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表皮长出下垂的神经纤维瘤的年轻人是贝内特最后一个门诊病人。但是对贝内特来说，短暂的休息之后，他还要用整个下午巡诊住院部病人。我借故没跟着去，而是出去绕着镇子逛了一下午。我在布兰福德闲逛着，似曾相识和素昧平生两种感觉奇怪地在内心交错；我忽而觉得我以前见过这个镇子，忽而又觉得它对我来说新奇陌生。突然，我想起来了--是的，我见过，我以前来过这儿。1960年8月我在这儿停留过一晚，那时我是搭便车经过落基山到西部去。当时这个镇子只有几千人，几条满是灰尘的街道，几个汽车旅馆和小酒吧，还有一个十字路口。当时这个镇子只不过是长途跋涉去往西部的载货卡车临时的落脚点而已，现在这里的人口已达两万，主要干道是一条开满商店、停满汽车、灯火辉煌的林荫大道。镇上有礼堂、警察局、医院还有几所学校。这些建筑就在我周围，眼前的一切都令我震惊，透过它我依然看到了尘土飞扬的十字路口和酒吧，看到了30年前的布兰福德，依旧栩栩如生，因为在我脑海中它还是原来的模样，从未改变。
按计划周五贝内特有一个手术，是个乳房切除术。我盼着和他一起，看他做手术。给门诊病人看病是略为简单，因为一个人总可以集中精力几分钟的，但他如何在漫长而艰难的手术过程中约束自己？这种手术要求医生一连几小时都保持紧张和专注，而并非几秒或几分钟那么简单。
准备进手术室的贝内特让人大吃一惊。“挨着他你应该好好消毒，”他年轻的助手说，“这是经验。”确实如此。我在门诊处看到的行为在这里表现得更夸张：贝内特的手不断飞快伸出去要摸什么，几乎要碰到没消毒的东西了，比如他自己未消毒的肩膀、助手还有镜子，但是他从来没有真的碰上去过；他还会突然用脚戳戳或碰碰一旁的同事，并且嘴里念叨不止，“咕咕……咕咕……”，像在暗示自己是一只大猫头鹰。
消毒结束，贝内特和助手戴好手套、穿好手术服，来到躺在手术台上的已经麻醉的病人面前。他们简单看了一下患者乳房的X光片，然后贝内特就拿起手术刀，大胆利落地割了个切口，没有丝毫抽动或分神的迹象，然后就投入到了手术中。20分钟过去了，50、70、100分钟过去了，虽然手术常常很复杂，要扎牢血管找到神经，但是他动作自信而顺畅，按自己的节奏进行着，没有看出一点图雷特综合征的迹象。最后，经过两个半小时精细复杂、大费精力的手术，贝内特停了下来，向每个人致谢，然后打了个呵欠，伸了个懒腰。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手术，图雷特综合征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是因为它被压抑或控制了--没有任何控制或约束的迹象--而仅仅是因为手术时没有任何发病的冲动。贝内特说：“我手术时大部分时间里几乎不会想起我有图雷特综合征。”那时他唯一的身份就是一名工作中的外科医生，整个精神和神经组织都与之相协调，变得活跃、集中并且自在，不再具有图雷特综合征的特点。仅仅当手术被打断几分钟，贝内特闲下来需要等待时（例如再次检查手术过程中的X射线情况），才会想起自己是图雷特综合征病人，一想到这个他就马上表现出病症了。但只要一继续，图雷特综合征的症状、图雷特综合征病人的身份都再次统统消失了。贝内特的助手尽管已经认识他并一起共事好多年，但是每次看到这个场景仍然吃惊不已。一个助手说：“图雷特综合征的症状就这么消失了，真是个奇迹！”贝内特本人也很吃惊，脱掉手套后就来问我这个奇迹发生的神经生理学解释。
后来，贝内特告诉我，事情也不总是这么顺利。偶尔，手术期间他会被外界接二连三的打扰分心，如被通知“急诊室里有三个病人在等你”、“某某想知道她能否排到第十个做手术”、“你妻子想让你顺便带三袋狗粮回家”等，这些压力和分神的事情都会干扰他的注意力，中断流畅而有节奏的手术过程。因此几年前他定了个规矩：手术期间一定不能被打扰，一定要保证他全身心投入。自此以后，手术室里再也没出现过图雷特综合征的症状了。
贝内特做手术时奇迹般的表现引出了所有关于图雷特综合征的未解难题和一些深层的问题，如节奏、旋律和顺畅的本质是什么？行动、角色、角色扮演和身份的实质又是什么？图雷特综合征病人一旦处于有旋律的音乐或有节奏的动作中，就会立即从不协调、急速的抽动转变为条理清晰、连贯一致的动作。我曾经在《百老汇的抽搐之王》这篇文章中描写过这种我亲眼所见的转变，随着小雷稳稳的、有节奏的一跃，他能够游过整个游泳池而没有抽动动作，但是一到需要转身回游，即节奏和运动旋律被打破时，他就会突然出现一阵强烈的抽动。很多图雷特综合征患者都喜欢体育，部分原因是体育运动需要的速度和准确性，还因为他们身上无穷无尽的爆发性精力急需释放，但是这种释放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冲动的，是可以被调整形成流畅有节奏的表演或比赛的。
在图雷特综合征病人演奏或应和音乐时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情景。一旦音乐中断，他们身上可能也会出现抽动或停顿的运动和说话方式（很早以前人们知道口吃的人也有这种情况发生）。这和帕金森病人动作的抽搐和时断时续很类似（因此医学上有时也将帕金森病称为运动性口吃）。而这些症状也同样可以转变成节奏性强、旋律流畅的演奏或动作。
这些表现主要关乎个体的运动方式，不牵扯人格、身份这样更高层面的问题。贝内特手术时，我感到他的“变身”发生在基础的追求“和谐性”的层面。在这一层面，贝内特进行手术的动作变得自动自发。虽然每分每秒有很多事情需要专注，但是它们都被整合、规划得天衣无缝，就像贝内特开车那样。一个人的动作已经部分随时间自动化了，所以他才能和护士聊着天、开着玩笑，而手、眼、脑仍能完成技术性工作，准确无误而又不需要意识的力量。
但是在这个层面之上，还有一个高一级的“自我”与之共存，这个“自我”涉及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身份和角色。解剖学（之后是外科医学）一直是贝内特的挚爱，始终是他生命的中心，而在全身心地融入工作中时，他才是他自己-- 一个更深刻的自己。在他穿上手术服，无声地承担起自己-- 一个在工作中出类拔萃的人的身份和保证时，他整个人的性格和举止就变得不一样了，似乎随着这种改变，图雷特综合征也不见了。我认识一个演员也患有图雷特综合征，在他身上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在台下他症状明显，但是一旦表演时进入角色，那些症状就无影无踪了。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更高层面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动作方式的节奏性和准自动化，这个更高的层面就是“人格的本质表现”（只不过它是用精神学或神经学术语定义的）。基于此，只要这种表现持续下去，另一个自我的技能、情感和整个神经系统的记忆就掌控着大脑，重新定义着这个人及其神经系统。这种身份的转变和重构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发生在每天我们从一种角色、一种人格面貌转化成另外一种时：为人父母、职场人士、政党成??、好色之徒或者随便什么角色。但是只有在那些患有神经类或精神类疾病和职业演员身上，这种转变才会显而易见。
这种在非常复杂的神经记忆机制间发生的转变是以“记忆”与“遗忘”的形式被体验到的。因而贝内特在做手术时忘记了他自己有图雷特综合征，（按他的说法“从未想过这个”），但是只要手术一被打断，他就会想起来，然后马上表现出症状。因为在这个层面上，记忆、知识、冲动和行为是不分彼此的，它们就像连成一体似的携手而来、相伴而去。其他情况也类似：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患帕金森症的男人打了一针阿普吗啡来缓解身体的僵硬，几分钟之后他突然一点也不僵硬了，还微笑着说：“我都忘了帕金森症是什么样子了。”
一种有趣的病
周五下午不用上班。贝内特喜欢周五长途步行、骑车或开车，感受盘曲小路或开阔大路展现在自己面前。他最喜欢去一个农场，那儿有美丽的湖泊和一条飞机跑道，不过只有经过一条崎岖的泥土小路才能到达。农场位置极佳，恰到好处地处于湖和山之间，富饶多产。我们一连走了几里地，谈天说地，贝内特边走还边采集植物、研究地质。我们到了湖边后，我在那儿游了个泳，从水里出来时，发现贝内特已经蜷着身子睡着了。他睡着时看上去平静而放松，但是他这么容易就睡着了，还睡得这么熟，真不知道白天他遇到了多少难题，会不会压力大到让他殚精竭虑。我想知道他和蔼的表面之下隐藏了多少东西，在内心深处他需要控制多少，又要应付多少。
后来，我们接着在农场四周闲逛，贝内特对我说，我见到的仅仅是他病症的一部分外部表现，尽管有时看起来已经很古怪了，但绝不是这个病带给他的最糟糕的困扰。真正的问题在内部，是恐惧和暴怒。这些情绪如此猛烈，大有控制他之势，而且来得总是那么突然，让他猝不及防。有时，他仅仅是收到一张停车罚单或者看到一辆警车，暴力的情节就会从脑中闪过：疯狂追逐、枪战、熊熊大火、暴力摧残、死亡……这些场面几秒钟内就会自动演绎完整，然后以惊人的速度掠过他的大脑。他的一部分“自我”不牵扯其中，只是客观地看着这些场景，但是他的另一部分被占据了，被迫采取行动。在公共场合他可以克制自己不爆发出来，但是这需要很大气力，让他疲惫不堪；而在家庭这样的私人场所他就随心所欲了，不会冲着人而是冲着他周围无生命的东西宣泄。我之前看到的那面墙就是他经常用来发泄的，还有冰箱，他会抓起厨房里的任何东西朝它砸去。家里书房雪松材质的墙上遍体都是刀痕。在办公室，他在墙上踢了个洞，不得不在前面摆了一盆植物挡着它。“这么干时下手当然不会轻了。”他说,“你可以认为这是古怪滑稽的，认为是我们受到诱惑异想天开，可我们的病源自神经系统，是无意识的。不过这已深入我们最原始而强烈的情绪中了。图雷特综合征就像皮质下病变的癫痫，一旦发病，你和它之间、你和那种暴风骤雨般的暴怒还有那种来自于皮质下的不假思索的力量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控制的余地，也没有大脑皮层思考决策的余地。人们看到的都是图雷特综合征病人有魔力的、滑稽的或是创造性的一面，还有很多阴暗的地方人们没有看到。你或许要为解答这些难题而奋斗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