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程案人员引渡香港
前文说过，1939年4月，程锡庚被抗日杀奸团团员刺杀，最终不了了之。然而，就在此事已被大家渐渐淡忘之际，军统负责杀奸团领导工作的曾澈突然找到祝友樵，要求刺程案有关人员全部撤离，到重庆避祸。当时已是期末，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都是在校学生，所以大家商量后一致决定，等7月份期末考试结束后，再动身赴渝。
7月份，考试过后，祝友樵和袁汉俊、刘友深、冯健美就准备动身去重庆，冯健美的母亲担心这几个孩子的安全，就准备陪着他们一起去重庆。当时，抗日杀奸团的另外一个负责人沈栋，已被日伪监视，为了避祸，也同他们一起撤离天津。
当时，抗日形势非常严峻，重庆又是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所以抗日杀奸团的这几名团员，如果从天津直接去重庆，势必会被日伪组织监视甚至迫害，所以大家决定，先由天津坐船到香港，然后再由香港乘飞机到重庆。
1939年7月24日，英驻日大使与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就程锡庚被刺案在东京达成协议，同意将英国军方捕获的四名军统抗日志士引渡给日本。但无论是日本方面还是英国方面都不知道，被捕的这四个人虽然都是抗日志士，却并没有一个参与过刺程案。而参与刺程案的几名抗日杀奸团团员，在英方和日方达成协议的同时，已经顺利抵达香港，随后，又在军统局香港方面的人员的安排下，乘飞机去了重庆。
这几位抗日杀奸团成员抵达重庆后不久，戴笠就接见了他们，并亲自为他们安排了住处。8月上旬，这几位抗日杀奸团成员，在戴笠的安排下，见到了蒋介石，并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与夸赞。
然而，就在蒋介石接见这几位抗日杀奸团团员后不久，戴笠就向这几位团员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他们去香港，向英国自首，以此来置换被捕的四名军统人员。
这一要求，让这几位抗日杀奸团团员颇感意外，但这一要求并非戴笠拍脑袋想出来的，也不是置抗日杀奸团团员的生命于不顾。戴笠与当时的外交官员再三研究，考虑到当时的英国也是反法西斯的盟国，这几个人自首后，只可能被留在香港或者被送到英国，并不会被送到日本人手里，戴笠才提出这一要求。只待这几人自首后，军统在英国或者香港的特务们再设法营救他们，而被捕的四个军统人员，也可以借由真正的凶手已经被捕而得以释放。
提出这一要求后，戴笠还以保护抗日杀奸团团员的家属为名，派军统特务将祝友樵等人的父母接到了重庆。祝友樵的父亲被军统接到重庆后，被戴笠安排到国民党的一个办事处做职员；而袁汉俊的父亲原本经商，被接到重庆后，依旧做自己的生意。
祝友樵等人对戴笠此举心知肚明，戴笠名义上是保护自己的家属，实际上既是为了他们这些抗日杀奸团团员家属的安全，更是为了以家属们的性命和安全作为交换条件，威胁他们同意戴笠提出的要求。
不久，祝友樵等人去香港自首了，而戴笠也并没有食言，这几人自首后，名义上被英国军方逮捕，实际上被军统驻扎在香港和英国（当时香港是英国的租界）的特工人员保护起来了，连这几人在香港的一切自首手续，都是由军统特务代办的。祝友樵等人，只不过写了一篇刺杀程锡庚的经过的文章交给了英国方面，并说明了有关证据而已。
祝友樵等人提供的证据包括：
（一）祝友樵等人在楼梯口与人搏斗时，遗失了随身携带的左轮手枪，手枪上有祝友樵的指纹；
（二）电影院内写有“程经理外找”字样的幻灯片是祝友樵写的，可以查对笔迹；
（三）祝友樵在楼梯口挣扎的时候丢了一只皮鞋，是右脚的皮鞋，可以通过气味查证。
在安排祝友樵自首时，军统还向各大通讯社和各大报馆发了消息，同时还向报界提供了以祝友樵名义出示的资料和证据。
然而，正当祝友樵等人在香港安安静静地等待被军统引渡回国的时候，天津的日本军方却已乱作一团。
首先是天津发大水，处在天津低洼地段的英租界里水深数米，住在英租界的英国人上街都要坐船，所以英租界里人心不稳。而日本军方为了强迫英方答应他们引渡刺杀程锡庚的人员的要求，竟然封锁了英租界。
其次，8月底的时候，在共产党和军统人员的安排下，一百多名反战的日本士兵集体偷渡天津海河，打算逃离日本军营，结果在海河东堤，与日本宪兵发生了枪战，日本宪兵死亡三十余人，反战士兵死亡十多人。
再次，海河东堤的风波刚刚过去，天津市内的日军仓库又有多处被反战的日本士兵焚毁。
天津的日本人乱作一团，自己军队里的事情都拎不清楚，更没心思去管刺杀程锡庚的事情了。于是，刺杀程锡庚的事情又被日本人搁下了。而英国方面本身又是反法西斯的盟国，自然也不愿意主动受理反日人员的自首，因此几位前往香港自首的抗日杀奸团团员，在香港平安无事地待了几个月后就回到了重庆。他们不知道，他们这一番折腾，倒使他们逃脱了被捕的厄运。
天津抗团遭破坏
1939年秋，军统天津站特务裴吉三投敌叛变。1940年，因为裴吉三的出卖，军统天津站书记及抗日杀奸团总负责人曾澈被捕。
曾澈被捕后，为了保护其他同志，他将平津两地所有的抗日杀奸行动都揽到了自己头上。日本人无奈，只得转换对策，许诺给曾澈高官厚禄，请他来组织亲日的特务组织，由日军提供一切经费，然而还是被曾澈断然拒绝。最后，曾澈在经历了种种酷刑后，慷慨赴死，时年仅27岁。
敌人没有从曾澈身上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就再次询问已经叛变的裴吉三，裴吉三经过再三回忆，想起自己曾经教过一个名叫李如鹏的人如何用枪，于是就带着日本士兵来到李如鹏家。
裴吉三带着日本士兵刚到李如鹏的家门口，就见到了陈肇基、刘永康、华道本和张树林四个抗日杀奸团的团员。日本士兵把这四个人两个两个铐在一起，也没留下人看管，就带人上楼抓捕李如鹏和他的妻子童瑛去了。
当日本兵在楼上抓捕李如鹏和他的家人的时候，楼下四名被铐住的杀奸团团员趁机跑出了大门，到了没人的地方，他们砸开了手铐，然后各自逃回了家，总算逃脱了这场劫难。
而李如鹏和他的妻子童瑛，以及李如鹏的姐姐李荪云都被日本兵抓了起来。
李如鹏被捕后，受尽酷刑，却始终守口如瓶，最后被日军杀害，时年仅25岁。李如鹏的妻子童瑛和姐姐李荪云，被屡次审问，也都守口如瓶，最后日军在无奈之下，只好将二人释放。
曾澈和李如鹏被捕后，天津抗日杀奸团失去了领导人，远在重庆的沈栋不顾自身安全，回到天津领导抗日杀奸团的工作，然而回到天津后不久也被捕入狱。后来天津抗日杀奸团团员高兆武、潘祖莘（北洋军阀财政总长张弧的外甥）、郭卜屿、王德馨、谭国瑞、章文颖、张同珍（北洋军阀财政总长张弧的女儿）等人也先后被捕。再后来，除了高兆武因肺病在狱中逝世，其余人，包括沈栋在内，都在家人的全力营救下得以释放。遗憾的是，章文颖出狱时身体已饱受摧残，回到家中没多久，便病重身亡了。
这里交代一句，张同珍后来与祝友樵结婚，解放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在李如鹏家门口逃走的陈肇基，解放后成为了林业专家，后任浙江省台州市九三学社第一届主委；刘永康则一直在南开大学外语学院任教授；华道本不久就前往中央政治大学学习，后来一直在天津工作，退休后还组织了天津市黄钟合唱团，2004年10月1日逝世。
抗日杀奸团成员转战各地
1942年，军统在贵州组织了抗日杀奸团暑期训练班，训练的内容有情报学、行动学、电讯知识等。暑期训练班结束后，以祝友樵、沈栋等人为代表的抗团成员，向军统提交了一份抗团规划，规划内容主要包括：
一、在重庆成立抗日杀奸团总部，负责人为祝友樵；
二、在安徽界首成立一个抗日杀奸团联络站，由沈栋负责，董言清协助；
三、派张允孚、叶纲骞、陈云标、孙思龙、韦国涛等人去天津工作，天津抗日杀奸团的工作总体由张允孚负责；
四、派杨国栋去北平负责抗日杀奸团在北平的领导工作；
五、派左豹章去东北长春工作，负责发展东北的抗日杀奸团成员；
六、建立昆明、成都、重庆三地的抗日杀奸团联络站。
在这份规划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各联络站只负责保持抗团成员之间的联系，不发展组织，也没有工作任务。抗团工作任务只在敌后的沦陷区开展。”这句话明确表示，抗日杀奸团虽然接受当地军统的领导，但杀奸团只负责抗日，绝对不参与其他政治斗争。
暑训班结束后，这份规划被带到了军统总部，不久，就得到了戴笠和毛人凤的批准。但是毛人凤又在规划的末尾加了一条：昆明、成都联络站必须与当地军统组织取得联系。
后来，军统总部还在重庆贛江街82号的万寿宫内拨出了一间屋子，作为抗团总部的工作地点。
就这样，抗日杀奸团成员开始转战全国各地，继续他们的抗日锄奸事业。
在抗日杀奸团转战各地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个抗日杀奸团的负责人到某地后，租了一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房东问他们是做什么的，那个负责人随口说是税务局的办事处。后来，房东发现租自己房子的人好像不是税务局的人，就报告给了当地的军统局，说这群人招摇撞骗，很有可能是日本特务，弄得当地军统哭笑不得。
抗战末期，军统要求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和同学众多的便利条件，调查各地进步人士和学生运动的情况，并着重调查共产党的情况。很多杀奸团团员因为不愿接受这项任务，而与杀奸团脱离了关系，其中包括田鹏、张启明等骨干团员。
1945年春，军统又命令祝友樵负责调查原复兴社成员、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校长——北平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的侄子吴富恒是否为共产党员。祝友樵对于军统掉转枪口对准中国人的做法颇感寒心，所以不但没去调查，反而通过相关渠道提醒吴富恒，要小心军统的调查。后来，军统又两次命令祝友樵调查其他共产党员的情况，祝友樵都没有执行命令。后来，吴富恒还成了祝友樵的连襟。解放后，吴富恒任山东大学校长，成了中外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和杰出的政治活动家。
在抗战即将胜利时，戴笠找到了祝友樵，一番寒暄之后，戴笠对祝友樵说：“咱们的抗日杀奸团应改名为抗日锄奸团，这奸，应该也包括内奸！”祝友樵听闻此言，微笑着低下了头，没有回答。后来，在抗日杀奸团的会议上，祝友樵并没有宣布将抗日杀奸团改名为抗日锄奸团，也没有提出针对共产党的行动目标，而杀奸团的成员，包括祝友樵自己，也大多与共产党有一定的联系。
1945年年初，军统要求抗日杀奸团全体成员集体加入国民党，祝友樵以人员名单已无法统计为由，拒绝率领抗日杀奸团加入国民党。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杀奸团的成员们自发上街游行，庆祝抗战胜利。
1946年3月，戴笠死于飞机失事，这给不愿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抗日杀奸团一个绝好的解散机会。解散时，祝友樵对所有抗团成员宣布：以后任何人不得以抗团名义继续进行活动。
至此，抗日杀奸团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抗日杀奸团，从开始一直到解散，虽然始终接受军统的领导，但始终没有接受过国民政府的经费支持，也始终没有将枪口对准过共产党、进步民主人士和广大劳动人民。
抗日杀奸团解散之后，极少数成员加入了国民党，大部分成员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还有部分成员远走他乡甚至远渡重洋去读书，后来，他们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据说，现在的“中国海外锄奸团”的主要组织人员和骨干人员就是这些成员的后代。
本书很想给每一位本书中提到的杀奸团员们做一份简历，以纪念他们对抗日的贡献，可惜的是，由于时隔过久，很多团员已经因为种种原因更名改姓，本书也只能给读者们留存一份遗憾了。
谨以林语堂的一首诗结束关于抗日杀奸团的故事：
全书写罢泪涔涔，
献予歼倭抗日人。
不是英雄流血汗，
神州谁是自由民？
三、军统特务遍布中外
