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和语言矫正师唤醒了谭普，将她从深渊中拯救了出来（后来她自己也感觉到了），并促使她开始了缓慢的蜕变。很明显她还是处于自闭状态，但是她新生的语言和交流能力像是给了她一个支柱、一些力量去掌控一团混乱的回忆。她的感官系统一直在过度敏感和不够敏感之间来回摇摆，现在开始变得有些稳定。尽管也有退步和反复的时期，6岁时她显然已经能够掌握一定的语言能力，至此她已经跨过了那条分隔像她一样的“高功能”自闭症患者和无法正常说话或自理的“低功能”患者的卢比孔河。掌握了语言，可怕的三组障碍--社会的、沟通的、想象的--开始有些屈服了。谭普开始与其他人接触，尤其是一两个欣赏她的才智、她的特殊并能容忍她的病理--她现在的喋喋不休和不停质问、她奇怪的关注点、她的愤怒--的老师。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真正的欢乐和创造力--绘画、制作纸板模型和雕塑以及“独特的、创造性的淘气方式”也随之涌现。8岁的时候，正常的孩子初学走路时玩的“假扮游戏”已经成为谭普的游戏了，但是低功能的自闭症儿童从来没有达到这一水平。
她的母亲、阿姨和几个老师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在这漫漫的求索之路上，同样关键的是自闭症儿童所表现出来的缓慢发展；作为一种发展紊乱的症疾，随着患者的逐渐长大，自闭症也就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极端，患者逐渐学会更好地与其和平共处。
在学校里，谭普渴望朋友而且她会对朋友推心置腹、完全忠诚（两到三年的时间里，她有一个想象的朋友），但是她的讲话、处事方式有些问题，看上去似乎在疏远他人，因此，尽管他们敬佩她的才智，却从来没有把她视为自己群体的一分子。“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很奇怪，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差异，反而觉得其他的孩子不同。我从来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我不合群。”其他的孩子之间传递着一些东西，一些快速的、含蓄的、不断变化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心意交流、协商以及快速的相互理解那么不寻常，所以她常常回想他们是不是有心灵感应术。现在她意识到这些社会信号的存在；她说，她能推断出来，但是她自己不能解读，不能直接参与到这场充满魔力的交流之中，或者不能想象出其后多层次的千变万化的思想状态。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竭力地想要去弥补，从而把无尽的知性努力和计算能力花在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明白的事情上。这就是为什么她有一种被排挤的感觉，一个外星人。
她15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关键的事情。当时她已经迷上了抓牛的按压槽。教他们科学的老师并没有嘲笑她的这个兴趣，而是认真对待并且鼓励她实际动手制造自己的按压槽。从这时开始，在他的引导下，她对农场的动物和机器到整个生物学以至科学本身都逐渐产生了兴趣。此时的谭普在理解日常语言或者社会语言方面仍存在很大障碍--她仍然不理解暗示、假设、讽刺、隐喻和嘲讽--但是，科技语言让她如释重负。它更为清楚，更为浅显，更少地依赖于含蓄的假设。社会语言对她来说有多难，科学语言就有多简单，这成为她涉足科学的门径。
但是问题并未在此终结，尽管她把自己的大部分才智和情感能量集中到科学上，其他的情绪如紧张、焦急，甚至痛苦仍旧存在。成长为青少年之后，谭普不得不认识到她也许永远不能过正常的生活，或者享受人生的正常乐趣--爱与友谊、娱乐与社会。在这一阶段，对于有天赋的年轻自闭症患者来说，这种意识也许是毁灭性的，这也就是为何不时有人情绪消沉甚至自杀。谭普用一种决绝和奉献精神来对待这一意识：她将一直独身，并且决定把科学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青春期的到来让她明白，不仅她的情感状态，而且其心理和生理的运转都极为脆弱，某些感官刺激、压力、疲倦或者冲突都会轻易地使她失去平衡。尤其当时的荷尔蒙分泌紊乱使得她的情绪总是起伏不定。但是在这段骚动的时期还有一种激情和炽热；只有等她完成大学学业并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后，她才能够自主地平静下来。实际上，她觉得自己不得不这样做，否则身体会自取灭亡。这时她开始服用小粒的丙咪嗪，一种在市面上用作抗抑郁症的药物。在她的书中谭普讲述了这样做的利弊：
对于生活的基本意义的狂热求索消失了。我不再关注某一件事，因为我不再有动力了。在过去的4年中我很少在日记本中写入新的内容，因为抗抑郁症的药品消耗掉了我的大部分热情。激情平息之后，我的工作和……生意逐渐步入正轨。因为我轻松了许多，我可以更好地跟别人相处；与压力相关的??康问题，比如说肠炎，也消失不见了。然而如果在我20岁刚出头的时候能得到这种药物治疗的话，我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成就了。“神经紧张”和注意力是很棒的激励因素，直到它们与压力相关的健康问题一起撕裂我的身体。
读到这里我想到了罗伯特·洛威尔曾经对我说过，他依靠服用锂来对抗自己的躁郁症：“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感觉好多了，更为平静和稳定。但是我的诗歌的感染力大大下降。”当谭普也清楚地意识到为了平静下来所付出的代价时，她觉得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付出物有所值。然而她有时会错失以前曾经感觉到的情感和狂热。
智力发展迟缓的另一个方面也许就是持续的完善社会技巧和感受的能力，在过去的20年里谭普的确一直在做着改善。她告诉我说，10年前刚开始做讲座的时候，她似乎通常并不是在对着听众演讲--她同听众没有眼神交流，事实上她也许正在看其他的方向--而且讲座结束后她也不能回答问题。现在她99%的时间都花在了路上，进行环球演讲，有时关于自闭症，有时则是关于动物行为学。她的演讲风格已经颇为流畅，与听众的眼神交流也增多，有时还会穿插一些幽默的旁白和即兴的创作。她能轻松地回答问题，必要的时候也学会了回避问题。她的社会生活也有所改善，所以最近谭普告诉我，她很享受能与两三个朋友在一起消磨时光。然而获得真正的友谊，欣赏别人的与众不同和独特思想，也许是自闭症患者最难达到的境界。尤塔·弗利思在《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一书中写道：“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似乎并不能掌握达成并保持亲密的双向人际关系的诀窍，然而日常的社会交往还是在他们掌握之中的。”她的同事彼德·霍布森描述过一个聪明的自闭症男性患者：他无法理解“朋友”的含义。然而听完谭普的讲述，我感觉在她40岁时似乎已经掌握了一丝有关友谊本质的真谛。
我们就这样边走边聊将近两个小时，结束了对学校农场的参观，吃个午饭稍事休息。在我看来，谭普很高兴能够停一会儿，不再说话、不再思考。在我的压迫下，谭普进行了近乎猛烈的自我审视（虽然她也强迫自己每日三省吾身，总是在一个非自闭的世界里挣扎，试图去理解自闭症并与其和睦相处）。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从某些方面或者某种表象来讲，谭普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正常性”，然而尽管她有着勇敢和聪敏的一面，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其背后隐藏的依然是遥远与冷漠。“我跟德塔真的很像。”我们开车离开农场时她对我说。同我一样，她是《星际迷航》的忠实影迷，她最喜欢的角色就是德塔，一个机器人，因为没有感情，他对成为人类充满了好奇与渴望。他细致入微地观察着人类的行为，有时也会模仿，但是他最希望的就是成为真正的人类。相当数量的自闭症患者都对德塔有认同感，还有他的前辈斯伯克先生。
B先生一家--那个我曾经拜访过的加利福尼亚的自闭症家庭--也是一样，年长的几个孩子与父母一样患阿斯伯格综合征，幼小的几个则是典型自闭症患者。初次到他们家时，全家的气氛相当正常，以至于我都怀疑别人是不是告知了错误的信息，或者是我自己走错了家门，因为那里丝毫没有明显的“自闭”迹象。直到我住下来，我才注意到那个经常使用的蹦床，有时全家都喜欢在上面边跳边拍手；那个摆满科幻小说的书房；浴室墙上贴的奇怪的漫画；厨房里贴的可笑的指南，“做饭用的”、“摆桌子用的”、“洗餐具用的”，暗示了这些工作都必须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式化的方式来做（后来我才知道这都是自闭症患者间的笑话）。有一次，B太太戏称自己是“濒临正常边缘”人，但是后来才解释清“濒临”的含义：“我们知道‘正常的’的规则和传统，但是这之间真的需要一个过渡。你可以假装正常，学习那些规则然后遵守它们，但是……”
“你可以模仿人类的行为，”她的丈夫插话说，“我却仍然不明白社会传统背后蕴涵着什么。你观察到了表象--但是……”
B先生一家学会了演绎正常的表象，这很有必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生活在郊外，开着车上班，儿子在常规学校就读。但是他们对自己并不抱有幻想。他们很清楚自己有自闭症，而且在大学期间他们相识，彼此之间的那种亲和力和愉悦感注定他们将来要结为连理。“我们仿佛已经认识了百万年。”B太太说。然而他们也很清楚地意识到自闭症带来的问题，对于各自的与众不同他们都抱着尊重甚至是自豪的态度对待。事实上，在一些自闭症患者看来，这种极端的、难以消除的与众不同过于根深蒂固了，他们不得不半自嘲地把自己视为其他族群的成员（“他们用运输工具把我们一起投射到这里。”B一家人常常喜欢这样说），而且他们觉得，自闭症可以被视为一种健康状况，或被诊断为一种症状，但是也必须被看做一整套的生存模式，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或者身份，人们需要意识到它的存在，甚至要以此为傲。
谭普的态度似乎与之类似：她很清楚（只是理智上推断出的）自己的人生中缺失了什么，然而也同样清楚自己的优势--她的注意力、思想深度、真诚、韧性，她无力伪装、坦率、诚实，她怀疑--我也越来越怀疑--这些优势，这些自闭症的积极方面与其消极方面是如影随形的。然而有时她也必须忘记自己是自闭的，体验与他人融为一体的感受，不再被排斥，不再特立独行。
天堂肉类加工厂
我们花了一上午的时间与肉牛在一起，并且计划下午去参观一个屠宰场（或者用该产业的委婉说法是“肉类加工厂”），我们都对肉食有些反胃，所以就点了一份墨西哥餐，里面只有米饭和豆子。午饭以后，我们开车去飞机场，然后乘一架小型通勤飞机去往加工厂。谭普非常希望我能看一看她引以为傲的设计。这些工厂不对外开放以保证安全。谭普几年前设计了这里的设备，现在她的工装裤和身份证上还留有该厂的徽章。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怎么办呢？早上的时候，谭普也想到了这一点，便从她收集的帽子里挑出了一顶卫生工程师戴的鲜黄的安全帽。她递给我，说：“这就行了。你戴起来挺合适的，它跟你的卡其布裤子和衬衣很配。你看起来很像一个卫生工程师。”我脸红了，以前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卫生工程师，并像他们那样行动。”我很吃惊，据说自闭症患者不会玩假扮游戏，但是谭普现在却冷静沉着而且没有丝毫犹豫地把我伪装起来，再偷偷运进那个工厂。
结果，我们顺利地进去了。开车穿过大门的时候，谭普带着一种庄重的自信气质向门卫愉快地挥了挥手，门卫作了同样的回应。“戴上那顶帽子，”我们停车时谭普告诉我，“一直戴着它。在这儿你就是一个卫生工程师。”
在工厂的大楼之外，我们停下来斜倚在圈养牛的栏杆上，然后沿着一条小路向前（这条路是牛需要走过的最后一程）再向上，一道弯弯曲曲的斜坡将我们带到了工厂的主楼--“天堂的阶梯”，谭普这样称呼它。这时我又一次迷惑了。据说自闭症患者不太会运用比喻的手法，反讽尤为困难，但是听到谭普这么直接、严肃的表达，我便不敢确定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了，因为这就是比喻和反讽啊！她曾经听到过这个短语--也许顾名思义，这条路在她看来的确就是如此。在她的自传中她也曾经像这样按字面意思介绍过一个标志物：少年时代，她听到一位牧师引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我就是门；凡通过我进来的必得救赎。”牧师还加了一句话：“在你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扇通向天堂的门。打开它获得救赎吧。”谭普写道：
与很多自闭症儿童一样，任何事情对于我都只具有表面意义。我的思想定格在一件事上，门，一扇通向天堂的门……我一定要找到那扇门……壁橱的门、浴室的门、前门、马厩的门--我查看了所有的门，并否决了它们就是那扇门的可能性。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我们宿舍正在改建……一个小平台从宿舍楼里延伸出来，我爬上去之后发现它就是那扇门！它是一扇通向屋顶的小木门……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溢满心间……爱和幸福感包围着我……我终于找到它了！通往我的天堂的门。
后来，谭普告诉我，她相信人死之后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即使只是宇宙中一种“视觉化的能量”）。由于十分明确动物的感情以及它们类似于人性的“生物性”，她也必须赋予它们某种不朽的力量。
我们沿着被高墙包围的、平缓的斜坡款步前行，牛群也排成一列怡然自得地向上走，他们完全不知道遭到致命的电击而昏厥之后会发生什么。谭普是设计这种斜坡的先驱，在这个行业中她的名字还与弯曲斜槽联系在一起。走上狭窄的过道，透过弯曲斜槽的槽壁察看，谭普告诉我这种斜槽的特殊好处：斜槽能使这些动物避免看到斜坡尽头发生的事情，直到它们到达那里（因此也避免了任何恐惧的情绪）；同时，这也利用了牛群喜欢绕圈的天性。高墙则让牛群避免不安和分神，从而能专心地赶路。
在陡坡顶部的大楼内，动物们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跟随肚子下面的传送带向前移动（这种“双轨制动器”是谭普的另一项发明）。几秒钟后，大脑中被注入空气的动物立刻就死去了。谭普告诉我，相似的程序也可以用在猪屠宰业里，但是一般来说它们是被交流电杀死的，而不是用空气。她加了一条有趣的注释：“一台电击机器”--就像一些精神病医院的设备--“和电昏猪的机器几乎有着同样的参数：大概都是1安培、300伏特。”引线如果有一丁点错位，病人就会像猪一样被杀死或者电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她自己也有些吃惊。
看到电击机器时，我有点害怕，但是她向我担保，对于所要发生的一切，牛群不会胆怯、不会不安。的确，她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如何去除动物们可能面对的恐惧或者压力之上，因而它们可以安静地、平缓地、不知不觉地迎接死亡。但是这整件事情还是让我不寒而栗。在这种地方工作，她，还有其他人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