有合作，也没有爱国心。每个带着一群武装党羽的督军本身就是法律，看起来真像是处在欧洲黑暗时代和英国贵族统治时期的年月里。现在无法推测今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结局。我们只能坚信，我们寄以希望的中国及其国民品德的不可毁灭性终究会把这个国家拯救出来。”
汇丰在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形势，此时它所关注对中国的政治贷款，远远超出金融业务本身。因为在近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政治贷款不似一般存款，拆放、汇兑等起调节金融市场作用的具体业务，通过特定的贷款，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更可加大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